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清史通俗演义》之后，祖父写了大量的历史演义，卷帙浩繁，概括起来，大体可分为三类：

其一是《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从秦始皇起，一直写到民国9年，共写了2166年的事情。如按历史年表排列，这类历史演义的具体名称是：

《前汉通俗演义》(附秦朝)100回，61万字。

《后汉通俗演义》(附三国)100回，61万字。

《两晋通俗演义》100回，64万字。

《南北史通俗演义》100回，69万字。

《唐史通俗演义》100回，67万字。

《五代史通俗演义》60回，40万字。

《宋史通俗演义》100回，62万字。

《元史通俗演义》60回，37万字。

《明史通俗演义》100回，58万字。

《清史通俗演义》100回，62万字。

《民国通俗演义》120回，70万字。

合计为11部，1040回，600多万字。总称《历朝通俗演义》或《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若按著述时序，其次第应为1.清史，2.元史，3.明史，4.民国史，5.宋史，6.唐史，7.五代史，8.南北史，9.两晋史，10.前汉史，11.后汉史。其中《清史通俗演义》最早，出版于1916年7月，《后汉通俗演义》最迟，出版于1926年9月。这11部演义，初为油光纸石印插图本，销量很大。到了1935年，会文堂新记书局把它全部改为铅印本，加上许廑父续的《民国通俗演义》后面的40回，总的书名称《历朝通俗演义》，分装44册。另刊《历朝通俗演义改版印行缘起》一册，把全书的序文和每部的回目集合在一起，重印出版，销行量大增。

其二是撰写《西太后演义》，亦称《慈禧太后演义》，40回，30万字左右。以上两类，均由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出版发行。

其三是增订了《历朝史演义》。这是清初新昌吕安世所著，从盘古开天辟地起，一直写到清朝。计48回，47万字。祖父增订后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发行。

祖父在撰写上述历史演义时，搜集考证史料，煞费苦心。如写《元史通俗演义》时，深知《元史》过于简单，不克完善；商辂等撰的《纲目》，薛应?作的《通鉴》，陈邦瞻著的《纪事本末》缺漏很多；《皇元圣武亲征录》、《元秘史》、《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元朝名臣事略》、《元儒考略》等，均有一定的局限性；可作为《元史》考证的《蒙鞑备录》、《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补正》等，亦未详备。为此，他尽力搜集东西史籍译本。通过对西洋史籍译本的分析比较，认为蒙古西征时，西史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缺，足资参考。他所编写的《元史通俗演义》60回，是融合中国和东西洋史籍而成，做到“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证博采，多半演入”。如窝阔台汗执政时，曾令拔都为统帅，速不台为先锋，率军西征钦察，即俄罗斯东部，并分兵入波兰，入马加，则已到东欧。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之西，是德意志联邦，日耳曼与捏迷思。明宋濂等修的《元史》，因欧亚之间地理未明，所以关于拔都西征事，多略而不详。清末民初所译的西史，亦人地杂出，名称互歧，祖父写这些史实，就反复参考中西史乘，两相对勘，择要汇叙，各取所长。他自己说过：“是足以补中西史乘之缺，不得以小说目之。”

袁世凯称帝

又如写《民国通俗演义》时，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籍，祖父敢于从时事报刊中寻绎，大胆撰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史学家、演义作家独具的慧眼、胆识和才能。许廑父称赞他说：“蔡子嗜报纸有恒性，搜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通过对时事资料的寻绎，祖父在《民国通俗演义》中详细地记述了辛亥革命、孙中山下野、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迹的始末，有关的轶闻趣事，有机地穿插其间，做到“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关于蔡锷与袁世凯斗争的情况，祖父搜集了丰富的材料，通过加工整理，竭力勾勒袁世凯老奸巨猾形象。袁忌恨蔡锷，杀之不能，乃欲豢之；豢之不足，乃更宠之。从而显示了蔡锷身处漩涡，苦心孤诣，不惜自污，极力设法，以求有济的英雄肝胆。祖父对与蔡锷打交道的小凤仙十分赞赏，说她慧眼识英雄，尤足为红粉生色。对小凤仙的评语是：“巾帼中有是人，已为难得；妓女中有是人，尤觉罕闻。”祖父所写小凤仙的身世和特征为：“小凤仙，浙江钱塘县人，流寓京师，堕入妓籍，隶属陕西巷云吉班。相貌不过中姿，性情却是孤傲，所过人一筹的本领是：粗通翰墨，喜缀歌词，尤生成一双慧眼，能辨别狎客才华，都中人士，或称她为侠妓。”决非虚构，皆有史实可凭。

再如，祖父主张历史演义应“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在《宋史通俗演义》的序文中说：“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他担心读者虚实难辨，误虚为实，接受不正确的历史知识，常用夹注和自评加以点拨。如《宋史通俗演义》第十六回写到陈抟之死时注说：“陈抟系一隐君子，独行高蹈，不受尘埃，若目他为仙怪一流，实属未当。俗小说中，或称为陈抟老祖，捏造许多仙法，作为证据，其实荒唐无稽，请看官勿为惑哩!”在《中华全史演义》中写到春秋晋国时，涉及赵氏存孤之事，点拨道：“《史记》载有屠岸贾为难，及程婴、公孙杵臼存孤事，不知何据。或曰此韩信存孤事。”接着扼要地说明了故事的梗概，点明“因汉人为之立传，不便言明，遂以吕后为屠岸贾，以韩为赵，以萧何家为公宫，而程婴、公孙杵臼，乃韩信客名，司马迁作《史记》因之，遂为千古疑案”。祖父敢于对太史公司马迁所作之《史记》质疑，确有胆识。

祖父在演义著作中，是非褒贬分明，对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正直廉洁的人物，表示尊敬，加以表扬，但也不盲目崇拜。他曾讲过：“我撰写宋史时，写到陆秀夫在崖山患难之中，尚日书《大学》章句，训导嗣君，我就给陆加了批语：‘其行甚迂，其志可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