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经堂主人朱遂翔（1894—1967），字慎初。绍兴曹娥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来杭州文元堂书庄当学徒，拜书庄主杨耀松为师。三年满师后，杨派他到海宁、平湖等地收购旧书，朱趁机也为自己收一部分书存着并积累一些资金。几年之后，朱就辞去文元堂职务，办起了抱经堂书局。

抱经堂，取清乾隆杭人卢文弨所刻《抱经堂丛书》而名。创立于民国4年（1915），初设于梅花碑，两年后迁城站福缘路，从一家小店发展成为双开间门面的大书局，并在旧书业经营中独占了鳌头。

抱经堂因书源充沛且多珍善本而闻名全国。著名藏书家崔永安、杨见心、高吹万、徐则恂、汤寿潜、朱瑞以及傅增湘等人都是抱经堂的常客。那时，凡来杭州工作或旅游的文化人士，都要到抱经堂来买善本书。如郑振铎收集的明版《桃花梦》《红拂记》《盛明杂剧二集》、冯梦龙的《山歌》，以及郑氏在《西谛书目》题跋中称之为“未见诸家著录之奇书”的明刻本《昆调乐府先春》三卷，鲁迅在其日记中提到的王希濂刻《红楼梦》等书都从抱经堂购得。

▲《抱经堂书目》

▲《抱经堂书目》内页

抱经堂有四个方面可谓在图书业中居首位：

一、版本书多。

该店经营的宋、元、明善本、名人抄本、稿本达100万卷数之巨，名噪一时。1917年5月，朱第一次经手宋版，在湖州荻港章硕卿家收得《李长吉歌诗集》二本，回杭后经八千卷楼主人丁松生后人丁辅之鉴定，该书确系宋版宋印，非常名贵。后被硖石费景韩看到，出价800元。费转手以1000多元给袁克文（袁世凯子）。抱经堂经手中最名贵的手稿本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后售藏书家叶景葵。自1927年起，王绶珊通过抱经堂搜集到的善本书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王氏耗资四五十万元，藏书500箱，其中仅志书就有2800多种，绝大部分来自抱经堂。瞿良士的铁琴铜剑楼宋版书、北京傅增湘的双鉴楼藏书和邓邦达的群碧楼藏书，也是通过抱经堂收到的。

二、编目最早。

过去古籍书出售，没有定价，都由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成交。民国10年（1921）起，抱经堂仿上海古书流通处的做法，编印古旧书目录，印上书名定价，对残本、缺卷本另出专门目录，方便读者购书。书目一年一期，编印过30余册。以此开创了图书邮购，业务远达东南亚、日本、美国。

三、翻版印书多。

抱经堂不但收书，还收古籍版片，据以印刷出版25种。其中有《榆园丛刊》《唐文粹》《说文韵校补》等。《西湖雷峰塔藏经》也是抱经堂首版翻印的。

四、书店主兼藏书家第一。

抱经堂在20多年书业生涯中，从小本经营发展到拥有20多万资财的大型书店是业主精于书业、勤业守信的成果。朱遂翔在郭东园巷自己住宅中也辟建书室珍藏善本数万卷。

1936年间，余绍宋和张炎夫（幼蕉）先后为朱遂翔藏书作了两幅《抱经堂藏书图》，两图留有马一浮、傅增湘、顾颉刚等20余位知名人士的题词。卖书兼藏书古自有之，但抱经堂主人藏书则有人不以为然，认为由卖书而藏书有违于卖书之业。“勿念藏书之虚名而失卖书之实业”，这是马一浮在《抱经堂藏书图》上题赠朱遂翔的诫语。

1937年12月，日军占杭，抱经堂歇业。一年之后，朱将劫后部分存书运往上海，在愚园路复业，仍名抱经堂，不久又迁店汉口路，后因业务萧条，由其子改营沪江金笔厂，勉强支撑到1949年上海解放。其后因古书无人问津，朱只得将店中数百担存书出售歇业，杭州的存书与藏书也由北京、上海藏书家收购。至此，盛极一时的抱经堂书局结束。朱遂翔于1967年在杭州逝世。朱生前著有《卖书琐话》和《杭州旧书业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