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史籍，没有西湖的具体记载，甚至对杭州(钱唐)的记载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史记·秦始皇本纪》仅仅十余个字:“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汉书弓四里志》:“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人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后汉书·郡国志四》在吴郡之下，列有海盐、鸟程、余杭、由拳、富春、安等县名，唯独没有钱唐县的名字。但这并非简单的疏忽或缺失，而是反映了早期人们的一种认识。因为作后汉书集注的刘昭(南朝梁人)在余杭条下的小注说得很明白:“顾夷曰:‘秦始皇至会稽经此，立为县。’《史记》曰:‘始皇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徐广曰余杭也。臣昭案:始皇所过乃在钱唐、富春，岂近余杭之界乎。”顾夷、徐广均为南北朝早期的著名学者，而刘昭则是他们的晚辈。细品这段话，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意思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余杭县比钱唐更早、更重要，钱唐甚至曾经是余杭的一部分，所以只点到余杭也是可以的。(事实上东汉建武六年曾废钱唐并入余杭县，大约到东汉末年或三国早期才恢复)

前三史以外，最早介绍杭州(钱唐)的地志性著作应推南朝宋人刘道真的《钱唐记》和北魏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刘道真，南朝宋人，宋元嘉十三年(436)以前当过钱唐令，《钱唐记》大约就是在任上写的。此书《隋书·经籍志》未见著录，可知亡佚得很早。郦道元生卒年代晚于刘道真，《水经注》约略完成于公元520年以后。《水经注》的本意是“掇翠拾青”，博采群书，加以审订，并非全是郦道元自著。由于郦道元从未到过南方，他有关浙江地区的介绍，大多取自于当时他所能见到的一些地志性著作。有关杭州附近的一些著录，应当是在很大程度上引用了《钱唐记》的内容。此后历朝正史、各种类书和地志性著作，其论述早期杭州历史地理状况的，虽然所引藏书来源不同、具体说法和论述角度也不完全一致，但基本素材都取之于上述两书。

据《汉唐方志辑佚》一书考证，现存刘道真《钱唐记》的内容，总数不过一二十条，各家所引的佚文，文字各有出入。滤除一些无关大局的具体条目，真正攸关钱唐县地理位置的重要信息无非这么几点:1、县在灵隐山下，今基址犹存。2、县境近海，为潮漂没。3、郡议曹华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塘成，县境蒙利，于是改为钱塘。这是研究早期钱唐县治的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根据这样三个条件，笔者认为秦代前后钱唐县治设置最有可能的地点，一是半山刘文村石塘一带，一是今转塘附近，但也有学者认为钱唐县治在玉泉老和山古荡一带。

“半山”说

杭州半山 

近世以来，杭州的考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半山一带，曾经发掘出土一只用整块天然水晶制作出来的战国水晶杯，此杯是那个时代所见的最大的水晶器皿，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它的出土，绝不是偶然的。半山一带，从上世纪50年代兴建钢铁厂起，就不断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区域很广，在绵亘十多公里长的山麓地带，不论是西部的拱墅、北部的余杭、东部的江干都有发现，有的地段墓葬还有叠压现象，表明密集程度很高。这种状况说明，半山区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的聚落，人口不少。杜正贤先生据此认为秦代钱唐县治应在这里，是很有道理的。这个区域西接水田贩新石器遗址，更远些则和良诸遗址相望。马桥文化时期的大洪水，促使先民们到此依山而居，是合乎常理的。半山的东面和南面，即今临平西南以及上塘河流经之地(包括杭州城区在内)，应该是钱塘江的一个很大的湾口(西湖就处在这个海湾的末端)。石塘靠近半山，地势相对较高，作为“近海”的一个聚落，可能性很大。据当地村民说，石塘村的名字是很早就有了，那么，会不会最早的海塘就首先出现在这里呢?至于“灵隐山下”，已故著名杭州文史专家钟毓龙在《说杭州》一书中指出:“汉代以前，杭州之山通称武林。”魏晋以后所谓灵隐山，也是一种泛指，也可以理解为包括半山在内。那么，半山就是武林山，这个大水面就是武林水，这样一来，不仅《钱唐记》里的三要素就齐了，更是把《汉书》里的说法坐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