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作为杭州（临安）历史最为耀目的一部分，被广为传颂，现在对吴越国的评价，包括对其创立者钱镠的评价几乎一边倒，似乎没有瑕疵，或者即使有瑕疵也不讲。这并不客观。吴越国的创立者钱镠确立“事大”原则，尊奉中原王朝为正宗，功莫大焉。然而，如果把钱镠与曹操相提并论，并且认为其“承受着一千余年的误解和非议”，可能说得过于绝对了，笔者不敢苟同，因为这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不利于对吴越国的科学认识。我们认为，吴越国及其历史文化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地位、作用和影响也只能放在这个维度中予以考量。

吴越国是一个政权，其产生和半个多世纪的存在均与后唐之世的普遍混乱有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镠建立吴越国，有保护一方百姓免受战乱侵扰的客观需求，在其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也的确为江南一军十三州百姓赢得了喘息的和平生存空间。在十国当中，吴越国的经济、文化建设等各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为后来中原王朝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毋庸讳言，任何一家封建王朝皆有其弊、其疴，因此也必然招致当世或后世的批评。这是极其正常的。欧阳修的批评便是如此。

▲欧阳修

应该说，与《旧五代史》相比，欧阳修补充了更多有关十国的资料，对十国的历史也更加重视，采取的态度也更加客观，而少了《旧五代史》中浓厚的正统意识。从其对十国的一个总的概括中，不难看出他对十国的鄙视态度还是相当明显的：“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髠盗贩，衮冕峨巍。吴暨南唐，奸豪窃攘。蜀险而富，汗险而贫，贫能自强，富者先亡。闽陋荆蹙，楚开蛮服。剥剽弗堪，吴越尤甚。牢牲视人，岭蜑遭刘。”可看出，其鄙视十国，而对吴越国尤甚。

从现存史料可知，在宋人对吴越国的批评中，以欧阳修的批评最为激烈。如果考虑到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的惜字如金，与不喜术者、预言、谶纬、祥瑞等记载，人们会对他耗费大量笔墨描绘术者对钱镠光明未来的预言感到惊讶。这无疑是为了他下面的评论而来的：“天人之际，为难言也。非徒自古术者好奇而幸中，至于英豪草窃亦多自托于妖祥，岂其欺惑愚众，有以用之欤？盖其兴也，非有功德渐积之勤，而黥髡盗贩，倔起于王侯，而人亦乐为之传欤？”

在五代十国历史上，各政权统治者利用术者、谶言、祥瑞为自己造势者不胜枚举，因此，这篇议论并非单指钱镠一人。然而毫无疑问，这是直接指向吴越王室的：“考钱氏之始终，非有德泽施其一方，百年之际，虐用其人甚矣，其动于气象者，岂非其孽欤？是时四海分裂，不胜其暴，又岂皆然欤？是皆无所得而推欤？术者之言，不中者多，而中者少，而人特喜道其中者欤？”言辞之激烈，令人咋舌，特别是考虑到当时钱氏子弟在北宋朝堂占据重要位置的情况之下，就更显得非同寻常。

▲《新五代史》

欧阳修对吴越国的批评集中在两点。一是赋敛苛重，虐用其民。他认为，十国之中，“剥剽弗堪，吴越其尤”，仅比“牢牲视人”的南汉略好些。“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已则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二是曾经改元，甚至很可能称帝。“然予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闽、楚、南汉诸国之书，与吴越王老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则知其尝改元矣。‘辛卯’，长兴二年，乃镠之末世也，然不见其始终所因，故不得而备列。钱氏讫五代，尝外尊中国，岂其张轨之比乎？”虽然欧阳修曾经怀疑吴越王钱镠想称帝，但并未找到证据，只能证明它曾经改元。改元事大，攸关忠奸之辨，这无疑触动了钱氏子孙的神经，他们对欧阳修的说法一再进行驳斥、辩解，责其“厚诬君子”，甚至声称欧阳修是因与钱惟演结怨才诋毁吴越王室的。

揆诸史乘，钱惟演为人趋炎附势，攀附丁谓，诋谤寇准，为时论所鄙，在宋人所撰笔记中多有揭露，但欧阳修对之却并无不敬，不但于《归田里录》无贬辞，而且在《上随州钱相公启》《过钱文僖公白莲庄》等诗文中对他赞誉有加，“每与同僚叹公子之纯德也”，“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贤”。且欧阳修为人光明磊落，当不致以私怨诋毁吴越国。

欧阳修出生于南唐故地，其家族在南唐李氏时为庐陵大族。而南唐与吴越为国。虽然相继归宋，但在南唐故地，难免流传对吴越国不利的言论与证据。欧阳修对吴越国的观感，或多或少会受其影响。关于赋税重问题，在五代十国人的说法中便可以见到。如当时与吴越国敌对的南唐人认为：“两浙钱氏偏霸一方，急征苛惨，科赋凡欠一斗者，多至徒罪。徐场尝使越，云三更已闻獐鹿号叫，达暑问于驿吏，日乃县司征科也。乡民多赤体有被葛者，多用竹篾系腰间。执事者非刻理不可，贫者亦家累千金”，“刮地重敛，下户毙踣”，《旧五代史》亦称钱镠“穷奢极贵”，线元瓘“奢僭营造，甚于其父”。曾在雍熙年间任苏州长洲县令的王禹偁对吴越国的情况较为熟悉，认为“钱氏据十三郡，垂百余年，以琛赆为名而肆烦苛之政，邀勤王之誉而残民自奉者久矣。属中原多事，稔小利而忘大义，故吊伐之不行也。洎圣人有作，钱氏不得已而纳土焉。均定以来，无名之租息，比诸江北，其弊犹多”。而与钱惟演相唱和的杨亿也不讳言“钱氏窃居之际，头会箕敛，民不堪命”。

苏耆《闲谈录》记载钱镠有其国时，规定在西湖捕鱼者每天须交纳数斤鱼，称为“使宅鱼”，“其捕不及额者，必市以供，颇为民害”。《十国纪年》称钱镠“居室服御，穷极奢靡，末年荒恣尤甚。钱氏居两浙逾八十年，外厚贡献，内事奢僭，地狭民众，赋敛苛暴……”《续资治通鉴长编》与欧阳修、刘恕的记载相近。黄伯思言“予家吴中，每闻故老言，钱氏有国时，赋厚役丛，民不堪生。今所营梵宫，修楹穹极，绵亘林壑，它所兴为率称是，宜若不能长守”。《咸淳临安志》：“钱氏擅二浙时，总于货宝，夭椓其民，民免于兵革之殃，而不免于赋敛之毒，叫嚣呻吟者八十年……”吴越王钱弘俶纳土归宋之后，太平兴国三年（978）范旻上言：“（钱）俶在国日，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箒之属悉收算。欲尽释不取，以蠲其弊。”王永“悉除无名之算”，整顿田赋。

凡上种种，说明吴越国苛捐杂税是存在的。封建社会体制下，有着尽人皆知的原因，这一点无须粉饰，不可能存在一个不向百姓征收苛捐杂税的政权。而较诸十国政权，对吴越国而言不仅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并且这些原因可能由于如下境况而更为突出。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是庞大的军费开支。虽然吴越国八十年历史上基本处在一个和平环境中，但在钱镠建立霸权之初、钱弘佐时期和钱弘俶时期，各有大小不等的战事，有的历经数年，无论人力、物力抑或财力，消耗无疑都是巨大的。其次是对中原王朝的贡献。吴蜕在《镇东军监军使院记》载钱镠“以国家经费为忧，勤修职贡，航深梯险，道路相望，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当朝廷多事之际，无帑充给，实有赖焉”。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也说吴越国“常奉中国不绝”。最后是钱氏吴越国的奢靡作风。虽然也有不少表扬吴越国“仁政”之论的，但多以《吴越备史》之类的记载为主，而《吴越备史》《钱氏家话》与《钱氏家乘》皆出自钱氏子弟之手，有所讳言是可以想见的。甚至于，即使《吴越备史》也曾记载钱镠“大会故老宾客，山林树木皆覆以锦幄”。钱易《钱氏家话》中亦有所记载：“镠公宴不贰羹胾，衣必三澣然后易。”

或以为欧阳修对吴越国的批评盖出于其“偏见”，其说辞恐怕站不住脚。吴越国在干戈扰攘的五代十国，既要应付战事，又要贡献中原朝廷，又需大兴水利、频繁营造城池，还要供应钱氏宫室的奢靡生活，百姓的负担自然不会轻。只是这与纳土归宋的功勋相比，显得更为次要罢了。诚然，这并不是一个多么新的问题。围绕吴越国的评价及其争论一直在进行着。尤其是，拥有吴越国文化传承者身份的人们，出于情感等因素，期冀吴越国及其创建者美好如玉，其心可鉴。其实，愈是尊重史实，愈是有利于今人对吴越国的理解，因为没有人会对一个古代政权求全责备。而这种争议的存在，恰恰说明对吴越国史的研究还不够系统、不够深入，吴越国文化的整体风貌还不够清晰，未来尚有很大的努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