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瓷器而言，杭州在中国古代瓷器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就是吴越国时期的越窑秘色瓷和南宋官窑青瓷。南宋官窑无疑是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金名片。杭州虽然并非如景德镇、龙泉等传统意义上的瓷器生产中心，但作为南宋都城，它是官窑制度的执行地，能汇集全国顶尖工匠，生产出令后世不断追仿的青瓷瑰宝，官窑的烧制技术也为青瓷体系树立了标杆。吴越国时期的都城杭州，虽然不生产瓷器，但它是以越窑秘色瓷为代表的高端瓷器的集散中心。

回首越窑和南宋官窑，一个青瓷传承与升华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壹

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大约在公元200年左右的东汉晚期，瓷器家族中的母亲瓷——青瓷，率先在浙江宁绍平原一带烧造成功，完成了由陶到瓷的飞跃，奠定了中国瓷器发展的基础。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青瓷不断发展完善，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其历史之久、种类之繁、适用面之广，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上无与伦比。

自青瓷问世以来，便始终与历代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不仅在民间广泛使用，也被达官贵族乃至帝王纳入他们的豪奢生活。在东汉至宋代的一千多年间，青瓷始终是朝廷偏爱的瓷种，故有学者称青瓷为瓷器史上位列第一的“帝王瓷”，这是丝毫不为过的。

▲唐越窑秘色瓷八棱净瓶 法门寺博物馆藏

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看，最早被纳入皇室用瓷的应是唐、五代时的越窑青瓷。唐代时的越窑在原料选择、胎体制作、釉料配方和烧制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突破。细腻坚硬的胎质、青翠莹润的釉色，代表了当时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先进的制瓷技术和经验为后世窑口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其首创的匣钵装烧法，不仅使瓷器釉面光洁，受火均匀，质量大为提高，且使得未经烧结的坯件免却承担重压的负荷，为削减坯体自身厚度提供了先决条件，使原先模仿以铸造法成型的厚胎青铜器为目标的瓷器，转变为模仿以模压法成型的薄胎金银器皿的形状和花纹，标志着瓷器品位的提高。越窑至晚唐五代时形成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高峰，其最杰出的成就是烧制出了隐露精光、如冰似玉的“秘色瓷”。唐代诗人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中有“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的吟诵，即是对秘色瓷产品性质的最好注脚，并表明秘色瓷是供奉皇家之用的。

▲五代越窑秘色瓷莲花碗 苏州博物馆藏

作为越窑青瓷上品的秘色瓷，其釉色之美、造型之宜，充分体现出贡瓷不惜工本、精工细作的特点，这种注重釉色、在设计上着力于秀美造型的时代特色，为宋代青瓷追求高雅素净的美学风格奠定了扎实的技术基础，所以人们常说，是秘色瓷树立起了中国古典陶瓷美学的第一面旗帜。越窑的审美取向也深刻影响了耀州窑、汝窑、南宋官窑、龙泉窑乃至遥远的高丽青瓷。南宋官窑在技术和风格上都继承了越窑的传统，形成了更为精致而独特的宋代宫廷风格。

因此无论从越窑制瓷工艺还是审美层面，母亲瓷这个称谓都是恰如其分的。

贰

宋代，中国制瓷业进入空前繁荣期。由于国家减轻了赋税，人们得以休养生息，社会比较安定，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大量涌现，推动了手工业的全面繁荣。人口的迅速增长、人们生活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使瓷器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两宋时南北窑场林立，从事商品生产的民间窑场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各窑口在造型、釉色、装饰技法与烧造技术上既相互仿效又各自创新，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精神面貌和崭新的艺术境界。

现在说到宋瓷，好多人脑海里会蹦出一个词——五大名窑，官、哥、汝、定、钧。事实上，它是不足以概括宋代制瓷业的繁荣的，其他像南方的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北方的耀州窑、磁州窑等等，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窑口。

▲北宋耀州窑青釉剔花牡丹纹倒装壶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我们知道，宋代是一个崇尚简约与雅致的时代。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下生产的瓷器又有什么特点？

如果我们站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的时空框架下看宋瓷，会发现宋以后开始进入彩瓷时代，而这之前一直是以青瓷、白瓷、黑瓷等单色釉为主导。宋代除了磁州窑、吉州窑等少数窑口生产彩绘瓷外，基本都属单色釉瓷。

宋代瓷器生产的另一个特点是出现“文野之别”。自晚唐五代开始，一些民间优秀窑场都曾经向宫廷进贡瓷器，称为“贡瓷”，除了越窑秘色瓷外，还有耀州窑、龙泉窑、汝窑、建窑，包括高丽青瓷等等，其特点是有命则供、无命则止。宋代，皇室用瓷的需求量较之以前有进一步增长。宋代朝廷偏爱如碧玉般的青瓷，因此除定窑白瓷一度作过贡瓷外，朝廷用器基本以青瓷为主。北宋前期，由于浙江宁绍地区茶业兴盛、燃料匮乏、工匠雇值上升和沉重的窑业税等原因，致使越窑在经历了千年的辉煌后于北宋中期迅速衰落，由大规模的商品性生产转向就地销售的小规模生产，产品制作也变得草率粗陋，与兴盛期的越窑产品已难望项背。

随着越窑的衰落，一个崭新的青瓷品种在河南民间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汝窑青瓷。汝窑深受越窑和耀州窑的影响，在造型上有一部分直接承袭越、耀两窑而来，如碗、盘类器物的圈足造型多向外翻卷，几乎就是越窑圈足的翻版；也有一些则是在两窑器皿中作进一步变化。在装饰上亦如此，越窑和耀州窑流行的刻划与剔刻莲瓣纹在汝窑瓷器上颇为多见。在烧造工艺上，汝窑器常使用的细小芝麻钉窑具则源自耀州窑。

由于汝窑瓷器制作工艺相当精湛，加之宋代朝廷崇尚青瓷，故汝窑出现后，很快就获得朝廷的青睐，成为宫廷的首选用瓷。南宋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有“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的记载。北宋时期，皇家消费品均在国家专设的手工业作坊中制造。就瓷器而言，由于贡瓷已满足不了朝廷的需要，更由于其显示不出“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一种新的窑业制度，即由朝廷直接派官建立的官营瓷器作坊应运而生，简称“官窑”。与贡窑相比，两者的经营性质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由于官窑是专门为皇室而设，所以，烧制的瓷器在造型、装饰、釉色等方面均按宫廷设计式样进行制作，具有浓郁的宫廷色彩。其次，官窑为满足宫廷需要，对瓷器有更高的要求，它在工艺上精益求精，在经济上不惜工本，较贡瓷必定更胜一筹。再者，生产贡瓷的民窑，毕竟属于商品生产，在市场经济中互相模仿、竞争，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官窑产品只能供皇宫内使用，普通官吏必须由皇帝赐给方能使用，因此，官窑具有非商品性、严禁民用的特点。

▲汝窑莲瓣纹盏托及带盖  河南省考古研究院藏

南宋人叶寘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是迄今我们所掌握的最早也是唯一关于官窑建立的记载。从中可知，官窑始创于北宋徽宗朝。从传世的北宋官窑器看，它专仿汝瓷，但与民汝产品相比，官汝瓷更讲究色调的幽雅和造型的精巧，弱化装饰效果，故北宋官窑产品以素面为主，胎较薄，施单层釉，显得单纯而富有韵味，格调高雅，非常符合宋代上层社会所崇尚的幽玄苍古之趣。

基于目前北宋官窑的窑场仍然成谜，南宋官窑是目前能确定的最早的官窑窑场。

叁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王朝覆灭。康王赵构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赵构成了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即宋高宗。并于绍兴八年（1138），正式定都临安。在靖康之难中，宋朝宫廷的仪器法物及日常用器被金人席卷而去。朝廷初到江浙，对瓷器的需求量相当大，除了满足宫廷日用之需，还要大量用作祭器。这是由于当时的财力薄弱、铜料稀缺，无法大量重铸渡江时已尽毁的铜玉礼器，故绍兴年间的祭典活动，多数祭器从俭改用陶瓷器及木器，这在《咸淳临安志·郊庙》中有详细记载。纵观整个南宋朝廷，其重要的国家祭典活动有十余项之多，包括天、地、社稷、宗庙和明堂祭祀等等。我们从中可推测，其所需的陶瓷类祭器也一定是相当的可观。作为生产特供皇室用瓷的南宋官窑，因此开了生产祭祀用瓷的历史，而这在整个陶瓷发展的历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

由于祭祀活动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决定了朝廷在辗转迁徙过程中，也不敢有所偏废。根据《中兴礼书》的有关记载，在都城临安重设官窑以前，南宋朝廷曾在浙江等地广选瓷窑以生产祭祀用瓷。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物部门在浙江慈溪上林湖附近的古银锭湖地区越窑范围内，发现了一类被称之为“低岭头上层类型官窑型”的产品。出土的祭祀和陈设用瓷包括碗、盘、碟、钟、盏、钵、壶、盂及鼎式炉、鬲式炉、觚、瓶、套瓶、镂空器座、鸟食罐等等，在制作工艺上既继承了越窑的传统，又具备了与汝窑相类的某些特征，以支钉和垫饼支烧，器物釉面滋润含蓄，呈乳浊半失透状，与汝窑御用瓷器非常相近。发掘者通过对材料的排比研究，确定古银锭湖地区是越窑窑场中最晚的，年代可以定为南宋初期，且是唯一的南宋还在生产的窑场。由于慈溪古银锭湖低岭头一带，在南宋时正属越州和绍兴府余姚县，故低岭头类型即为文献中所记载的南宋初朝廷制造宫廷祭器的遗存。

▲南宋龙泉青瓷斗笠盏

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粉青簋式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初仿汝越瓷的发现，展现了濒临消亡的越窑在南宋初期的短暂繁荣，也证明了《中兴礼书》关于绍兴府余姚县生产瓷祭器的记载基本可靠。尽管此时的生产是由州县地方官负责，而不是由朝廷直接指挥，与直接由朝廷控制的官窑生产显然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为南宋官窑的重建打下了技术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随着南宋王朝在临安正式定都，“袭故京遗制”重设官窑也提上议事日程。根据叶寘的记载，南迁后的宋皇室曾先后在京城两处地方设置官窑，一处在修内司营附近，当时被称为内窑；另一处在祭天的郊坛附近。叶寘在《坦斋笔衡》中对南宋官窑产品特征有精到的描述，称之为“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肆

欣赏南宋官窑青瓷，概括讲就是抓住两个关键，即从越窑秘色瓷传承下来的审美风格，一看釉色，二看造型。

南宋官窑瓷器以器型和釉色来作为美化瓷器的艺术手段，极少雕琢，与民间大量运用刻划花、模印和绘画等工艺的越窑、耀州窑、定窑、磁州窑等产品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无论是以商周秦汉铜器为母体的造型，还是碗盘类器皿，都追求古朴典雅、敦厚玉立之美，器物形态由柔和流畅的廓线和刚劲明快的转折相结合，比例和谐，呈现出端庄凝重又精美雅致的艺术格调。其次在于它的釉色美，那是一种一眼望不透的温润如玉的质感和釉色，非常典雅。这种玉质感的形成在制作工艺上难度非常大，是在集中了技术最好的窑工、不计成本反复试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完成的。

釉色，为欣赏南宋官窑青瓷第一要素。

越窑秘色瓷、汝窑和南宋官窑，都把玉质感作为追求目标。越窑施的是薄釉，要取得类玉、类冰的效果，主要是采用微生烧工艺，烧成温度一般在1040-1100℃多，不到1200℃。北宋汝窑受其影响，同样采用微生烧工艺，其釉色呈现粉青、天青类的产品，烧成温度1160-1200℃之间。南宋古玩书《百宝总珍集》里形容汝窑“滋媚”，这个词用得很到位。南宋官窑同样采用微生烧工艺，其烧成温度在1180-1260℃左右，产品釉面呈现出失透状的玉质感，叶寘《坦斋笔衡》里用“莹澈”形容它。从唐代越窑到北宋汝窑再到南宋官窑，实证了最高统治者追求瓷器玉质感的连续性与传承性。如是，我们便不难理解《坦斋笔衡》为什么说“定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器”。

▲南宋官窑青瓷弦纹瓶

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青瓷瓶

故宫博物院藏

与越窑、汝窑施薄釉不同的是，南宋官窑玉质感强的产品施的都是厚釉。从出土物观察，厚釉产品要上三到四层釉，这是由其原料决定的。传统观点认为：南宋官窑的胎是二元配方，在瓷土中刻意加进了紫金土呈黑褐色，其目的是为了衬托釉色，使它看上去更像青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说法一直是学界的主流。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值得再探讨。

促使我对这个问题再思考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年几位专注于南宋官窑工艺仿制的技师通过大量实践证明：杭州凤凰山一带发现的南宋官窑制瓷原料，本身含有紫金土，属共生矿。

凤凰山一带的原生矿未必优质，它不如越窑，也比不上龙泉的原料，因为它属于高铁原料，且颗粒比较粗。烧成的器物特点是胎很黑，如果施薄釉的话，釉挡不住胎色，釉色发灰、发暗，不好看，怎么办？只有通过加厚釉层来解决。颜色会在叠加后变色，比如一碗水是透明的，一潭水就成了翡翠色。釉也是同理，加厚釉层后产生了莹润如玉的效果。

正如叶寘“莹澈”一词形容的，像玉一样莹润清澈的釉质在南宋官窑出现了。因此，我认为，黑胎并不是南宋官窑青瓷的追求，反而是它要极力掩盖的。南宋官窑制瓷工艺的逻辑思考是：黑胎可以用，但要用厚釉把它盖住。施厚釉的目的一是遮盖黑胎，同时在微生烧的温控下又能让产品达到如玉的视觉效果。

从工艺本身看，在黑胎上要加上很强的掩饰层，才不会发灰，才能呈现天青或粉青釉，这背后，从制瓷原料到烧制工艺，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烧制的难度很大。所幸南宋官窑能集中最优秀的窑工，有强大的科研能力，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进行胎釉配方和窑炉测试，从而快速判断最合适的釉水——乳浊性青釉，使得南宋官窑产品具有比秘色瓷和汝窑更强烈的滋润如玉的效果。

综观南宋官窑产品，无论出土物还是传世器，大多比例和谐、端庄凝重，很少有复杂的堆砌装饰，这与元明清时期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造型和装饰区别很明显。而且器型的重心都是偏上的，给人一种挺拔向上的视觉效果。

探究南宋官窑青瓷的形制渊源，可追溯至北宋复古运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北宋复古运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促进了礼制的转变，随着大中祥符九年（1016）供奉赵宋皇室追认的远祖皇帝景灵宫的落成，从天禧三年（1019）开始，北宋确立了景灵宫、太庙和南郊“三大礼”，极大地增强了皇帝祭祀的表现力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祭祀昊天上帝的祭天大礼。《宋史·礼志》：“故事，三岁一亲郊，不效辄代以他礼。”即每三年由皇帝亲自主持祭祀昊天上帝。祭天大礼在制度上有了保障后，祭天时所需的各种器用也需要按照制度来筹备。据史料记载，宋代成规模地制造陶瓷祭器，始见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以陶瓷制造祭器，是为了体现古礼“尚质贵诚之义”。而根据《坦斋笔衡》的记载，大观之后的政和直至宣和年间，北宋官窑已经设立，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北宋官窑设立的起因也与对祭器、礼器材质选择的改变有关。南宋政权建立后，即着力恢复各项礼仪活动。文献曾记载“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颉代之”。这究竟被看作是高宗朝对复古运动的承袭，还是更多地反映出南宋朝廷因持续受到金军军事压力而采取谨慎、节俭的态度，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目前尚无更多的史料实物可以证实。但高宗和孝宗朝在宫室、舆服的花费上都比较节制，确为史料明晰记载的事实。

从器物本身来说，礼器的制作需要以三代礼器为祖形，对样式有苛刻的要求。每一个比例、角度、转折，都非常严谨、规矩。史料记载北宋神宗年间开始在陶瓷生产领域实施的“制样须索”制度，以及宋室南渡初的十余年间，高宗君臣深为礼器制度的不古而苦恼，不时计划改造的记载，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相对于南宋建都临安140余年历史而言，南宋官窑两处遗址出土物总量并不大；其次在临安城考古及城市建设中，除中河南段南宋太庙边缘、卷烟厂及金钗袋巷建兰中学等几处工地有数量较多的集中出土外，南宋官窑标本较少发现，即便有也仅为零星出土。河北定兴县张弘范墓中出土的一件青瓷弦纹长颈瓶，可确认为南宋官窑器，现藏于定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张弘范（1238—1280），字仲畴，史书称他“身为将种而能博览经史，练达古今，喜与士大夫交游”。为灭宋战争的参与者，曾受封镇国上将军、蒙古汉军都元帅。亡故后葬于河北定兴县，被追封忠效节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齐国公，后又加保大功臣并加封淮阳王。墓中出土的青瓷弦纹长颈瓶，应该是其参与灭宋战争时获取的。

故笔者认为，南宋官窑重建的主要目的在于生产礼器，有需求则烧，而非连续性烧造，加上其烧制工艺的复杂性，故烧造总量不大。南宋中后期，在礼器生产没有早期需求那么迫切的情况下，南宋官窑也承担部分宫廷日用瓷生产。但总体而言，南宋宫廷日常用瓷的主流仍为越窑、定窑、建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等产品，这已被临安城的出土文物所证明。

总言之，南宋官窑青瓷的色与型，把宋代青瓷推向顶峰。两宋时因推崇儒家文化而产生的特有的审美观，首开陶瓷作为祭祀用瓷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宋官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历史上具有非常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基于北宋官窑尚未发现）。800年前，南宋官窑的窑工们在垫饼上刻下的“大宋国物”四字，其实已经昭示了其产品的特殊功用。除礼器之外，南宋官窑中亦有为数不少的形制多采用莲、菱、葵、牡丹等花式，包括模仿自然界动、植物样式的产品，这显然是唐五代造型源流的沿袭和进一步强化，以适合宋代理学的趣味。当然，这与南宋重视文化，文人士大夫积极参政议政、有很大的发言权，也有一定关系。通俗地讲，这是做好产品的前提之一。

回眸青瓷的千年历程，它经历了由南到北，复又南传的发展轨迹。其间由于历代朝廷的偏爱，使青瓷无论在制瓷工艺、釉色还是器物的功用上都有新的突破，而南宋官窑作为当时青瓷领域的杰出代表，更是达到了青瓷生产的顶峰。它的仪态和风范，一直为后代制瓷业所长期推崇、赞叹和追仿，至今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