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这是1944年，出自徐悲鸿先生的一幅自题联。塞上的壮美与江南的秀美，被视为中国美学的两种风格。作为江南名片之一的杭州，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人间天堂”，也曾是南宋首都临安。 然而，南宋政权定都临安以后，基本满足于偏安一隅，再也未能恢复靖康之难丢掉的中原领土。那么南迁的宋朝为何选择临安作为都城？这一决定又对杭州的历史地位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不起眼的江南县城 杭州建城之前的江南，北为吴、南为越，那是属于苏州与绍兴的时代。当杭州还没有县城的时候，苏州之地已经是吴国王都、绍兴一带已经是越国中心。那正是吴越争霸的岁月，但与杭州无关。 吴越同根同源，春秋时期，双方争霸江南，前期吴占上风，后期越占鳌头——越灭吴后，一路北上，进入齐鲁，争霸中原，并定都琅琊。后，越为楚国所灭，其故地一度称为“东楚”。 杭州地区出现县城，要到秦统一六国之后，在会稽郡设钱唐县（是唐，而不是塘，钱塘是隋唐时期改名的）。 在动荡的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杭州仍是“县城级别”的钱唐县。 杭州古城有个武林门，一本记述南宋临安城市地理的著作就叫《武林旧事》——武林，这个霸气的名字，是古杭州的代称之一，据说源于城外的武林山。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武林山，武林水所到之处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 西汉时，江、湖淤积，江岸南移，江湖之间，终于有了一片相对开阔的陆地。“武林山”下的钱唐，开始成为会稽郡辖区的一处军事要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六朝南京秦淮河金粉满地时，钱塘江与西湖，还几乎是待开发状态。 潮水翻涌的钱塘江，是吴、越过渡地带的天险，尽管两地的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钱塘江畔的钱唐县，早期属会稽（治绍兴）管辖，东汉则被划入了吴郡（治苏州）。也就是说，当时的杭州先被绍兴的会稽郡管着，后又被苏州的吴郡管着。“分浙江西为吴，以东为会稽””（郦道元《水经注·浙江水》）。先属越地郡，又属吴地郡——杭州，以吴而言，是南部边缘，以越而言，是北部边缘。 总之，吴越结合部的杭州这时候不太重要，划给哪一方，都是身不由己。 运河凿通，华丽转身 隋唐时代，钱塘江流域的开发，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据《乾道临安志》卷一《城社》引《九域志》记载，“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县升级为州，后又升级为郡——隋代杭州城，终于拓展到今杭州市区。到隋炀帝，大运河又让杭州华丽转身，直通东都洛阳——交通动脉直接拉动了经济升级：“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隋书·地理志》）。 
县—州—郡，隋朝短短几十年，杭州完成了两级跳。唐袭隋制，杭州继续蜕变升级。唐朝，杭州迎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父母官——白居易。 公元822年，唐穆宗长庆二年，唐都长安发布一条任免通知：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刺史为唐朝州官，相当于“杭州市市长”。这个时候，坚固的海塘挡住了滚滚江潮；沉淀的陆地圈出了一汪湖水——江湖之间，安放着江南新崛起的杭州城。钱塘江畔，等待诗人吟咏的，一面是温柔的西子湖；一面是翻滚的钱塘江。 吴越三代五主，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统，始终未称帝，其政权可被视为“江南吴越自治区”。第一代吴越王钱镠，在其他各国纷纷热衷战争的情况下，他以保境安民为国策，让动荡中的江南和杭州，又一次华丽转身。 面对肆虐的潮灾，他发起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让周边变成了富饶之地，“钱塘富庶盛于东南”（《旧五代史·钱镠传》）。 吴越国，奠定了江南文化地理的范围，其统辖区域，基本等于今苏南、浙江，及安徽部分区域，大致就是“吴语方言区”，也就是文化语境中的“江南”。 吴越王朝将保境安民国策执行了70多年，将这富饶的江南，以和平的方式移交给了北宋政权，没有经历战火的杭州，继续着自己的上升势头： 北宋时，杭州城市面积首次超过昔日的六朝故地江宁（南京）、吴地中心平江（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城市。等到南宋建都临安（杭州），江南中心，又变成了全国最大的中心城市。 北宋末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侵扰，北方饱受战火荼毒。北宋朝廷无法维持边境的稳定，大量北方人开始陆续南迁。靖康之难后，北宋的突然崩溃加速了这一过程，南宋高宗赵构南下，定临安（杭州）为行在（临时首都），杭州作为首都登上了历史舞台。 南宋定都的曲折过程 南宋建立于建炎元年（1127年），但正式定都临安迟至绍兴八年（1138年），十年间关于建都何处的争议一直存在，为什么最后选择了临安呢？ 早在建炎元年，宋高宗赵构刚刚建立南宋，金军随时都会南下追击，高宗朝廷就有激烈的“驻跸地”之争——皇帝及南宋政府应该停留在什么地方。 当时主要的意见有三种： 1、开封留守宗泽主张立即北上抗金，报家国之仇，因此应该定都北宋故都开封； 2、赵构大元帅府时期的亲信黄潜善、汪伯彦则主张巡幸东南，前往扬州一带，躲避金军的追击； 3、宰相李纲主张采取折中方案，驻跸襄阳（今属湖北）、邓州（今属河南南阳）之间，暂时回避与金军对抗，但要严守荆襄一带的战略要地，日后再图反攻。 宗泽当时远在开封，他的意见在高宗朝廷毫无影响力，也被认为不切实际。他曾经上疏二十多次要求高宗“还京”，执政黄潜善、汪伯彦笑他狂妄。李纲在与黄、汪集团的政治斗争中败落，只当了两个多月宰相，八月便遭到罢免。随后黄、汪二人专权，定下了前往扬州躲避的方案，十月，高宗便坐船南渡，沿着运河由泗州、楚州而下，最后到达了扬州，以为能保万全，做起了一年多的扬州好梦。 然而建炎三年（1129）初，金兵大举南侵，南宋朝廷毫无防备，二月，金兵一举就攻下了扬州。听闻军警时高宗正在宫中行乐，因惊吓过度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高宗赶忙乘小船南渡长江，逃到了镇江（今属江苏镇江），又怕镇江还不安全，长江天堑也不足以抵挡金兵，认为“钱塘有重江之阻”，于是迫不及待地逃到了临安——这是南宋朝廷第一次驻跸杭州。 三月，临安发生了“苗刘之变”，禁卫军将领苗傅、刘正彦因对宰执王渊及宦官康履、蓝珪等人不满，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传位于三岁的幼子。不过苗、刘二人没有太多进一步行动，江东制置使吕颐浩与礼部侍郎张浚闻讯后，立即联络武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前往杭州勤王，平定了叛乱，四月高宗赵构复位。 临安的高宗朝廷又一次开始讨论定都计划。由于金兵入侵一般都在秋天弓劲马肥的时节，因此宋朝相应的防卫计划成为“防秋”，此次防秋的重点就是高宗的驻跸地问题。 有鉴于黄潜善、汪伯彦“巡幸东南”方案的惨痛教训，高宗声称要积极建构长江防线，准备恢复中原。这一次驻跸地讨论也分为三种主要意见： 1、以张浚、马扩为首倡，提议要驻跸武昌（今属湖北），若军情紧急可以退居巴 蜀，长久来看也便于经营中原。宰相吕颐浩、武将张俊、辛企宗都支持这一计划； 2、以武将韩世忠为代表，主张就留在建康迎战金兵，因为一旦前往武昌，就意味着放弃了东南地区； 3、以江南士大夫为代表，主张前往吴越、浙东，也就是南渡避敌。 高宗首先考虑的是宰辅吕颐浩、张浚共同主张的武昌方案，并于五月前往建康，筹备下一步的武昌之行。然而此议遭到了江南士大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武昌漕运难继，必定粮饷不足；一旦南宋朝廷离开江南，江北的流寇必然会骚扰江南，当地难以抵御；最重要的是湖北的地理位置不利于防守，即便退守四川，也支持不了多久。 于是高宗声称自己要选择建康方案，下诏称“朕欲定居建康，不复移跸”，征询群臣的意见。不过高宗此说恐怕只是为了标举恢复大义，不见得真想长期留在建康，随后朝臣的意见也是前往吴越避让占上风。 此时在建康与吴越之间抉择，也就是在“防淮”与“渡江”两个方案间抉择——前者意味着守卫淮甸，准备日后北伐中原，后者则意味着放弃中原，以保住江南政权为先。 御史中丞张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分析：“若为中原计，而幸敌不至，则用防淮之策；若为宗社计，而出于万全，则用过江之策。” 一语道破了驻跸地之争的关键所在：留守南京还是前往江浙，就看是以中原领土为重，还是以赵宋王朝宗庙为重。 最后朝廷采纳了吴越方案。实务派的宰相吕颐浩提出：“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 事实表明这个悲观的判断是正确的，建康未能抵挡住金兵的攻势。同年十一月，金兵果然南侵，驻守建康的宰相杜充竟直接投降了金军，这也意味着防淮策的彻底破灭。 高宗得知后，郁闷得几天吃不下饭。随后金军一路南下，由临安、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一线追捕高宗。十二月，高宗不得不由明州定海县逃往海上，逃到了现在的舟山群岛，然后再航海到台州、温州一带，采取“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的策略，真的是吕颐浩所说的“且战且避”方案。由于骑兵不善于水战，加上不适应江南气候，次年（1130）二月，金兵果然撤退北还，建炎三、四年间的吴越保住了脆弱的初生南宋政权，也为南宋政权的长期驻守江南定下了基调。 金军撤退后，高宗朝廷回到了越州，决定于次年（1131）改元绍兴，并将越州升格为绍兴府。绍兴二年（1132）正月，因为漕运的原因，高宗下诏“移跸临安”，开始精心建设临安府。 但南宋并未就此定都临安。绍兴年间仍有几次是否要改都建康的严肃考虑，甚至差一点就成真了。 一是绍兴四年（1134）秋，金扶持的傀儡政权刘齐与金军联合南下，南宋朝廷虽然十分畏惧金军，但对击退刘齐有一定的信心，十月下令移跸建康。不过出于安全上的顾虑，高宗并未真正前往建康，一直在平江（今苏州）观望，次年又以平江和建康的官府都没有建造好为由，返回了临安。 因此次南侵事件起用的张浚一向积极主张抗金，绍兴六年（1136）秋，有消息说刘齐将再次南犯，张浚再次敦请高宗前往建康。于是高宗下诏亲征，再一次前往平江观望，直到次年初，因捷报频传，高宗终于下决心前往建康。四月，在建康建太庙，而将临安的太庙降格为圣祖殿——这一象征意义极强的举动体现了高宗朝廷确实有建都建康的意图。 然而同年八月发生了震惊朝廷的“淮西兵变”。张浚这次北伐计划本就没有得到四大将的全力支持，当时四大将之间互有矛盾，对北伐形势的判断也不尽相同，除了韩世忠表示配合外，岳飞明确反对，认为此时时机不成熟，而刘光世与张俊则消极抵制。张浚与赵鼎的居中协调也没有奏效，于是张浚打算罢免刘光世来杀鸡儆猴。结果刘光世的部下郦琼不自安，率领全军渡过淮河，数万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士投降了刘豫，这给南宋的两淮防线造成了巨大打击。 由此，建康路线宣告破产。十月，高宗返回临安。宰相赵鼎提醒高宗，这样一来举国上下会认为我们不想恢复中原了。高宗则表示，张浚的数年经营没有为宋朝赢得任何领土，反而劳民伤财。从此，高宗放弃了积极抗金的策略，起用秦桧专意和议，同时也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 应该说，南宋选择了临安有必然的因素，例如江南有利的防卫条件、丰富的物资与便捷的漕运、南宋朝廷中江南士大夫的得势等等，但也有诸多历史的偶然，金军入侵的时机、文武朝臣的斗争乃至高宗的性格，使杭州开始了百年的京师繁华。 临安的繁华盛景 陆游称“中朝人物，悉会于行在。”描述了南宋临安的盛况。所谓的中朝人物，主要是来自开封北宋朝廷的官员士大夫和将官兵丁。这些人在杭州繁衍生息，很快人口就超过了杭州本地的吴越人。 根据杭州师范学院郑生勇的统计，北宋元丰年间到南宋咸淳年间的200年间，杭州城内外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这些增加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应该就是北方移民和他们后代。也就是说杭州当时外来人口比例的上限在75%左右，远远超过了现在20%的比例，是一座超级移民城市。 复旦大学吴松弟的估算也侧面证实了这个数字。根据他对自然人口增长率和历史档案的梳理，认为南宋乾道五年（1169年）的北方移民占比杭州居民的72.7%，有17万户左右——这个数字相当惊人，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杭州的总人口都还没有重新达到这个数字。 杭州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峰时代。这个时候，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倾斜，以江南为代表的东南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娱乐事业蒸蒸日上。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是南宋文人林升笔下的临安，面对被撕裂的江山，崩碎的耻辱，诗人实在无法安心沉湎在温柔的繁华景象中。即使在今天，回看杭州的历史，我们也会想起那曾经的金戈铁马、沧海桑田。 参考文献： [南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林正秋《南宋定都临安原因初探》，《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曾祥波《南宋初年的建都之议及其影响》，《国学学刊》； 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中国书籍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