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问题的提出

建德记录于地方志最早者，莫过于《严州图经》（以下称《图经》）和《景定严州续志》（以下称《续志》）。《图经》首修于南宋绍兴九年，即公元1139年，重修于淳熙十二年，即公元1185年，是古严州和建德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全书共八卷，现存三卷，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异常宝贵。

那么，为什么《图经》修于公元1139年，而不是此前或此后呢？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首先要从南渡的南宋政权形势说起。

02

1139年：松了一口气的南宋

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是东亚群雄并立的战国时代。占据了中央之国的北宋，在北方面临着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起初，契丹辽国比较强大，女真被其统治；后来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统一女真各部，起兵攻打契丹，屡战屡胜。备受契丹欺负的北宋看到金国的强大，主动与金签订海上之盟，结成反辽联盟，于1124-1125年灭了辽。

不料，金国在灭辽过程中，发现北宋软弱无能，遂有灭宋之意。1125年，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破燕京，占河北、河南等地，渡过黄河，直逼北宋首都汴梁。曾经和金国联盟灭辽的北宋皇帝宋徽宗不敢承担责任，禅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而徽宗在幕后主政，准备南逃。

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金兵东路包围汴京，北宋势如危卵。幸亏京城守御使李纲抵抗得力而未能破城。双方议和，达成宣和和议。金人要求五百万两黄金及五千万两白银，宋钦宗推出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人质，并割让中山、河间、太原三镇。同年秋八月，金兵又两路攻宋，西路军破太原；闰十一月，金兵两路会师汴京，围城一个月后破汴京。1127年春，金兵俘宋徽、钦二帝及大批皇族北去，北宋灭亡，即所谓“靖康之耻”。

1127年既是北宋的终结之年，也是南宋的开端。此年6月12日，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即南宋开国皇帝，史称宋高宗。南宋大部分时间与金朝东沿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八年1138年是南宋政权建立初期的逃难时代。这十年光阴，南宋政权和其皇帝赵构面临着金国的强大压力，不断遭受金兵的进攻，政权未稳，边界未定，战战兢兢，一夕数惊。

▲赵构

宋高宗在位初期面临山河破碎、父兄被虏、生死存亡之关头，无论投降或者不抵抗，赵家天下都要断送，因而，抗金是生死法门，不得不为。因此，赵构高举收复河山的旗帜，重用主战派李纲和宗泽，在汴京一带曾多次大败金兵，局面稍稳。但是，高宗没有对抗金国的决心，李纲不久便被罢免，宗泽则忧愤而死。此后，赵构南逃至扬州。

高宗建炎二年（1128），金国大将完颜兀术又大举南下，高宗一路南逃至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临安二字，或可见高宗之患得患失的心态。1129年秋，完颜兀术继续南下，高宗被迫乘船出海避难。翌年春，金兵回师，途中被宋将韩世忠在黄天荡围堵，损失惨重。从1130年起，宋、金发生富平之战、和尚原之战、饶凤关之战等战役，金国克陕西而不能入川，南宋半壁江山渐稳。在此期间，高宗驾驻建康（今南京）。从1129年到1138年，建康实际上是南宋的首都。与此同时，金国内部出现权争，因此对南宋也不再咄咄逼人。陷入僵局之际，双方都有了议和的意愿。在这种局势下，绍兴八年（1138）正月，宋高宗离开建康，定都临安，开启了临安时代。

从建康南迁到临安，并升临安为都，是有许多原因的。比如说，南京离淮河前线太近，未免不安全。但其中关键原因就是宋高宗内心世界的改变，苟安成为他的主张，议和成为南宋的政策，收复中原迎回二帝不过是幌子而已。同时，他也顾忌在抗金战争中坐大的军队将领会黄袍加身；即使军人忠诚勇猛，可是，万一他们北伐迎回二帝，则自己的皇帝位子不免难保。种种一己之私的考虑，导致宋高宗在1138年任命秦桧为相，向金求和。宋、金双方内部虽然都有主战主和的纷争，但最终还是于1139年初（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达成了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宋对金称臣，每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计五十万匹两；金将河南、陕西之地还给宋，送还宋徽宗棺木及赵构的生母韦太后。

因此，1138年是宋金双方和谈的一年，而协议终于在1139年初达成。这一年时间，是南宋政权稳固、赵构地位稳固的关键的时间点。绍兴协议签订后，南宋半壁天下的局面形成，赵构不再担心其哥哥宋钦宗回来夺走其皇帝宝座，大大地松了口气。定都临安开启了“临安”时代的到来。这就是《严州图经》修纂的关键背景。

03

“临安”时代的到来

北方威胁暂时消除，南方临安或可暂得。正是在宋高宗觉得自己的政权暂时稳固后，有必要对自己领土、人口、物产、风俗做一大概统计和了解，才能因地制宜，因俗而治，使得发迹于黄河流域的赵家天下能够扎根于地理、气候和文化多有不同的江南，因此地方志的修纂随即提上日程。而严州由于其突出的战略位置，修志尤为必要和迫切。

北方媾和后，首都临安暂无来自黄河故地的军事威胁，正面威胁不再；而临安的背面，就是从杭嘉湖平原向南延伸到浙西南的丘陵和山地，地势险要，是历代兵家攻防杭州的必经之地。攻杭州者，必先夺取严州，必先拿下北上的险隘乌龙岭，而后几乎一路坦途，杭州无险可守，防杭州，也必先重兵屯守严州，防止乌龙岭的陷落。因此，严州之战略位置，对于临安和南宋政权之安危，极为重要。

严州和徽州交界，自古山民强悍，民变已有前例，殷鉴未远。徽宗年间，方腊起义，严州（睦州）陷落后，方腊迅速攻占六州五十二县，东南为之震动。严州（睦州）陷落，则杭州无险可守，方腊起义经过便是明证。

此外，严州的物产，是作为首都的临安的资源基地，对于南宋王室和朝廷的物资供应意义尤其重大。新安江—建德江—钱塘江一线水路，自古以来是闽北、赣西、皖南经浙西南到杭州的交通要道，也是物资供应的生命线。参差十万人家，钱塘自古繁华，相当程度上靠的是新安江水路运送的山区物产，如茶、丝、漆、桐、蜜、竹、柴、炭等等。因此，有必要对遭受方腊事变破坏后的严州，进行地理、物产、田地、捐税、人口、交通、官防等各面的情况进行了解和统计。尤其在定都临安后，编撰《严州图经》更具有迫切性。

04

严州：“两为真主兴王之地”

严州（睦州）先是宋太宗遥领，又是宋高宗当年晋封康王时遥领，因此对南宋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具有相当的意义，对于从康王变成皇帝的赵构更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建隆元年（960）正月，宋太祖（960年—976年在位）刚刚黄袍加身登基，诏封其三弟赵光义。《严州图经》其中《太宗皇帝初领防御使诏》记载：“特授光禄大夫、检校太保，持节睦州诸军事，行睦州刺史，充本州防御使兼御史大夫。”

《严州图经》中《太上皇帝初授节度使制度》则记载，“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赵构“特授太保，遂安、庆源等军节度使，进封康王”。《严州图经》中《敕书》和《节度使榜》记录一致。按，宣和三年为1121年，不过，宣和三年十二月则应当到了1122年1月。

因此，董弅在《严州重修图经旧序》特别强调，严州“自唐为军事州，太祖开基，首命太宗为睦州防御使。先帝政和中，悉褒录祖宗潜藩之地，诏升其军为节度，既而出节，少府以授今上尝以亲王遥临镇焉，其后继世，以有天下，实似太宗。盖是乡两为真主兴王之地，其视少康之纶，汉文之代，有不足道，则地望顾不重哉！”在序中，地方最高长官董弅指出严州产生了本朝两个皇帝（太宗和高宗），而高宗未登基前遥领和太宗未登基前遥领此州，以及此后两人成为天子，简直是一模一样的路径。因此，严州“是乡两为真主兴王之地”；而后，董弅进一步把高宗赵构南渡衍续赵宋比作传说中夏代的少康中兴，以及汉文帝在吕氏霸权之后中兴刘氏，一方面称颂了当今圣上，一方面也显示了严州和《严州图经》修订对于南宋和宋高宗合法性的象征意义。

严州为两帝潜龙之处，其意义之重大，民国建德的乡贤王韧先生（光绪癸巳科举人，曾任浙江省临时议会议员）就看得很清楚。他在《重印

因此，1138年南宋初安，1139年《严州图经》这部地方志便已修成，可谓当局极为重视。又，修志过程往往数月，甚至数年，以此推之，当局或在1138年便下令修志。

▲《严州图经》

05

东南交通要道

新安江—建德江—钱塘江一线水路，自古以来是闽北、赣西、皖南经浙西南到杭州的交通要道；而从梅城翻越乌龙岭北上至临安，也是唐宋以来的陆上交通要道。因此，严州战略性的交通位置，在定都临安后，对于南宋意义更为突出。光绪《严州府志》卷三便指出，“宋南渡临安，凡江西，闽广、荆湖、云贵、八番、海外诸国来者，皆取道于此。”也就是说，在南宋时期，海外来朝贡的各国使臣，都要从此路去临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严州图经》也可以看出严州作为东南交通要道的地位。卷二“馆驿”记载建德县的“馆驿”三个。其一“朱池驿，在县西三十里，当衢州大路”；其二即“胥村驿，在县北二十五里，当临安府大路；其三“三河驿，在县南五十里，当婺州大路”。可见，这三个都是最重要的驿站，处在政府的交通要道之上，或连接衢州，或连接金华，而以胥村驿尤为重要，因为它向北联系南宋的首都临安府。“馆驿”还介绍了“万松亭，在州北二里”。据此，万松亭必在梅城往北翻越乌龙岭的必经之地，大概万松亭在一险要之处，从万松亭往南（下）看，松涛阵阵，江流白练。

至于水路，那就更重要了。故《严州府志》“工廨舍”记张村，“有管界巡检司，在县东三十里，管土军一百人”。按张村即在著名的葫芦瀑布对面，位于建德江西岸，可惜1969年已被水淹。笔者母亲小时候经常在那里过渡去对面的坌柏村。小小的一个张村，居然有一百名士兵守卫，目的何在？恐怕一是为了军事安全，二是为了接待来往的官员和使节。无论如何，都说明了新安江—建德江—钱塘江—线水路交通的枢纽地位。唐代诗人如李白、孟浩然等留下关于新安江、建德江和富春江的千古诗篇，旁证了这条水路是当时东南的官道。这条浙西水路，正如浙东的山阴陆道，风景秀丽，人文渊薮，同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1139年修成的《严州图经》和一般地方志的修纂一样，不过就是统计地方田亩、山林、物产、人口、驿道、村落、风俗等等，以供中央和地方核定赋税、贡纳、劳役，同时有助于地方管理和治安防护。但是,《严州图经》在此年的修纂更有其特殊性，也就是严州对于宋高宗帝位的合法性的特殊意义以及严州对于“临安”时代突出的军事和经济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