在杭州山环水抱的面面有情中，富有才华的女子，三五成群，饱览大好景致，以灵动之笔书写心中的所思所想所念。清代吴颢辑、吴振械补辑的《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柴静仪”条记载：“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髾蝉縠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徊，自愧弗及。”这里柴静仪、冯娴、钱凤纶等坐着小艇，在西湖游玩，联韵赋诗，别有一番情趣。邻舟游玩的女子，自愧不及。杭州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是好时光，均有独特之处。无论是生活在此的人，还是到此一游的来客，多为此地的风光所陶醉。

家庭的日常熏陶，让她们有了不凡的追求和高远的志向。蕉园诗社的成员大多出身良好的文化家庭。钱二白在为林以宁《墨庄诗钞》写的序中记载了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林以宁谈到“少从母氏受书，取古贤女行事，谆谆提命，而尤注意经学，且愿为大儒，不愿为班、左”。母亲用古代贤女的事迹来教导林以宁，而且高度重视经学，希望她能做学问广博精深的大儒，不要做汉代的班婕妤和晋代的左棻那样的人。班婕妤是班固的祖姑，少有才华，长于辞赋创作，被汉成帝立为婕妤，创作有《自悼赋》《捣素赋》《怨歌行》等作品，多是描写宫廷生活的情形，哀怨动人。左棻是左思的妹妹，擅长诗文创作，才华过人，被晋武帝晋封为贵嫔，创作过《离思赋》等作品。虽然班婕妤、左棻两人都是著名才女，擅长诗文，且长期生活在后宫，但林以宁的母亲却不希望女儿为班、左，而是希望其以大儒自期，无形中寄托着更为崇高的追求。与希望女儿能被选入后宫成为妃嫔的家庭不同，这种观点较为独特通透，不同于流俗。钱二白认为这也是林以宁的自我写照。林以宁在诗歌《言怀》中说“百年穷达尽虚无，惟是文章功业殊。有志愿穷延阁秘，还从闺阁做通儒”，表明愿意做大儒的志向。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其志趣、见识自然不同于一般女子。

夫妻之间的艺文切磋，也在无形中营造着良好的氛围。林以宁的丈夫钱肇修对她的文学创作非常支持，“石臣时出锦囊佳句，属和于余”，两人经常起进行诗词唱和，家庭中有着良好的文学氛围。林以宁在《赠外》中谈到自从嫁给钱肇修之后，两人在灯光之下，共同读书，诗酒唱和，虽然家徒四壁，也不以为意，互相酬唱“逾十春”。后钱肇修到河阳做官，林以宁也随之而到河阳，两人依旧唱和不断。《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谈到她“从宦河阳，退食萧闲，焚香相对，鸾酬凤唱，传播艺林，以为佳话”。林以宁和丈夫的酬唱，在文士圈子里广泛传播，成为一段佳话。徐灿和陈之遴在京城居住的地方，有合欢树一棵，两人“觞咏其下”，咏歌生活中的乐趣，历经寒暑，不曾中辍。夫妻之间文学唱和，是美好的回忆，也是爱情的见证。夫妻合出文集是蕉园诗社成员的一个显著特征。冯娴和钱廷枚有《和鸣集》，毛媞和徐邺有《静好集》，张昊和胡大潆有《琴楼合稿》，这些文字是夫妻之间感情的沉淀，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在此之前的诗社，夫妻共同出版文集的似乎没有这么多，影响力也不及蕉园诗社这么大。林以宁写诗《寄外燕都》给丈夫，勉励丈夫珍惜光阴，努力写文章，奋力做学问，争取做出一流的学问和文章，“富贵不足慕，寸阴真可惜”。徐德音和丈夫许迎年，顾长任和丈夫林以畏，顾若璞和丈夫黄茂梧，也都有互相交流文学、切磋文字的相关记载。这些都为蕉园诗社开展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蕉园诗社的诸位女才子，走出闺门，来到春日的杭城外，西溪、孤山、灵峰的梅花次第开放，传递春日的讯息，怎能不勾起她们心中的诗情画意？夏日微风徐徐，荡舟于西子湖上，分韵赋诗，赏怒放的荷花，看袅娜的柳丝，生活的愉悦，涌上心头。三秋桂子，满城花香，整个城市仿佛沉浸在芬芳馥郁的世界。西溪的芦花，断桥的残雪，南屏的钟声，又陡然生出些许凄凉。凡此种种，皆构成了诸位女子创作的素材。她们不但创作文学作品，还进行文学评论。清代康熙年间刊刻的林以宁的《墨庄诗钞》，由冯娴和柴静仪一起评论，评论文字也附于相应诗歌之后印刷出来。这册呈现着清初女子的创作和阅读趣味的著述，给世人描画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线，具有独特的价值。除了品评同社社员的诗文外，她们还积极扩大着文学圈子，以序、跋等形式传播其文学观念。杭州著名文人吴舒凫（名仪一，号吴山、吴人等）的三位夫人陈同、谈则、钱宜一起评过《牡丹亭》，并以《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为题，于清代康熙年间出版，林以宁、冯娴等为此书作序或者撰跋。这些品评文字让《牡丹亭》在女性知识群体中进一步流行，推动了此书的经典化。吴人的三位妻子，又何尝不是才女呢？她们借助对《牡丹亭》这部经典戏曲的点评，来寄寓心中对美好爱情的期许。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无法束缚她们的个性。“休言女子非英物”，男子能做的文林艺事，女子同样不逊色。钱肇修在给姐姐钱凤纶的《古香楼集》作的序中，明确指出钱凤纶的文学创作“自名一家者也”。毛媞更是把诗歌当成自己的儿子。姚礼《郭西小志》卷十三记载，花下宴集，小姑摘宜男草给毛媞，希望她写一首诗歌，讨个吉祥，以后生个儿子。毛媞笑着说：“诗，吾神明为之，即吾子矣。”视诗如子，正说明了毛媞对诗歌的热爱，对文学的喜爱。林以宁在《赠言自序》中谈到，清代康熙元年（1662）长嫂顾长任（字重楣）已嫁给兄长林以畏，这一年，她8岁，母亲让她们两人结为诗友，于是开始学习写诗。两人在不断切磋中，诗艺得到了很大提高。15岁的时候，她随父亲宦游山西，游历伊洛、盱眙、淮泗等地，登名山，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旷观宇宙，可谓胜游”。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子相比，林以宁的经历可谓独特，对她的成长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这也为她日后成为蕉园诗社的核心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走出闺门，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她们的世界便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生活中消遣的乐趣。竞相展示诗才文才，互相探讨用字用韵，典故的运用，意象的选择，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林以宁在《读表侄媳朱顺成与诸媛唱和诗走笔答赠》诗中，谈到自己曾和朱顺成“花时竞唱雪儿歌，绮阁春深同笔砚”，一起用笔书写描绘杭州城大好湖山胜景。传承杭州的才女文化，成为无意中进行的工作。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才女基因，在她们的时代绽放光彩，不仅不是难于启齿或羞于提起的事情，而是一种有着重大意义的事情。她们要成为文学书写的高手，要把自己的奇思妙想表达出来。在白居易、苏东坡之后，杭州在文学作品中的名声似乎有所下降，很难再找到像白居易、苏东坡这样重量级的作家热情地歌颂杭州。对此，林以宁感慨良多，她作《重种六桥花柳小引》一文，谈到“唐宋之际，西湖甲胜于东南；元明以来，胜事无稽于典籍”。“六桥”是苏堤上的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的总称。元明以来，西湖并非无胜事可写，只是缺乏白、苏这样的人物罢了。湖光如镜，山色含烟，西湖还是那个西湖，吴山还是那个吴山，山水没有变，时代变了，时代中人也变了。抚今追昔，想到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期间，施行仁政，惠及长堤花柳，春天到了，姹紫嫣红，煞是可爱。香车宝马，日日践履在春风之中；属句联吟，尝继踪于修禊。文坛雅事，一个接着一个，成就了无数的佳话。和东坡同游的朝云都成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战乱导致西湖美景不再，“百里樵苏，焦桐供爨”，芙蓉零落，烟草迷离，谁还知道湖堤之胜呢？在她生活的时代，花柳重种，“苏公笑指明湖，越千载而传衣钵；何逊今来浙地，钦昔人而继风流”，西湖恢复了往日的繁华和美丽。遥承前辈的风雅，林以宁也拿起手中的笔，书写湖堤之胜，书写大好风光。林以宁和杭州的前辈才子才女一样，以自己的文学书写，成就了杭州文学的另一个面向，也延续了“绣阁名闺，间生淑媛”。她正是“淑媛”的典范。

蕉园诗社成员张昊，姐妹三人都是才女，都工诗，张昊是三人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不由师授，自出己智。著名文人方象瑛曾为其文集作序，称张昊和杭州才女朱淑真一样，都是负才早殒，抑郁以殁。张昊传承的是杭州悠久的才女文化，独具特色，近体诗歌高雅，绝句秀逸，没有香奁铅黛气。由其留存的作品，大致可以想见闺阁联吟的乐趣和怀思伤逝的感情。顾若璞在《张槎云遗诗序》中对张昊评价非常高，“闺秀之笔，槎云固不欲角须麋丈夫名也”，并赞美其家族“张氏之多淑媛也”。张昊虽是女子，却巾帼不让须眉，不愧才女之美称。张氏一门，多才女名媛，其作品流传后世，受到后人的追捧。清代《钱塘县志》“闺秀”条记载张昊的诗歌清凄苍远，无阁粉泽气，尤其喜欢老庄，志慕学仙，“有《槎云遗稿》行世，论者方之鲍君徽、刘令娴云”。鲍君微是唐代中后期著名的诗人，刘令娴是南朝梁刘孝绰的妹妹，也以诗歌知名于文人圈。把张昊和鲍君徽、刘娴相提并论，正是把她放在了古代才女文化传统中，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张昊的才华确实较为过人，不同于一般女子。

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女性，不但不能通过科举上仕途，或奔赴边疆战场杀敌立功，甚至不能像男性那样较为自由地参与社会活动。然而，这并不能彻束缚到思想观念相对开放的蕉园诗社诸位才女。她们积极地融入社会，参加公共活动。《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称：“渌净幼时尝饰男子装对客，衣上墨沈斑驳，清献公绝爱怜之。”渌净是指徐德音，清献公是其父亲徐旭龄。徐德音在年幼的时候即拥有开放的观念，曾经穿着男装待客，深得父亲徐旭龄的喜爱。

蕉园诗社的女子，拿起笔，一幅幅意境幽远的图画，自然出现在笔尖。她们的思考，她们的感悟，跳跃成一首首分行的情感表达，成就了杭州城的美丽画卷。那些流逝久远的记忆被重新唤醒，在她们的文字里得到新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