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今杭州秦汉时所置系钱唐县。后世文献中有作钱塘县者，或为传抄之误，或为以新代旧之误。历史上首先对“钱唐”县名的含义作出解释的是汉末王莽，但主要着意于字面音训。而“钱唐”一词，应该出自于古越语。字面的音训不一定真正解决问题。根据《越绝书》记载的越人用词习惯。“钱唐”应为“钱塘”。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根据“书同文字”的要求，改“塘”为“唐”，遂为“钱唐”。钱唐县名是越文化和中原文化融合的结果。

钱唐县之名，学科分类属于地名学范畴。其中“钱唐”是专名，“县”是统名。统名，属于行政制度范畴，由官方统一确定。

专名“是人们对具有特定方位、地域范围的地理实体赋予的专有名称。”地名专名其语词采自于当地山川形胜、物产资源、历史文化、诗词歌赋、名胜古迹、科学技术、天文地理、水利交通、希冀企求等等，千姿万红。是区域文化的反现。

秦汉钱唐县，古代文献“钱唐”“钱塘”皆各有见，所以首先必须厘清究竟是“钱唐”还是“钱塘”？其二则是解释何谓“钱唐”或“钱塘”？

01

“钱唐”还是“钱塘”

厘清秦汉钱唐县究竟是“钱唐”抑或“钱塘”，主要应该以秦汉时期文献如《史记》《汉书》等为依据。因为时代相同（或相近），原始的档案资料尚存，可供文献著述者使用；也因为时代相同（或相近），该县名在（当时）现实生活当中尚在使用。鉴于上述原因，《史记》《汉书》等文献的记载一般才符合实际。

秦钱唐，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所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东巡会稽，“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是秦钱唐县最早见诸记载。

《史记》卷一一四《东越列传》汉代故事亦作“钱唐”：“楼船将军率钱唐辕终古斩徇北将军，为禦儿侯，自兵未往。”

司马迁为太史公司马谈之子，“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后继承父职，官“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职掌天时星历，皇家图籍”。李陵之祸以后，以中书令（掌传达政令）身份著《史记》。《史记》“据《左氏》、《国语》，采《系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堪称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传体通史。其“钱唐县”之名，当取之于秦朝政府文书及“南游江、淮”时实地所见，可信度毋庸置疑。

▲司马迁

《汉书》中“钱唐县”凡三见。其中卷二十八《地理志》两见：

一为会稽郡属县钱唐：“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

又一为会稽郡属县大末注文：“大末，穀水东北至钱唐入江。”

再一为卷九十五《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传》：“楼船军卒钱唐榬终古斩徇北将军，为语儿侯。”

《汉书、地理志》云：“汉兴，因秦制度”。《汉书》记载作“钱唐”县，无疑证明了秦所置为“钱唐县”；而汉代因袭，亦作“钱唐县”。

除了《史记》《汉书》，吴越地方文献《越绝书》则“钱唐”、“钱塘”并见。

作“钱唐”者，如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云：“秦始皇……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

卷二又云：“汉文帝前九年，会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阴。前十六年，太守治吴郡，都尉治钱唐。”

卷二还云：“天汉五年四月，钱唐浙江岑石不见。到七年，岑石复见。”

作“钱塘”者，如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云：秦始皇东巡“取钱塘浙江岑石”刻制会稽刻石。

又如卷八：秦始皇“巳去，奏诸暨、钱塘，因奏吴，上姑苏台。”

综观文献所载秦、汉钱“塘”县，不难发现有的为传钞所致，有的为以新代旧（或称混用）所致。

传钞之误者，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至钱唐，临浙江”，宋吕东莱《史记详节》“钱唐”作“钱塘”。

传抄之误者又如《越绝书》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秦始皇“治陵水道到钱唐”；“天汉五年四月，钱唐浙江岑石不见。到七年，岑石复见。”而同书在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之中，“钱唐”却变成了“钱塘”。如：秦始皇帝“以其三十七年，东游之会稽。……。取钱塘浙江岑石。……刻文立于越栋山上。……已去，奏诸暨、钱塘，因奏吴。”按照《史记》《汉书》，当以卷二“钱唐”为是，卷八“钱塘”则为传抄之误。致误原因，在于《越绝书》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有好事者或补充资料，或注释文句。由此更增加了传抄之误的概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字乃中原文字，而“塘”字为吴越地区文字，所谓“唐”“塘”正俗字。正字“唐”与俗字“塘”，音同义通，互可通借。而《越绝书》作为吴越地区地方史地文献资料，编撰人员及读者群体以当地为主，贴近吴越民间，改“唐”为“塘”，也可能是传钞当中有意无意而为之。

以新代旧者，亦即以后世之制（唐制）取代前朝之制（秦制），以后世“钱塘”取代前朝“钱唐”。这方面可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为代表。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杭州、钱塘县》云：“钱塘县，本汉旧县也。《钱塘记》云：‘昔州境逼近海，县理灵隐山下，今余址犹存。郡议曹华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塘成，县境蒙利，乃迁理此地，于是改为钱塘。’按华信汉时为郡议曹，据《史记》‘始皇至钱塘，临浙江’，秦时已有此名，疑所说为谬。”

▲《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所引《钱塘记》系南朝宋钱唐县令刘道真所撰，书早亡佚，后世引录者，作“唐”者有之，作“塘”者有之，辗转传抄，各依所本，不足为怪。但如《元和郡县图志》那样从头到尾都作“钱塘县”，连《史记》引文也改作“钱塘县”，那就是以后朝之制取代前朝之制了。因为虽然李吉甫年代“钱唐县”已写作成了“钱塘县”。所以，如果不是版本等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李吉甫刻意改“钱唐”为“钱塘”以新乱旧。

大概因为李吉甫头顶光环的影响，此后如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黄裳《新定九域志》等，其钱塘县下都少不了引用《钱唐记》关于华信筑塘的故事，但是很少用心去区别“钱唐”和“钱塘”的不同，一般多写作“钱塘”。

直到宋代，图书的刊印和发行讲究“精加校证”，“的无一字差讹”。这一较真，就觉察到了问题。如南宋王象之嘉定十四年（1221）初稿、嘉熙（1237—1240）增补的《舆地纪胜》卷二《临安府、钱塘县》即指出：“然自《汉志》至《隋志》并作‘钱唐’。至《唐书志》始作‘钱塘’。又《元和志》引刘道真《钱唐记》云：‘昔邑境逼近江流，县理灵隐山下。郡议曹华信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一斛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谲不复取，皆弃土石而去，塘遂成，因号钱塘。’又《帝都赋》云：‘钱塘置号，因华信出私钱而筑塘。’然《元和志》谓华信为汉议曹，刘道真乃南朝宋人，而以‘唐’为‘塘’，乃始于李唐时代，固有不同处，当考。”

南宋咸淳《临安志》同样认为秦所置钱唐县之“唐”字不应该写作“塘”。该志卷十六《古今郡县表》说“县”云：“钱唐，隶会稽郡。三十七年出游至钱唐，临浙江”。又《考证》云“东汉朱隽封钱唐侯。《注》引《钱唐记》云：郡议曹华信作唐以捍海潮，募人致土石，一斛与钱一千，遂名曰钱唐。《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志》同。按：秦置会稽郡，为县二十六，钱唐居其一。始皇东游已至此，岂待华信而后名？唐字本不从土，旧志引诗曰：中唐有甓。释云：唐，途也。至唐时始加土，后人遂因之。”

总此观之，杭州历史上秦所罝当为“钱唐县”无疑。“钱唐”改为“钱塘”则在唐朝以后。其间文献中出现“钱塘县”，多为传钞之误，或为后人以后世之制取代前世之制。

02

“钱唐”（“钱塘”）的始名时间

钱唐县建县和钱唐命名是两个问题，由于文献没有记载钱唐县的始置时间，“钱唐”的始名时间也难以确定。根据秦会稽郡属县的命名情况，“钱唐”始名于秦和秦前均有可能。

秦会稽郡属县试以24县计，其中秦以前已经命名的越语地名有吴、乌程（菰城）、延陵、秣陵、丹徒、余杭、由拳（长水）、山阴（大越）、诸暨、乌伤、太末、句章、余姚、上虞、曲阿（云阳）、鄞等16个县，几占县名总数的6.6成。由此推测，钱唐之名很可能是出自秦前的越语地名。

03

县名“钱唐”语源

如前所说，“钱唐县”是由专名“钱唐”和统名“县”组合而成的县级政区地名。专名主要反映当地特色。最早对“钱唐”进行解释的应该是王莽。

 1.“莽曰泉亭”与“钱唐”县名 

首先对“钱唐”县名做出解释的当数王莽。

西汉末年，王莽秉政，并将改革郡县制度及改易郡县名称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王莽之所以改易郡县之名，当然因为对原名不满意。不满意必基于对原名的了解。了解必然也牵涉原名的由来。为此，王莽早有谋划。在其执政期间，曾经“遣大司徒司直陈祟等八人分行天下，览观风俗。”又网罗郡国能教授五经及通晓《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小学和医药方术士人数千名，遣诣京师，令其改正前人乖谬，统一异说。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氛围之下，王莽及郡县官吏对于各地的历史文化、山川风土、命名由来，必然着力进行了解，并提出改名建议。《汉书、地理志》所载“钱唐……莽曰泉亭”，意即王莽改钱唐县为泉亭。

“莽曰泉亭”既是王莽们对“钱唐县”的改名，也是王莽们对“钱唐”之名的理解和解释。因为只有理解才知道其不符合新朝要求，知道其不符合要求才会以新代旧，才会以“泉”取代“钱唐”。

所以“泉”字不仅仅只是取代旧名，也反映了王莽们对“钱唐”一词的理解。从这一点讲，王莽或具体改名执行者，可以说是历史上关注并解释秦汉“钱唐”县名称的第一人。因为时在汉末，与秦相去不远，而直汉沿秦名，王莽们所掌握了解的才最有可能是秦代初名的本意。尽管王莽们没有书面陈述，但是改名的结果——泉亭，就是最好的陈述，只不过太过简单而已。

何谓之“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泉，水原也。象水流出成川形。”“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可见“泉”字在古代有泉水、钱币两义，既可以用指泉水，也可以用指泉（钱）币。出土莽钱实物即均作“泉”。但是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王莽新命名的县名中，含有“泉”字的郡县名如调泉、青泉、流泉、顺泉、塞泉、泉调等，分别由汉重泉、魏其、利成、武泉、泉上、泉州等改名而来，其中大多与泉水有关，无泉水者则与江河相关，总之与水资源有关。

钱唐县境的水资源，最显而易见的无疑是浙江和西湖。“浙江”之名春秋战国秦汉均已见记载，但是音韵上与“钱唐”相去毕竟太远。倒是西湖，唐白居易《钱塘湖石记》（一作“钱唐湖”）云：“湖中又有泉数十眼，湖耗则泉涌，虽尽竭湖水，而泉用有余，况前后放湖，终不至竭。”“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可见钱唐湖虽无名泉，但泉眼众多，泉水丰富。

由此推测，“莽曰泉亭”，或与当时当地的泉水、湖水相关。清代杭州人赵一清在注释《水经注、渐江水》所引刘道真《钱唐记》时曾说：“武林水因武林山泉潴而湖，旧湖水通江，后人筑塘以隔江湖。泉与钱通用。王莽改钱唐泉亭。阚骃曰山出钱水，可证也。故湖曰钱湖，江曰钱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暂且不说“武林水”“武林山”之说的是是非非，以“泉潴而湖”，又因筑塘分隔“钱湖”“钱江”而名钱塘，这一因果关系似可成立。

也许西湖地面早已存在名为“钱塘”之类的水体，而且还是该地区的地理标识，所以秦朝政府建县用以为名，正如谭其骧先生所说：王莽改名“其取义于当地历史、山川、风土者仅极少数，大半皆着意于字面之音训。有以音义通而更名者，有以义同而更名者，有以音通而更名者，有以义相反而更名者”。王莽们改“钱唐”之名为“泉”，应该是将秦汉“钱唐”县名理解为以水（包括江河和泉源）为名。唯有如此，既维持了“钱”字音韵，又不失江河、泉源之意，可谓一词而双关。

 2.“钱唐”语源 

但是“钱唐”之名很可能起始于秦前。而如果起始于秦前，则应该是一个越语地名。越语与中原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越语“钱唐”应该是两个不同词义的词组合而成的复合词，各有各的含义。

 关于“钱”字 

如果“钱唐”为秦前已有的越语地名，则“钱”字当为越语译音，发音虽同钱币之钱，其含义却与之无关。北齐琅邪临沂人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有云：“南人以‘饯’为‘涎”。《颜氏家训》所“南人”之“南”亦即“吴越”之地，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浙江钱塘江以北地区，广而言之则包括今安徽、江苏长江以南以及江西、浙江、福建等古越语地区。钱唐县正处其中。

文献记载则反映了吴越地区似乎习惯用“币”字而很少用“钱”字。如《越绝书》卷九《越绝外传计倪》记载计倪云：“夫官位财币，王之所轻；死者，是士之所重也。王爱所轻，责士所重，岂不艰哉！”又如卷十二《越绝内经九术》大夫文种灭吴九术之二云：“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吴越春秋》卷九《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叙述上述故事时，同样也作“财币”，中国历史上，在秦统一以前，各国自制货币，越国主要的货币是青铜块、铜蚶壳、铜戈之类。秦统一以后，实行统一货币政策，才废除了原六国之布币、刀币、郢爱、铜贝等货币，由国家统一铸造黄金、铜钱两种货币，以黄金为上币，名“溢”（每溢二十两），以铜钱为下币（圆形、方孔、有郭，径寸二分，铸文“半两”、“重如其文”，即每钱重十二铢），称“秦半两”。但是秦朝的货币政策并不成功，对吴越地区的影响未必达到了可用以命名地名的地步。

除了“南人”称钱为涎外，中原地区也曾经不以钱为钱币之钱。如许慎《说文解字》云：“钱，铫也，古田器也。……《诗》曰‘痔乃钱鎛。’”又云：“铫，温器也。一曰田器。”（同上，第295页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诗毛传》云：“古田器者，古谓之钱，今则但谓之铫，谓之臿，不谓之钱，而钱以为货泉之名。”

由此推测，“钱唐”之“钱”系乃古越语音译，只代表一个越语地名标识，未知其意。阚骃所谓的“钱水”是个一半音译（钱）一半意译（水）的古越语地名，“水”字吸纳了北方语言中江河泉湖之水的水之意，“钱”字则保留了越语的音韵，但其意未知。

 关于“唐”字 

“钱唐”县名中的“唐”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至南朝宋刘道真《钱唐记》出。

《钱唐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唐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杭州、钱塘县》首先对刘道真说表示怀疑：“按华信汉时为郡议曹，据《史记》‘始皇至钱塘，临浙江’，秦时已有此名，疑所说谬。’”令人意外的是李吉甫竟然没有理会“唐”“塘”的不同，还直接将《史记》中的“唐”字改为了“塘”字。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三《杭州、钱塘县》也引录了刘道真《钱塘记》，也迳直将《史记》中的“唐”字改成了“塘”字。

南宋咸淳《临安志》终于注意到了“唐”“塘”的不同，其卷十六《疆域、古今郡县表》不但加以处别，并且进行了考证云：“东汉朱隽封钱唐侯。注引《钱唐记》云：郡议曹华信作唐，以捍海潮，募人致土石，一斛与钱一千，遂名曰钱唐。《太平寰宇记》、《元和郡县志》同。按：秦置会稽郡，为县二十六，钱唐居其一。始皇东游已至此，岂待华信而后名？唐字本不从土，旧志引《诗》曰：中唐有甓。释云：唐，途也。至唐时始加土，后人遂因之。”

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五《钱塘》亦云：“钱塘之名，按《史记》‘始皇浮江下丹阳，至钱塘’，历代地志亦有钱唐县名，至唐避国号，始加土焉。《辍耕录》谓唐字从土，误矣。至以为以钱易土筑塘避钱湖之水等事，杭志已避其讹。考之《释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带，逼近于钱湖即西湖也，故谓钱塘耳。”

至清初校勘家何焯（1661—1722。江苏长洲即今苏州人）才明确指出“塘”乃“唐”之俗字：“钱唐自秦有此名。以唐为塘，乃俗字耳。注家误信《水经注》，故引此。”

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唐”“塘”正俗字的关系曰：“唐，大言也。引伸为大也。如说《尚书》者云：唐之为言荡荡也。见《论衡》。又为空也。如《梵书》云：福不唐捐。凡陂塘字古皆作唐，取虚而多受之意。”段氏《说文解字注》又于“隄”字下曰：“隄，唐也。唐、塘，正、俗字。唐者，大言也。叚借为陂唐，乃又益之土旁作塘矣。隄与唐得互为训者，犹陂与池得互为训也。其实，窊者为池，为唐障，其外者为陂，为隄。”

何焯、段玉裁所说的“正字”即正体字，“俗字”即俗体字。套用现在语言说，“正字”指官方文书或政府使用的规范化文字；“俗字”指流行于民间的不规范文字。

俗字“塘”字，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地区就非常通行，仅《越绝书》记载即不下十几处，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命名规范。如卷二《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蛇门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为田。”；

“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

又如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

“富中大塘者，句践治以为义田，为肥饶，谓之富中。”

“练塘者，句践时采锡山为炭，称炭聚，载从炭渎至练塘，各因事名之。”

吴越地区以“塘”命名的地名，不独地域分布遍及浙江（钱塘江）东西两岸吴越地区（古越语地区）；时间跨度长，从句践，到春申君黄歇，到秦始皇，乃至三国孙吴时期都有；而且应用范围既包括江河堤坝、海塘等水土工程，并旁及相关江河水系。吴越地区的“塘”字是可与“无”“余”“姑”等同著春秋，堪与中原地区的“堤”字相提并论一大地名特色。

由此推测，“钱唐”之地可能是早己存在的以“钱”为标识的“塘”字越语地名。所谓“蓋塘堰之建甚古，莫能详其时代矣。”容或有之。

秦始皇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其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政权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统一政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之一为“书同文字”，即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在全国推行。钱唐县的“唐”字，当为其贯彻“书同文字”的结果。

而且，秦朝郡县中含有“唐”字的县名“钱唐县”并非个案。恒山郡南行唐县、唐县也都含有“唐”字。

南行唐县（今河北行唐东北），其地原属中山国，赵惠文王三年（前296年）灭中山后属赵，以故八年（前291年）城新城。《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赵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即此。传世战国赵兵器有南行阳令剑，铭文“王立吏（事），南行阳命（令）翟卯左库工（师）司马合，治导执剂”。战国三晋有大小两种“南行阳”圆足布币，裘锡圭释币文为南行阳，并考证南行阳即南行唐。根据兵器铭文和币文，推测赵国尝置南行阳（唐）县，《汉书、地理志》汉制“南行唐县”（《汉书、地理志》云：常山郡“南行唐，牛饮山白陆谷，滋水所出，东至新市入虖池。都尉治。莽曰延亿。”《水道提纲》云滋水入唐河不入虖沱。）当沿袭秦制，而秦则沿袭赵制，但确定以“南行唐”为名在秦。

唐县（今河北唐县），战国时地处于齐、燕交界。战国燕系古玺有“庚都右司马”、“庚都萃车马”等请和“庚都王节瑞”等陶文。“庚，一作唐。”由此可见，唐县之“唐”，战国燕时也写作“庚”，秦始皇“书同文字”后，因其地为“故尧国也”遂以历史名人命名为唐县。

南行唐县和唐县的命名，或可为钱唐命名之佐证。

总而言之，秦钱唐县“钱唐”一词，原本可能就作“钱塘”，是今杭州一带的一个地理实体（或河流、水池及其护堤）的越语地名，但古水体之具体地理位置及其名为“钱”字的含义，均不得其详。惟有“塘”字作为江河堤岸类水工工程的统名应该是明白的。秦置县借作县名，“钱”字取其音译，“塘”字按“书同文字”原则进行规范，改为同音字“唐”，逐名为钱唐县，是一个以古越语地名为基础，夹入了中原秦文化因素的政区地名。改“塘”为“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朝政府在建立国家统一法度方面所做的努力。钱唐县名是吴越文化和中原秦文化的融合，堪称秦代统一国家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