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日，我三野七兵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军以雷霆万钧之势紧逼杭城，一路上，残敌望风披靡，一触即溃，杭州获得解放。

准备接管浙江的南下干部纵队，在抵达镇江市郊新丰镇时，前方传来杭州解放的捷报。顿时，群情振奋，谭震林、李丰平等领导同志率部快速向杭城进发。我和一部分同志在5月4日凌晨1时许乘上缴获的军用汽车，日夜兼程，赶往杭州。由于公路路面损坏严重，不得不走走停停，而且多处桥梁被敌人撤逃时破坏，往往要绕道兜圈子，有时沿途还有残敌散兵向我车队打冷枪，使前进的速度大受影响，直至5日午夜才进入杭城的湖滨。

▲杭州解放

国民党浙江省会警察局设在太平坊巷。王芳同志在七兵团进城时，已以军代表的身份带了几个保卫部的干部进驻省会警察局。李丰平同志亦在我们以前到达。5月7日，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下设公安部（市公安局的前身），由李丰平同志任部长，王芳、陈伟达同志任副部长。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当时，公安部的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取缔非法武装、散兵游勇的活动；管训、甄别敌伪各机关人员，并进行登记审查；以及追查谣言，恢复交通、消防、防空、治安管理等工作。

军管会公安部初建时，工作人员来自“五湖四海”，主要是部队的保卫干部，陆续南下的地方公安干部和干校学生以及少数地下党员，共约200余人。后来，在接管过程中，根据工作需要，经审查考核，留用旧员警数百人。公安部本部设1个接管委员会，秘书、治安、侦察3个处，1个直属的审讯科。还管辖8个分局，1个县局（杭县）。解放伊始，社会情况复杂，公安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相当繁重。我们又缺乏对大、中城市的管理经验，基层组织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敌特分子的捣乱破坏，要应付这样的局面，确实感到干部力量不足，困难重重，只好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地紧张工作。有些突击性的任务就采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不分职务和岗位，都听从部领导的统一指挥，积极参加战斗。

当时，我只在秘书处工作了半个月。在这十多天里，除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外，主要精力是参加陈伟达同志主持的对国民党省会警察局的接管工作。

我军进入杭城时，国民党的省会警察局局长傅肇仁等已逃往宁波、舟山，该局副督警长马瑞文在解放前夕已同地下党接上关系。该局及各分局的一些员警，在打入五分局的我地下党员蔡公望同志的活动下，基本上被稳住了，仍在维持社会秩序，同时保护机关档案、财物以及武器弹药等。我们向各分局分别派出了军代表，在接收前，研究确定了接管方案，首先采取集中开会和个别谈话的方法对旧员警进行形势和前途的教育。5月12日，公安部发布命令：正式宣告解散浙江省会警察局及各分局，着令听候接管，办理移交。次日上午，召开了警察局职员以上、分局局员以上的接管工作会议，宣读命令，进行训话，布置交换办法。总之，接管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接管后对员警予以登记审查，通过看档案和谈话了解，清理了安插在警察局的军统特务分子，接着组织旧员警学习1个月，最后除一小部分留用外，多数被遣散。

接管警察局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从秘书处调到二处（侦察情报处）工作。当时的二处处长由王芳同志兼任，副处长是马达、张世祥和我。到二处后，我以军事代表的身份马上投入了对国民党、民社党和青年党的省、市党部的接管工作。

最先接管的是国民党杭州市党部（设在湖滨大华饭店附近）。5月22日下午，市党部正副书记长朱一青、王传本向我递交了移交清册。次日，我分别找他们谈了一次话，基本上掌握了市党部的内部情况，后又追出一些未移交的文件。总的说来，对国民党市党部的接收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国民党省党部（在民生路）的重要文书档案被头面人物逃跑时带走，没有履行接管手续。

5月23日，市军管会正式宣布解散“中国国民党”、“中国青年党”、“民主社会党”等组织，命令这些党派所属特务组织，停止任何活动。5月28日下午，我去接收国民党浙赣铁路特别党部（设在里西湖北山街），验收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文书档案。6月9日、10日两天，国民党公路特别党部负责人李可镇、谈佩言先后前来交待情况和问题。此外，青年党杭州市委、民主社会党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的一些负责人也分别于6月15日和21日来自首，缴来全部党员名册和文卷。

与此同时，其他同志也接管了陆军监狱等机构。这项工作对后来办理反动党、团、特人员的登记和集训，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肃特工作是由王芳同志分管的，有些重大案件是他亲自掌握侦破的，“保密局浙江站”潜伏下来的几个“应变”特务小组的站长、组长、组员，在我调二处前，已被一网打尽。

解放初期，潜伏下来的敌特分子按照他们主子的应变部署，积极进行活动。特别是流窜在市郊和杭县、余杭、萧山乡镇的一些武装匪特，打着什么“反共救国军”、“青年救国团”、“特别行动总队”等旗号，发展武装，建立反动机构，掠夺、敲诈、爆破、暗杀、偷袭，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严重影响我农村工作的开展。他们还派出特务人员，混进城来收集情报，发展秘密组织，起运埋藏的枪支、弹药等。潜伏在城里的敌特也积极配合，制造散布谣言，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活动。

在省、市委统一领导下，我们与警备部队密切配合，依靠原来地下党的同志和刚刚获得解放的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紧张的剿匪、肃特斗争。对危害较大，情况已搞清或基本搞清的敌特组织和敌特分子，予以打击。6月19日晚，我们得悉有一小股武装匪特次日下午4时许将在松木场集合，乘船去留下抢劫的情报，就连夜进行周密的布置，组织力量现场围捕，果然抓获了蒋经国系的“青年救国团”匪特8名，当场缴获左轮枪5支、汤姆手枪3支。随后立即突击审讯，扩大线索，又从匪窝捕获了31名匪徒，彻底摧毁了这个匪特组织。

5月31日凌晨和6月30日夜晚，先后两次对敌特分子实行全市性搜捕行动，予以集中打击，两次行动都是在充分侦察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计划部署进行的，对象主要是军统、中统以及其他匪特等重要分子，每次行动都捕获百余人，并搜获了好几部电台和一批武器弹药、赃物、罪证等等。

潜伏的敌人在我们不断的打击下，其破坏活动更趋隐蔽，一些奸商、帮会和土匪流氓勾结进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倒卖金银，从经济上破坏社会治安和生产建设。他们主要采用制造、散布谣言的手段，说什么“美国要出兵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共产党解放杭州长不了”、“人民币靠不住、不值钱”等等，以此扰乱人心；利用银元贩子，扰乱金融，压低人民币币值；有些奸商甚至以银元作交易，拒收人民币，使解放后平稳的物价又急剧飞涨起来，影响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

根据这一严重情况，6月11日，省、市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打击银元贩子和投机商人。二处的刑警队全力以赴，配合工商、金融部门侦察、了解、掌握情况，仅在6月26日拂晓一次突击行动中就逮捕了操纵金银投机、捣乱市场的首要分子20余人，还搜查出不少金银财物等罪证。从此，猖狂一时的银元贩子销声匿迹，市场物价迅速下跌，社会秩序稳定下来。我在审讯这批经济罪犯中，还发现了一些特务分子的线索。

1949年5月底，杭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李丰平同志任局长，王芳同志为副局长，因军管时期并未完全结束，杭州市军管会公安部仍然同时存在，实际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经过几个回合激烈的对敌斗争，杭州的社会治安情况日趋稳定，公安工作逐步走向正常状态，革命秩序建立起来了，从此市公安局正式代替军管会公安部，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它应有的职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