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立州时间在隋开皇九年（589），在隋灭陈之后。但杭州州治所在，却先后发生了几次转移。杭州的治所，最初设在余杭县（杭州之“杭”，就得名自“余杭”）。第二年，杭州治所移至钱塘县。第三年，杭州治所再次移至杭州州城。这个过程，在《旧唐书·地理志》里面记载得很清楚：

 钱塘，汉县，属会稽郡。隋于余杭县置杭州，又自余杭移州理钱塘。又移州于柳浦西，今州城是。

这个“州城”，就是杭州城，始建于隋代，是杨素在平江南之乱时所修。其实，《旧唐书·地理志》的这个记载，已经明确地说明杭州城在“柳浦西”，其范围并不大；而且，杭州州城和钱塘县城并不在一起。

但是现在的流行看法，是将杭州城理解为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城，与宋代的杭州城相差不远。当然，这种看法也是有文献支持的，如南宋的三部《临安志》，都提到有“三十六里”之周长。在此基础上，经过很多学者的反复讨论，甚至已经将杭州城的四边都考证出来。早期的如钟毓龙的《说杭州》，最有影响的如魏嵩山的《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提出杭州城的四边界线如下：“柳浦在今杭州城南凤凰山东麓，所谓‘依山筑城’，即依凤凰山筑城。以形势推断，其城范围，南起凤凰山，北抵今体育场路，东临东河，西濒西湖。”杭州学者王士伦的《三徙治所、始建州城——隋代杭州的建置及城垣范围》中持相似观点。

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问题的，他们所讨论的这个大杭州城，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想象出来的杭州城，我称之为“大州城”。“大州城”之说其实与《旧唐书》的记载明显有矛盾。对此，谭其骧很早就提出过质疑：“《元丰九域志》载隋杨素创建州城，周围即有卅六里九十步，此说恐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还是一个新起的小郡，无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记》明说隋代依山筑城，足证城区限于凤凰山东、柳浦之西一带。”真是一语中的。后来还有黄元寿提出过“隋代杭州存在着两个城”的观点，任牮时在硕士论文《南宋以前杭州城郭考》中明确提出了“隋代杭州筑有多城”：隋代杭州存在三个小城，分别是杭州州城、钱塘县城、新城戍。

但这些怀疑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反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支持“大州城”的证据很充分很明确，怀疑派没有能做出足够的反驳。如黄元寿、任牮时都没有辩驳“三十六里”这个“铁证”，使得说服力不足。

支持“大州城”说的关键性证据，就是《临安志》中的“三十六里”的证据。我们先来看看这条材料。

南宋临安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三个志书都记载了州城部分，大同小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南宋临安两志》的标点如下：

《乾道临安志》卷二《城、社（门附）》：

《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东曰便门、保安、崇新、东青、艮山、新门；西曰钱湖、清波、丰豫、钱塘；南曰嘉会；北曰余杭。有水门五：东曰保安、南水、北水；北曰天宗、余杭。”

《淳祐临安志》卷五《城、社》记载稍有不同，但应该是抄自《乾道临安志》：

古州域（当为“城”字之误），隋杨素创，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据《九域志》。

两志都说这个记载来自《九域志》。宋代有两个《九域志》，查中华书局1982版的即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杭州”条下并无此条记载。但是《附录》部分，存载的是《新定九域志》的古迹部分，“杭州”条下则赫然记载：

古州城，隋杨素创，见《图经》。

这里的《图经》，很可能就是北宋的《祥符杭州图经》。

对照前面两个《临安志》，史源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就是来自《新定九域志》。而事实上《新定九域志》完全没有“周回三十六里”的记载。实际上《九域志》的作者也并不清楚隋杭州城有多长，这里的“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云云，肯定不是指隋唐的州城，而是指宋朝的州城。隋唐的州城是子城，所以并不会有如此之长的城墙；而宋朝的州城是罗城，自然有三十六里九十步之长的城墙。

再回头来看《乾道临安志》的这段记载，其实本来应该是这样断句：

《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

在“周回三十六里”前面，本来还应该加上两字“今城”，指明是宋朝城墙周长。方不至于让人误解。最正确的理解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今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错误断句，把后面的文字，“周回三十六里”和“城门十二”都纳入到《九域志》的引文中，显然是错的。但这个错误不自现在开始，早从《淳祐临安志》的作者就开始误解了。

前引《淳祐临安志》中这段文字格式，稍微改了一下叙述方式，变成了“古州城，隋杨素创，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据《九域志》。”将引文出处《九域志》放到了后面，说明《淳祐志》作者就是按错误的断句方式来理解《乾道志》的，而《淳祐志》这么一引一改，就将这个误读给坐实了。自此之后，理解《乾道志》这段文字的人，都被牵着鼻子走，一错到底。包括如《咸淳临安志》、《梦粱录》等等，都记载为隋唐州城三十六里。断句之误，误人不浅。更有甚者，就如《乾道临安志》标点者一样，不少论著都将接着记录的宋代的十二个州门也理解为是隋代州城的城门，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经过这些辨析，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认为“三十六里”这条所谓的“铁证”，是站不住脚的，其起因，原来竟是一个小小的句读之误，这一误已近千年。

导致认同“大州城”说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来自一种常识上的误区。人们一般都会以后来的城市面貌去理解早期的城市面貌，比如州城总是比较大的，州城会将县衙包括在内，如后代所见的州城、府城、省城一样。所以，在钱塘门内的钱唐县县城，自然地被认为也肯定在州城城内，于是州城城墙就一直从凤凰山画到了霍山一带，于是隋代的杭州城就这样被自然地放大了，对“大州城”的存在深信不疑，而不会意识到，杭州州城可能是个小小的子城。

所谓子城，又称“内城”，子城（内城）和罗城（外城）相对而言。子城可以独立，也可以和罗城配套设置，一般罗城内包子城。子城和罗城的这种筑城模式，在魏晋隋唐时代，较为流行。子城相对集中居住官员、军队，较为坚固；而罗城相应的就是集中居住普通平民。子城的面积，相对都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