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运动的四个时期说，说明战争与历史的规律是变化发展的。必须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适应将来。抗日游击运动担负的责任重大，单纯的军事家决然不能胜任，国内战争的经验也不能应付全新的战局，必须创造新的斗争方法。日方将中共军队的游击战术归纳为旋磨、隐伏、穿插、偷袭、破坏五种，并提出相应对策，即遮拦、清乡、封锁、堡垒、平毁。为此，抗日游击根据地应包括四大条件：1.强有力的武装部队；2.强有力的指挥战斗；3.比较广泛的人民组织，人民有相当的斗争经验；4.便于利用的相当地势。游击兵团的战略，应经常性保持分散的进攻状态，各部队要积极主动，专力防守则处处被动失败。上级只能给予一般指示，下级要酌情处理，灵活机动。

敌后根据地除对日伪军作战之外，还要应对日益严重的国民党从政治到军事“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引发的磨擦。由于日军只能占据交通要道和大中型城市，许多敌后区域仍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参政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沦陷的苏、浙、皖、闽、赣、鄂、湘、冀、鲁、豫、晋11省区，共有941个县。其中行政主权完整，县境完好的583个县，占62%；县境部分被敌军占领，而县长仍在县城办公的35个县；县境被占，县长依然在乡村行使职权的245个县，占26%；另有23个县的县长移驻邻县，但并未失掉行使职权的能力，其命令仍能到达本县；只有55个县完全被占领，仅占6%。华北沦陷时，国民党军政人员仓皇撤离，留下权力真空，使得快速挺进的八路军迅速在华北一带发展壮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鉴于此，有意留置一定数量的军队不许撤回大后方，在敌后形成国共与日伪犬牙交错的局面。本来应该国共合作对付日伪的态势，受国民党“防共限共”政策的驱使，加之在敌后相互争夺生存空间的现实考量，国共之间的磨擦日益加剧，八路军新四军认为国民党军不打日伪，专门挤压中共，于是也将打顽军视同对日作战。

为了应对严峻复杂的局势，中共中央专门分析了国民党在各区域的防共办法，总结出相应对策，其中一般原则的重要一项就是“巩固边区，巩固和扩大并建立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鉴于国民党在敌后的工作方针主要是偏重防共而不是抗日，旨在破坏与打乱我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除各地区的具体办法外，基本对策是抓紧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即政权工作，巩固和扩大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政治上广泛宣传敌后抗战国共两党不同政策的斗争，争取友军和同情者，依靠群众解决一切问题，从长期抗战、长期合作、长期磨擦的观点，坚决与顽固分子斗争，消灭顽固势力，以利于创立敌后根据地，巩固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0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都要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针锋相对地坚决斗争。“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

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毛泽东1944年5月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

关于华中不敢“委县长”也就是不敢直接建立抗日政权的事，陈毅后来有所说明，主要原因是华中的领导没有吸收华北的经验，而国民党觉得在华北上了当，专门派人留下来，掌控政权，这与华北一度出现权力真空的情况不同，在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机构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只能将“委县长”、建政权的工作分步进行，等力量强过国民党时，再行落实。

鉴于“内战时期，我党不懂得发展生产，也不懂得节省人力，以致后来精力枯竭，不能持久”的惨痛教训，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提醒各根据地注意不要重蹈覆辙。而敌后游击根据地遇到的困难更大，尤其是在日伪军反复“扫荡”“清乡”和顽军不断磨擦进攻的夹击之下，根据地的土地人口屡次出现大幅度下降。为了坚持敌后游击战和根据地，中央采取了各种财政经济行政政策，如厉行节约，规定各区域党政军民学脱产人数与全人口的比例不能超过3%，军队人数与党政民学脱产人数至多为2∶1（即二武一文），实行精兵简政，向外发展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等，并强调尽可能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主力军与地方军数量一般应为2∶1，平原根据地1∶1，一些最困难的地区则全部武装地方化。在严峻情况下，新的方针要适合如下要求：实行真正的全民武装，发展分散的地方的战斗形式，节省民力，发挥原始武器的作用。

在根据地随战争进行而出现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彭德怀把根据地区分为革命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在革命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政党能够公开合法存在的地区，叫作革命根据地。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党的路线正确，革命根据地就能够坚持。即使根据地的游击性增加，性质也不变。游击根据地或是从革命根据地变质而成，或是尚未发展完备为根据地，可能变为敌占区，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从大块根据地变为无数小块游击根据地。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方式有所区别，前者党领导的各种组织全部公开对敌斗争，以游击战为主，兼以有限度的运动战，除反特外，不采用秘密斗争方式；后者有时需要两面政策，完全是分散的游击战，有些斗争具有隐蔽性。通过武工队、游击队的打击，把游击区变为游击根据地，把游击根据地变为革命根据地，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不过，因为分散游击，游击区有时反而大大扩张。革命根据地与游击根据地主要是武装斗争，以创造和保卫根据地，但也注意与改善民生、实行民主的群众运动相结合，注意党的建设，避免单纯军事主义。

中共在根据地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切要的有10项，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十大政策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其中，又以对敌斗争，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最重要，只要“这四件做好了，党就可以巩固”。

四、 抗日民主根据地迎来解放区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很明显，容易被看见，后一个特点比较不明显，不容易被看见。他以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势力增长为中心，说明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

毛泽东把中共在抗战时期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至1940年。武汉会战之前，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不重视，主要进攻国民党战线，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开始重视中共，对国民党改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把主力逐渐转移到对付共产党。国民党逐渐“反共”积极，抗日消极。到1940年，中共党员发展到80万，军队近50万，根据地人口约1亿。这时中共党内一些人犯了轻视日本帝国主义的错误，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运动战为主，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扩大军队。第二阶段是1941年至1942年，日军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连续“扫荡”根据地，使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人员减至30多万。加之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第三阶段是1943年至1944年。中共经过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两项工作，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6000余万，正规军队47万，民兵227万，党员90多万。而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半数降敌，半数被消灭。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战斗力增强，这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这里最为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是毛泽东首次提出解放区的概念。尽管与战场联用，而且同时主要还是使用根据地的指称，却开了与国统区、沦陷区相对应的解放区指称的先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心中的一面旗帜，与沦陷区、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并且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在1944年11月8日与赫尔利（Patrick Hurley）谈话时，毛泽东又明确将中国分为敌占区、解放区和国民党直接统治区，并比较了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巨大差异。

为何会在此时提出解放区的指称，并且越来越多地用以取代根据地的说法，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集中详细的说明解释。一般而言，通过革命领导民族和人民获得解放，是中共的宗旨。所以全面抗战来临前夕中共创办的机关刊物就题名《解放》，先是周刊，后改半月刊，再变成日报。具体到1944年4月，可以注意的语境是，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宣称只有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可以救中国，反对民主自由和共产主义，污蔑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是“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中共则以党内系统地进行一次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以及发起全国性的反中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作为回应。1943年7月23日，刘少奇电示陈毅、饶漱石，要打破对国民党的幻想，并提示了中共政治上对蒋介石国民党火力全开的国际国内背景。电称：

恩来、林彪诸同志已回延安，在重庆与蒋关于改善国共关系的谈判没有获得任何具体结果。蒋在三月间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心目标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并为内战作准备。最近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宣传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调集大军于边区附近，企图压迫我党作城下之盟。……数年来，由于蒋介石顽固派在大后方实行极端反动政策的结果，已经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大大削弱，使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及与人民的矛盾大大发展，现在大后方是民不聊生，民变蜂起，而国民党对之毫无改善的根本办法。如此下去，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力量只有继续削弱崩溃。因此，国民党是否能在将来组织有力的对日反攻，实大成问题。而争取国民党顽固派好转的希望现在也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应在坚持民族统一战线与三民主义的方针下，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尖锐的不怕刺激的批评，应在人民中，在我党我军内部的人员中，扫除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影响，并且极力宣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民族于危亡，以打破人民中甚至党内某些干部中对蒋介石的幻想，和提高我党的威信。

虽然到1944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各地：国共关系已趋于缓和，前此对国民党公开正面猛烈抨击的态度应该改变，宣传上采取和缓态度。可是中共并没有回到全面抗战以来拥蒋的立场。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开幕致辞时，以“两个中国之命运”回应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由此可见，此时中共心目中的“解放”，已经不仅仅是要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解放中华民族，还要从国民党的统治下解放中国人民。或者说，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解放全中国。

为了促成全面抗战，中共虽然承认国民党蒋介石在政府和军队的领导地位，表态拥蒋，可是从不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能够领导抗战到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为此，1937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就提出红军的核心任务是通过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和持久抗战的相持阶段，由“壮气军”地位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同时中共也要在“友党友军区域”“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

这样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但在抗战过程中的确已经逐步实现。1941年3月，中共中央总结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情况，认为是国共力量的大检阅，中共地位提高，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在粉碎日军“扫荡”、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之后，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判断：“现在我党已成了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力量。”

从根据地到解放区，还意味着中国革命即将从农村走向城市。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着重谈了根据地问题。他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一九二七年我们曾经配合薛岳占领了上海，但是随即受到国民党的袭击。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六大至七大我们实际上走了根据地路线，现在也必须坚持根据地。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来农村是供给军队粮食和干部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大城市的。”

1944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更加明确认定：

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

……

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没有这一条件是不行的，那时至少要有大批小城市与若干中等城市在我们手中，并且许多军队还应自己从事生产自给），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

具备了掌握中国命运的实力，中共希望向中国人民展现国共两党带给中国的不同命运，不断比较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民主民生状况，比较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抗日作战的情况，言下之意，就是要告诉中国人民，解放区与国统区是新旧两重天，解放区战场与国民党战场更是天差地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变动，已经可以由中共一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只有共产党可以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并建成民主共和国。

10天前即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展望了1945年的任务，他首先比较了国统区正面战场与解放区的概况：

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

所谓正面战场的节节失败，就是1944年4月至12月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的大溃败，战争进行了7年，国民党军居然不堪一击，一败涂地，让蒋介石痛心疾首，而中共以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战场的现实比照来显示中国未来的不同命运，让他感到空前压力，以至不惜亲自出马制造神话以挽回颜面。相比之下，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1944年11月，解放区已有65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200多万民兵，9000万被解放的人民。1945年要扩大解放区，粉碎敌人进攻，整训所有武装力量，加强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生产，培养干部，加强民主，促成联合政府。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解放区的示范作用，已经体现于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早在1938年7月毛泽东与世界学联代表团谈话时，首先就回答了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的问题，其答案“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边区在抗战的前提下，社会、政治、军事、教育、经济各方面都实行民主制度，也就是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边区的这一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其对于全国的意义与作用，“全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唯一不同的就是实行了民主制度。

作为榜样的边区，既是抗日根据地的典范，又是解放区的雏形。而解放区的提出，有国共力量对比变化的实力支撑，有联合政府的口号引领，更有一系列实际的组织形式跟进。中共中央注意到，“许多人赞成组织中国解放区联合会（不称政府），以便加强解放区工作，影响大后方及沦陷区人民，促进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只是时机尚需考虑。尽管国民党极力封锁消息，“我党及中国解放区在国际上的地位已提高，外交关系之门已打开了”。1945年2月至4月，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相继准备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解放区妇女联合会和解放区青年联合会。

解放区既包括根据地，也包括游击区，毛泽东认为解放区中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开展生产运动，但是游击区能否这样，还缺少证明，《解放日报》关于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于1944年进行了大规模生产并取得极好成绩的报道，提供了确切的证明。“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

由于敌我力量的变化，从1944年起，一些根据地已经能够集结五六个团的兵力攻击日军之薄弱处，而各根据地制订的1945年计划中，解放区的任务变成进攻为主、防御为辅。虽然总体而言尚未到持久战的第三阶段，却已进入相持阶段的后期，开始向战略反攻过渡。

提出解放区的概念，意味着中共已经开始从坚持敌后转向争取领导全国，所以毛泽东在1945年2月谈到大后方党的组织时说：“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三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此言看似肯定大后方党员工作的贡献，更重要的却是将全国看作一盘棋，而中共已经准备下这盘大棋。尤其是中国革命即将从农村走向城市，而大城市都位于大后方和沦陷区，没有三位一体的战略考量，就很难顺利实现转变。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陈毅对此相当敏感，在中共七大讨论时特意提出毛主席报告中着重指出由农村根据地进入城市，这个转变要重视，在思想上要有准备。而且事实上这个转变是突变，是向全国大飞跃，是个新问题，现在可以说完全没有成熟，却已经提上议程，非说不可，建议毛主席在结论中更多地加以解释。因为转变的成败关键就是能否有所准备。

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被认为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光明与黑暗两条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即使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也还面临两个前途，或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即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新老中国的两个前途，意味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只是第一重解放，只有建设光明的新中国，才能实现彻底的解放。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和国际人民的援助，具备了实现希望的条件。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用国民党战场与解放区战场的区分来叙述整个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对日作战的情况，并且将中国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状况分别论述，称解放区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和“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而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则变成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解放区当前的任务，就是解放区的军队向敌占区发动广泛进攻，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同时注意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七大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并说明了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问题，要在准备会议上作决议案，建立常设领导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以免与国民政府对立，但要由会议决议，致电蒋介石，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要解放中国人民，“有些人会骂我们‘称王称霸’，我们就是称王称霸，是称解放之王，称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们解放！”在七大会议的结论中，毛泽东说解放联合会不是政权机构，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但是有发号施令的职权，带有政权机关性质，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预定当年11月召集。

朱德在中共七大所作军事报告标题就是《论解放区战场》，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治方针与正确军事方针的结合，就造成了人民军队，造成了解放区，造成了解放区三三制的民主联合政府，造成了解放区真正的人民战争，并使解放区战场所进行的战争能够取得不断的、伟大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就“建立战略根据地，创造了解放区”。而抗战的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实即解放区与敌人的相持”。解放区的战争，是真正全面的人民战争，没有解放区战场及其与敌人相持的战争，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也很难阻止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现在抗战的重心，是在解放区战场，而不在国民党战场。目前抗战处于大反攻阶段的前夜，“解放区人民的长期英勇战斗及其各种建设，是真正替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造成了可能的基础，是给这种中国大陆上的大反攻做了最大的准备。……在将来的反攻中，解放区战场乃是大反攻的战略出发点和大反攻的最前面的战略基地”。任何人轻视解放区的贡献和实力，必将犯很大的错误。

依据朱德从军事角度论证毛泽东所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国民党和解放区两个战场的论断，解放区战场由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所创造和发展，国民党当局丧失的广大沦陷区，逐步经过中共之手收复，变成光明的华北、华中、华南三大解放区。解放区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形成重要的决定的战略地位，变成抗日的重心。解放区抗战经过三个时期，1937年9月平型关战役到1940年秋百团大战为创造开辟时期，1940年秋至1942年冬为渡过困难期，此后为恢复扩张期，使解放区巩固和加强到空前未有的程度。解放区战场的战绩与展示的力量，与国民党战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战争，是解放区的重要经验。解放区今后中心的战略任务，就是实现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

日本在反法西斯阵营的强大攻势下被迫投降，抗日战争在最后时刻迅速转入战略反攻，国民党蒋介石在外部支持下决心下山“摘桃子”，为此不惜发动内战。中共中央最初确定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加上国统区和沦陷区民众对中共了解不够，为了避免陷入内战旋涡，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中共方面提出的依照现有18个解放区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承认原有民选政府的方案，遭到否定。国民党方面认为解放区的名称也应成为过去，以便统一全国政令。接着中共提出的几种替代方案，均被国民党否决，只能暂时维持现状。后来中共决定关于解放区不再提单独议案，因为按照民主施政纲领政治改革由乡到省实行地方自治的规定，如果通过并实施，解放区问题即迎刃而解。否则只有悬而不决。

谈判无果，双方的政治军事行动不断。中共一方面坚守原有解放区，另一方面积极开进东北，创建新的根据地。前者基本延续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措施，只是所针对的对象由日伪换成国民党军队；后者则因国民党军队占领沿长春路各大城市并且沿北宁路前进，不得不将主要力量放在控制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络点），建设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充实主力，巩固新军，准备大规模作战，只对哈尔滨等个别大城市相机控制，预备以“北满”、东满作为与国民党进行长期斗争所不可缺少的根据地。关于东北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大开会期间就已经十分明确，他认为，“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他觉得中央候补委员的选举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东北的地位如此重要，一旦东北由根据地变成解放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就为期不远了。

历史仿佛再度重演，只是今非昔比，随之而来的解放战争只进行了3年时间，“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就响彻了中国大江南北。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国进入了解放后时代。

从根据地到解放区的渊源流变可见，尽管相对于中国历史的漫长，近代只是短暂的时期，可是近代史上的诸多问题，牵连古今中外的因素繁复，必须更加注意纵贯，不能一味横切。若是设定时限过短，打洞式地深入一点，就难免窄而偏，非但弄不清来龙去脉，当中一截也说不清道不明，仍然不通之至。更为重要的是，指称的不同内涵各异，必须梳理认识背后的复杂史事，才能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脱离事实定义词汇，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可取，因为相同名称可能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同名称却可能彼此相同。事实清楚，意涵才能明显，不至于徒劳无功地揪住脖领想把自己提向天空。

围绕根据地的争议、发展、演化，背后的关键其实就是如何看待城市与农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全国革命的胜利当然不能离开城市，农村不能最终决定革命的成功。可是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决定了建立在广大农村的根据地，必须也有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革命巩固的战略依托。多数根据地的丧失意味着“左”倾路线急于夺取大城市的冒进欲速不达，根据地建设从军事到政治的理论完善和实践完成，在抗日战争时期得以实现。随着中共的力量发展到实力领导地位，从根据地到解放区，不仅是名称上的变更，包含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和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民解放的双重意义，同时也是中共真正开始领导包括城乡在内的全国革命胜利的起点。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