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学校校长办公室任职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证毛体“浙江大学”校名字的组合了，一直到退休以后，仍然在持续考证。主要是查证“浙江”二字，因为“浙江”二字最早是取自毛主席写给谭启龙信封上的，但查阅不到原件。而“大学”二字则是取自毛主席给“北京大学”的题名。我曾向浙江省档案局(馆)胡元潮副局(馆)长、中央第一历史档案馆刘若芳主任、周荣鑫女儿周少华老师、“宁波云”摄影博主等联系，遗憾没有查到毛主席写给谭启龙信封的落处或谭启龙亲戚后人的信息，但姚鸿年教授的回忆文字我觉得是可以采信的。 

一、储静的忆述

储静(1932— ) 

储静，1932年生，上海浦东人。中专学历。1957年初调到浙江大学，任党委书记刘丹的秘书。曾任浙大教务处处长、审计监察处处长、党委办公室主任。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1954年院系调整后的浙江大学从原来的大学路校址迁移到了比邻玉泉观鱼胜景的老和山麓，即现在的玉泉校区继续办学。但上世纪50年代到1966年“文革”爆发，悬挂在大门口的竖式木制校牌，其“浙江大学”校名字有别于毛体字。我曾请教过多位在学校工作的老先生，都不清楚是谁题写的。

2021年11月12日早上，我从玉泉校区校园内打好太极拳回家途中，在求是村53幢、54幢与综合楼之间的路口，适遇储静先生在他女儿陪伴下，从家里出来外面散步。我连忙上前向储静先生问好。我说:“储老师，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一下，当年你在学校党委办公室工作时，你知不知道悬挂在学校大门口的‘浙江大学’校名牌的字是谁写的?”我当即打开手机上的相册，点出了其中一张挂有“浙江大学”校牌的照片让储老师看。储老师不假思索敏捷地告诉我，他说:

“我是1957年到浙江大学党委办公室来工作的，担任了党委书记刘丹同志的秘书。当时，这块校名牌已经悬挂在学校大门口的门柱上了。我问过刘丹同志，刘丹同志说这是请书法大家沙孟海先生题写的。”

虽然我觉得这字不太像沙孟海先生的行书风格，但我想储老师说的，肯定是靠得牢的。

原无线电系顾伟康在校门口留影(摄于1959年或1960年秋冬季，原照由顾伟康自存) 

在校门口的这块校牌前，有1959年或1960年秋、1962年下半年、1963年3月、1965年3月，当年无线电系的顾伟康、电机系的戟锋等人、光仪系的赵田冬等人的留影。

1962年下半年戟锋与几位老艺术队队员合影。左起: 许德荣、戟锋、老队员、老队员、老队员、钟恒富、 乐嘉华(原照由戟锋自存)

光仪系教师赵田冬(左6)与光仪系学生会部分干部沈琴(左1)、吴菊秋(左2)、罗若薇(左5)分别时留影(摄于1963年3月，原照由赵田冬自存) 

数力系、物理系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起:金廷赞、张素素、李明智、刘韵清、朱守礼和她的孩子、范大茵、姚恩瑜、冯树椿、林春土，后排左起:张森、吴方春、叶为庆、梁友栋、陈永华、汤国桢、岳明进、董光昌、管志成(1969年，摄于老和山下浙江大学校门口) 

1970年至1978年左右，大门口就一直悬挂的是一块木制的宋体字“浙江大学”校名牌。据1970年入读浙大化工自动化专业70级的应新法回忆，进校的时候，校门口悬挂的就是这块校名牌了。1972年秋入读浙大化机专业72级的王国瑞提供了一张入学时在校门口的留影。1974年的国庆节、1977年的国庆节，作者都曾在校门口留影，都可见有比较明显的表示时间点的横幅和标语牌。 

化机72级王国瑞在校门口留影(摄于1972年秋) 

作者吴永志在学校大门口留影(摄于1974年10月1日) 

作者吴永志在学校大门口留影(摄于1977年10月1日) 

二、戟锋的忆述

戟锋(1941— ) 

戟锋，原名谢定桥，1941年生，浙江余姚人。教授。1966年毕业于浙大电机系，留校任教。后从事教育技术的研究与管理，兼电视编导。曾任浙大电教新闻中心主任、浙大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国电教协会理事、全国高校工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青年摄影》执行主编。

2022年1月30日(农历辛丑年十二月廿八)，我给戟锋先生发去微信:

“戟老师，祝您和应老师在杭过年快乐康宁!和和美美！万事顺意！虎年大吉！我上次问你，实际上是你说起，你曾在现场看老王(注:即王惊涛)和刘丹同志写‘浙江大学’校名字的情景，不知是什么时候。你有否记录在电脑里可分享。”

我很快收到了戟老师的回复:

“永志：关于校门口校牌之事，我有印象，但没有文字。记得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学校成立了运动办公室。1976年底，我从电机系抽调到运动办公室秘书组工作，周文骞老师是组长，郑维希是副组长，我和陈金海两个兵。那段时间经常为学校领导写有关运动的讲话稿，因此对刘丹同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77年7月，我调党委宣传部任校刊室负责人，其实人还在运动办。估计就在1977年上半年到下半年，看到刘丹同志与老王(注:即王惊涛)在校牌上包上白纸，在上面修改的情景，最后定稿就是下面照片中的校牌，由于效果不是太好，用的时间不长，但具体用了多久就不清楚了!”

2024年8月18日我又征询了戟锋先生:

“戟老师你好！问一下，你和徐裕钧、钱照明、许喜华等在学校大门口的合影，大概是1977年以后的哪个时间段。谢谢!”

戟老师当即作复:

“永志：这张照片是为‘医疗监护仪’研制成功拍摄的，我曾经是这个组的成员，但拍照时我已调党委宣传部及校运动办公室工作。从校牌看，这是刘丹同志与王惊涛的合作，刘丹同志是1978年7月复职的，所以拍照片应该是1978年下半年或1979年上半年，具体记不清了。从背景树木看，估计是1978年秋天。” 

戟锋与同事的合影，左起钱照明、沈福忠(绍兴医疗仪器厂)、戟锋、徐裕钧、吴兆麟、许喜华(摄于1978年秋，原照由戟锋自存) 

无线电专业79级学生任伟泉在学校大门口的留影(摄于1979年10月，原照由任伟泉自存) 

浙大路上新建成的浙江大学校门(摄于1982年1月) 

三、孔繁柯的叙述 

孔繁柯(1924— )

孔繁柯，浙江萧山人。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曾在校总务处工作。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队院校工作。曾任装甲兵装备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装甲兵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副军职。

2019年，我在《浙大校友》第3期(总第87期)看到孔繁柯先生发表的回忆文章，引起了我的关注，全文如下:

“1949年初我在母校总务处工作。这是因为我是浙江萧山县(现归杭州市辖)人，1947年我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在上海等地工作一段时间，因时局动荡，家里不放心，希望我回杭州。当时首先想到的是请母校老师帮助找份工作。在工学院正好见到王国松院长，他说现在政局不稳，系里暂不能进人，但正在组建军管会接管浙大的人选，工学院要有人参与，可以推荐。不久大约在3—4月间，我被电机系黄焕焜老师叫去，让我到总务处报到并引见总务长范绪箕教授，并把我分配到事务组工修股，参与土建水电维修并协助舒鸿教授兼管校车运行。同一组的还有土木专业的严望和王钟燮等同志以及一组土木和水电工人，黄焕焜老师是事务组负责人。

大约在1949年下半年，范绪箕总务长召集事务组成员研究大学路校门上校名更改问题。解放前大学路校门是浙大的主要出入大门，有两个水刷石的门柱，上面都镶有白色大理石板，都刻着“国立浙江大学”六个印刷楷体字。解放了，校门名牌用什么字体成为问题的焦点。

当时浙江有很多名书法家如钱君匋、沙孟海和马公愚等人均可请他们书写，但有人提出用毛主席字体，并说毛主席曾为浙江大学医学院某位名医写过信，用其信封上的字即可，这个意见很容易被通过了。于是请人找到这一信封，其上的字比较小，需要放大到与校门上大理石板相应的尺寸，因为我爱好书法，这个任务交由我完成。那时条件差没有缩放仪，只好用划方格子的方法把字体从信封上放大到合适的大小，交由刻石工人雕刻在大理石板上。由于大理石现成的买不到，而校门上原有的石板拆下来很完整，所以就把旧板的反面磨光刻上了毛主席字体“浙江大学”四个字装回原位，形成了以后的大学路的大门。现在收集到的是1955年化工系华漱芳校友和同学在校门口的留影。

从以上所述可以肯定“浙江大学”四个字是毛主席所书写的，但不是他专门为浙江大学的题名。现在我记忆最清楚的是字体放大，因为花了我不少时间，还作废了几份。工人刻完镶嵌到门柱上效果还不错，当时年轻的我很得意。” 

四、姚鸿年的忆述 

姚鸿年(1929—2013) 

姚鸿年，江苏常熟人。教授。1952年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留校任教。曾任材料系金属材料及热处理教研室副主任，浙大中心实验室X光电镜室主任。

刊登在《浙大校友》上的孔繁柯先生的回忆，与姚鸿年先生的回忆在时间点上有比较大的出入。孔先生在文中说，现在收集到的是1955年化工系华漱芳校友和同学在校门口的留影，并在留影的文字说明杭州市大学路上的浙江大学校门已换为毛体的“浙江大学”。我估计孔繁柯先生70年后对毛体“浙江大学”字样的记忆，可能会模糊或有出入。因为他1949年下半年由他经手的取自毛主席为浙江大学医学院某位名医写过信的信封上的字，他可能记不清什么样式了，但不可能与1950年3月17日毛主席题写“北京大学”的“大学”二字一模一样。因为与他在《浙大校友》上提供的1955年华漱芳校友和同学在校门口的留影，其门柱上“浙江大学”校牌“大学”二字，已经明显是取自毛主席题写“北京大学”的“大学”二字了。所以，采信姚鸿年先生回忆1952—1953年间由他合成毛体“浙江大学”的事实比较可靠。

姚鸿年教授回忆毛体“浙江大学”校名字的由来

2009年我曾经向缪进鸿先生请教，那时缪进鸿先生正在做一个重大课题《中外杰出人物群体比较研究》，与我有比较多的联系。他告诉我:“你可以去问问姚鸿年先生，这件事是他经手搞的。”于是，我到了姚鸿年家去作了比较详细的采访。根据姚鸿年教授口述，我整理成了文字，于2011年1月10日下午又送到求是村姚鸿年教授家里，请姚鸿年教授审阅。他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并当即在文字打印件上签了名。全文如下:

“那是1952—1953年间的时候，浙江大学的校址还是在杭州城区里的大学路。有一天，时任浙江大学第一副校长的刘丹同志，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给了我两样东西。一个是有“北京大学”字样的印刷品，还有是一封信件。这是一封毛主席写给当时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的信。刘丹校长告诉我，要我从毛主席写给谭启龙的信中取“浙江”二个字，再从由毛主席题写“北京大学”的校名字上取“大学”二个字，组成“浙江大学”四个校名字。当时，我在金相实验室工作，刘丹校长要我把字取下来的意思，就是委托我用照相机把毛主席分别写的“浙江”“大学”的字翻拍下来再拼起来。我记得刘丹校长说，他曾商请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乘赴京开会之便，面请毛泽东主席为浙江大学校名题字，因一直没有机会，这个事情没有办成。于是谭启龙同志就建议刘丹同志，把毛主席写给自己信中的“浙江”两字与毛主席为北京大学校名题写的“大学”两字拼成“浙江大学”四字。毛主席给谭启龙书记的信是竖写的。信的内容我也没有细看，只知道信的内容好像是关于办工农干部学校，招收调干生的事。刘丹同志特别关照我，这是毛主席亲笔的信，信的内容是不能传出去的。当时我拍的时候，刘丹校长就在他的办公室里等我。我一拍好，就马上把信件送还给了刘丹校长。刘丹校长也马上把信件还掉了。当时照相底片是玻璃片的，我冲出来后，又印成在放大纸上。就这样，我反复调整了“浙江”和“大学”字体大小的比例，最后合成了“浙江大学”四个字，交给了刘丹校长。那时，学校就用毛体的“浙江大学”字制作成了让师生员工佩戴的校徽。”

五、毛体“浙江大学”校名字的定型

2021年12月11日，我发微信给时任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曾任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的马建钧先生:

“2005年11月23日你带领我们参观北京大学校史馆时，我看到背景墙上，毛主席为“北京大学”的题名，十分感慨。不知道毛主席是上世纪什么时候给北京大学题名的，请你帮助能提供原件的扫描件(不是黑白的复印件)吗。最好原图发送。麻烦你了。谢谢!”

2021年12月12日马建钧先生回复:

“吴老师，早上好！1949年12月12日，北大校务委员会给毛主席写信，请毛主席题写“北京大学”新校徽。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毛主席在苏联访问。1950年3月17日，毛主席题写了‘北京大学’四字。 ”

毛泽东主席为北京大学题写的校名字(由北京大学档案馆提供的影印件) 

我自小喜习书法美术，是书法美术爱好者，尤其在平面图案设计方面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大量作品。1982年至1992年，我曾经在校长办公室工作，期间在韩祯祥校长、路甬祥校长领导下，曾编辑、设计过《浙江大学》画册和许多介绍浙江大学的宣传资料以及设计过“浙江大学”红底白字校徽等，其上许多封面以及校徽的“浙江大学”字样，都是我手绘黑白稿的。特别是在路甬祥校长主持下，我设计的现今浙江大学校标，经全校公开投票征求意见，并经1991年1月31日校务会议审议获得正式通过。

“浙江大学”校名字和浙江大学校标，体现的是浙江大学的文化和形象，也是师生员工和广大海内外校友对浙江大学的认知。 

定型后的“浙江大学”校名字广泛应用于画册、信封、信笺、贺年卡、照相册、日记本、纪念章、钥匙扣等

1984年时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张镇平交代我任务，负责编辑比较全面介绍《浙江大学》的书册，作为学校领导外访时和嘉宾来访时资料介绍、交流之用。据我所知，这本《浙江大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资料系统翔实、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反映浙江大学全貌的印刷品。介绍了学校行政组织、概况、教职工与学生、系和专业、科学研究机构、有关规则与条例等内容，32K，220页，铜版纸印刷。当时，我在封面和扉页上，选用了学校教务处编印的学校各专业课程设置资料上的“浙江大学”字样。我曾经多次咨询过有关老师，知道是合成毛主席书写的字体，但没有找到具体的出处。

1986年，学校为庆祝浙江大学建校90周年，组织了有关人员着手编辑《浙江大学》画册，我是参与者之一。同时，也为配合庆祝浙江大学建校90周年活动，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字内容的撰写、有关资料的汇辑、装帧图案的绘制等，精心设计制作了《浙江大学》工作日记本，作为纪念品之一赠送给莅临庆典的嘉宾和全校教职工。

此前，因为原先“浙江大学”毛体字是两部分合成的，在风格上笔触上不是十分的连贯和统一。1986年，我在原字的基础上，在手绘黑白稿时，对每一个字都作了整体性细微的修正，并调整了每一个字的稳定性与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字与字的间距，也尽可能有书写过程的规范和行笔的态势，最终使二部分组合的“浙江大学”四个毛体字在视觉上达到协调、和谐、统一。这以后，学校就确定了它的唯一性，并设计在浙江大学校标上。

吴永志设计的浙江大学校标和定型的毛体“浙江大学”校名字

在路甬祥校长任上，他非常重视校园文化建设，包括校训“求是创新”如何制作成大体量的字在校园内适当位置的置放，要求把“浙江大学”校名字和浙江大学校标统一应用于包括铭牌、信封、信笺、工艺品、印刷品、文化用品、招生介绍、新生录取通知书、校车等，以及学校进出的大门，且具有唯一性，等等。 

1989年9月，路校长授权我，要我负责拆除当时学校大门上的“浙江大学”字，重新制作当时已经定型的“浙江大学”字。9月4日，我与学校技术劳动服务公司副总经理鲁连忠联系，告诉他学校大门口的校名字准备重新安装，询问他哪家单位可以制作铜质立体字。后来鲁连忠告诉我，有一家叫康乐服务部的单位可以制作，并给了我联系的电话号码。9月8日，我向基建处联系，商借了可移动的登高梯，测量了大门上方水泥横梁的长度和宽度。9月9日，康乐服务部派了一位业务经理到我办公室来，我与他具体磋商大门上方制作安装浙江大学校名字的事宜。我根据学校正大门上方横梁的尺寸，反复设计“浙江大学”四个字的合适大小和置放的位置尺寸，并画成了设计稿，要求康乐服务部能制作成有一定厚度的抛面铜质字。经前期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康乐服务部的加紧制作，9月25日，康乐服务部派工程人员带着加工好的校名字来到大门口。我一直在大门口现场协调督工。他们先把原先用水泥石灰做成的字一一敲掉刮刷干净，再按照我提供的图纸，把四个字一一定位。安装过程比较麻烦，限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正面抛光的铜质字是用铜板按照字的笔画形状一个个敲打出来的，背面是空形的，总体上看，加工还比较精细的。要把字固定在横梁上，要用木桩和膨胀螺丝先打好，再一个个套上去，固定住。直到下午近4点，终于把崭新的“浙江大学”铜质字安装上去了。9月26日，我请学校后勤部门对横梁作了清洗。直到为了庆祝浙江大学建校100周年之前的1996年，学校改建了校门，沿用了已经定型8年的“浙江大学”校名字与横梁一体改为了石质浮雕。

浙江大学浙大路上新建成的校门（摄于1996年10月17日）

2007年10月，我和技术人员一起，应用CorelDRAW软件，非常精细地制作了“浙江大学”四字和浙江大学校标，提供给了当时校长办公室信息科的吴颖骏，由他挂放到学校服务器办公网上延续至今。 

     附：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24）。本文作者吴永志老师系浙江大学档案馆原馆长，《浙江大学馆藏档案》刊物即由吴永志馆长于2006年亲创。吴永志，1950年生，浙江宁波鄞州人。教授。197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留校任教；1999年浙江大学研究生课程结业。曾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分团委书记、校长秘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档案馆馆长；兼任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理工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本文系吴永志老师花费大量时间，做了大量考证而成，特此鸣谢。

吴永志在浙大路浙江大学校门口留影（摄于1989年10月1日）

  本文原载于《浙江大学馆藏档案》（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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