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郑嘉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东方博物》2012年第4期。

南宋的志墓碑刻，指墓地中记述墓主生平信息的碑刻。按其置放位置及性质的区分，主要有三类：地下墓室内随葬的圹志、墓志；墓表神道上树立的神道碑刻；封土前后的墓上小碑。

一   圹志

墓圹内随葬的墓志，存世甚多。我搜集1949年后浙江出土的宋元墓志，寓目的南宋墓志至少有四百余通，金石书、旧方志、族谱著录者未予统计，想必遗漏仍多。

随葬墓志，严格说来，只是“纳诸幽堂”的“圹志”。今各地出土的圹志，称谓殊无一定，既有自题“圹志”、“圹记”、“埋铭”、“墓碣”、“幽堂记”、“竁记”、“岁月记”者，也有自题“墓志”、“墓记”或“墓志铭”的。当然，也有大量圹志不具标题，如何澹圹志。除“墓志铭”外，圹志所标的不同称谓，均无明显的体裁区别。

墓志（圹志）与“墓志铭”，则有严格的界限，二者绝不混同称呼。凡称“墓志铭”者，文末必有韵文，体例较完善，内容也较圹志详实，有更高的文体要求。一般来说，采用墓志铭的社会阶层通常较圹志更高。

南宋时期，随葬圹志之风极盛。采用的社会阶层，等级界限较模糊，与墓主的贵贱似无必然联系，而更多取决于墓主的财力状况及孝子经办丧事的具体态度。浙江的南宋圹志，据粗略统计，平民或平民妇女约占一半以上，愈至后期，平民所占的比例愈高。平民墓葬尚且如此，所谓“上可以兼下”，官僚阶层采用圹志的，则更普遍。[1]

二   神道碑及其与墓志铭的合流

神道碑，本是树立于墓表的石碑，仅限于帝王及少数高级品官采用。无论内容或功能，神道碑与墓志（铭）有明显区别：前者重点宣扬墓主的功德，置于墓表；后者重点记述墓主的生平，埋于地下，以备陵谷变迁。

北宋中期以还，墓志铭内容日渐繁复，“圹中之铭”与“道旁之碑”逐渐趋同。司马光、苏轼甚至认为，墓志与碑文既然内容类似，则无需在墓地重复设置。[2]

墓志铭与神道碑“合流”的趋势，是北宋中后期的新现象。将墓志铭代替神道碑的做法，在现实中可能早已付诸实践。南宋时期，二者合流的趋势更形显著，将墓志铭树立于墓表，所在多有。

清黄瑞《台州金石录》、李遇孙《括苍金石志》、邹柏森《括苍金石志补遗》、戴咸弼《东瓯金石志》，著录南宋墓志甚多，其中多为神道之碑。[3]例如《台州金石录》的仙居县“吴芾神道碑”、临海县“宋永州通判王公（洤）墓志铭”；《括苍金石志》的丽水县“王给事（信）墓志铭”、青田县“宋顺斋先生王公（梦松）墓志铭”；《括苍金石志补遗》的青田县“宋中书舍人赠光禄大夫陈公（希点）神道碑”；《东瓯金石志》的瑞安县《楚国太夫人周氏（高世则妻）墓志铭》，均为其例。[4]

上述神道之碑，少量自名“神道碑”，多数自称“墓志铭”，二者在内容形式上差别甚微。这充分说明，神道碑与墓志铭在南宋时期进一步合流，树立墓表的墓志铭，几乎已混同于此前的神道碑。[5]

南宋神道碑实物，晚清时存留尚多，个别保存至当代，如温州乐清县王十朋墓前的《宋龙图阁学士王公墓志铭》，汪应辰撰文、张栻书丹，“文革”间毁去[6]。神道碑实物或其碑趺，宁波鄞县今日犹有存世者。[7]

除了碑志“合流”，另有一事值得关注：墓上立碑树碣，本是帝王高官的专利，于民间关防甚严。但神道立碑的做法，逐渐为南宋中下层官僚或富裕平民采纳，台州仙居县嘉定六年《宋处士林宓墓志铭》是墓表碑刻，据《台州金石录》录文及其“处士”的称谓，知其平民身份。可知南宋中期以后，“神道之碑”存在着向中下层社会渗透的倾向。

可以附带说明的是，神道碑并非置于墓地开敞的空间，通常置于墓前的墓祠建筑（享亭、墓亭、享堂）内[8]。

三   圹志与神道碑的区别

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总结前人志墓体例“凡碑碣表于外者，文则稍详。志铭埋于圹者，文则严谨”；清·黄宗羲《金石要例·碑志繁简例》“志铭藏于圹中，宜简。神道碑立于墓上，宜详”。同为志墓之文，圹志“埋于圹”，神道碑“表于外”，因置放空间不同，区别甚大。

衢州龙游县《余端礼圹志》，高107、宽80厘米，文25行，满行36字，由余端礼弟端诚撰文[9]。而其墓志铭，又见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四《宋故少保左丞相观文殿大学士赠少师郇国余公墓铭》。

温州苍南县《黄石圹志》，高82、宽63、厚10厘米，凡14行，行22字，志文谓“其言行之详，已见于宫使林薿之状、内翰周必大之志铭，姑述其出处之大概，而纳诸圹”[10]。其墓铭，又见周必大《文忠集》卷三二《朝散大夫直显谟阁黄公墓志铭》。

处州松阳县《潘好谦圹志》，高91、宽74.4、厚9.5厘米，据自述，圹志简略的原因是“有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簿陆九渊之状，□□□□□台州崇道观吕祖谦之铭在”。[11]然其墓铭，又见吕祖谦《东莱集》卷十二《潘朝散墓志铭》。

处州丽水县王信夫妇神道碑，《括苍金石志》卷六《王给事（信）墓志铭》，洪迈撰并书，楼钥篆额；《王给事妻郭硕人墓碑》，戴溪撰、何澹书丹、叶翥篆额。而1957年王信墓出土的圹志，系王信暨妻郭氏合志，由其子王驎撰文。[12]

比较圹志与名家文集中的墓志铭或神道碑实物，区别至为明显：一、墓志铭叙事详细、体例完善，前有“序”，文前详列撰、书、篆额人，后有“铭”。而圹志简略，仅罗列名讳、世系、履历、丧葬年月、埋葬地点而已，序铭均缺；二、墓志铭多属名人执笔，而圹志多由墓主子侄或其直系亲属代笔，“书讳”者通常是墓主的亲戚，名前多冠以“亲末”、“忝戚”字样，更有大量圹志竟完全不交代撰书者信息。

既然墓室内已有圹志随葬，那么，名家文集中鸿篇巨制的墓志铭，就只能认为它们原本是计划刊诸碑刻、立于墓表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因为神道碑是身份象征，且为观瞻所系，须求诸“名笔”，亲属“不敢称述”[13]；圹志是墓志铭的权宜代替品，且深埋地下，则不必费力请铭。

志墓必借名人以自重，时人甚至有“非请名家作铭为不肖子孙”的说法。但在实际中，人们常常便宜行事，苍南县出土的嘉定十一年《林已千墓志》，其子林应龙称“应龙窃惟墓有志铭，必托诸闻望，以昭不朽，人子之至情也。委曲攀附以求之，卑辞恳请而得之，非其亲故之私，即其势利之交，其事或不核，其文只益欺，应龙非惟不暇、亦不敢也”——夫子自道，半为实情，半属无奈。

四  圹志与神道碑在墓地中并存

神道碑刻，需向名人请铭。先期准备志主行状，更要“委曲攀附以求之，卑辞恳请而得之”，不免耗时费力，遂屡与葬期冲突。在现实丧葬中，人们多以圹志权宜替代，待葬事底定，日后再行补立神道碑刻。

“葬日薄，未暇乞铭于当世立言君子，姑叙梗概，以纳诸圹”，这类南宋圹志中常见的套话，正是此意。此类套话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盛行，始见于南宋时期，其中大有深意，说明随葬圹志之外，又在墓表立碑的风气已充分流行。

圹志随墓下葬，而神道碑的树立则通常晚于下葬年月，甚至无果而终[14]。但是，二者可以在墓地中并存。

前揭丽水县王信夫妇墓，正是神道碑、圹志并存的例证；婺州金华县王淮墓，出土圹志系“孤子王枢等泣血谨记并书”，而神道碑高390厘米，额题“宋左丞相鲁国公神道之碑”，杨万里撰文，陆游书额；[15]青田县《陈希点圹志》，现藏青田县文管会，而楼钥撰文的《陈中书舍人希点神道碑》全文又见《括苍金石志补遗》，系清人据碑刻实物著录。

此类例子很多。神道碑立于地表，标榜身份，圹志埋于地下，备陵谷变迁。二者功能有别，故而墓地中既随葬圹志，又立神道之碑。

如前所述，神道碑有向中下层社会渗透的趋势。二者在墓地并存的现象，并不限于少数高官勋臣。而“葬日薄，未暇乞铭于当世立言君子，姑叙梗概，以纳诸圹”之类套话的盛行，也从侧面反映了神道立碑风气的蔓延。

五 墓上小碑

除圹志、神道碑外，另有一类墓上小碑，向来不为学者注意。这类小碑，一般竖立或贴嵌在墓葬封土的正前方或其后方。

封土前，立小碑，南宋时期不分士庶通行。司马光《书仪》载“志石刻文云某官姓名，某州某县人，考讳某，某官，某氏，某封。（小字注，无官封者，但云姓名或某氏）……墓前更立小碑，可高二、三尺许，大书曰某姓、名某，更不书官”[16]。

这里的“墓碑”，是狭义的，指类似今日浙江各地习见的墓上小碑，即司马光所谓“高二、三尺许”只书“某姓、名某”等简要信息的小碑，而非神道上的丰碑巨制。《书仪》载墓内有圹志，“墓前更立小碑”，一般平民亦可为之。世俗崇尚“封土立碑”的观瞻，当然不限于少数人。《书仪》的可贵，在于不拘泥古礼的规定，指出现实丧葬中实际发生的情形。

惟墓碑立于地表，峣峣易折，少有实物传世。但清代金石书于宋元墓前小碑，仍有著录。

《台州金石录》卷十《宋梅宣义墓碑》，碑在临海县，高四尺、广二尺四寸，二行，行四字，纪年题名二行，左右分书，文曰“有宋宣义/梅公神墓/淳祐三年癸卯岁腊月十月八日/男天寿泣血立”；临海县《宋陈四二墓碑》，文曰“宋省元四二陈公墓”。

丁敬《武林金石志》卷七“墓碑”《郑处士墓碣》，文曰“有元竹隐郑处士墓，鄱阳周伯琦书”，碣纵三尺四寸，横二尺，篆书二行。

《括苍金石志》卷八“潜说友篆王顺斋墓碑”，是青田县宋末名儒王梦松的墓前小碑，由潜说友题写，文作“有宋顺斋先/生王公之墓/潜说友题”，“碑高五尺七寸，广三尺三寸，二行，行五字，篆书长七寸五分。末款四字，篆书长二寸，在青田县十八都浮福山”。

征之于实物。江西新余市竹山村孩子墓地M2，系竖穴土坑墓，地表墓碑上刻“大宋”、“张氏”等字[17]。广州河南简家岗宋元墓，1号墓的墓碑高47、宽30厘米，中刻“宋故考君简公墓”七字，上款小字“维皇宋咸淳二年岁次丙寅十二月”，下款为“庚申安厝于简家岗之原男□□□”，其余三座墓碑规格、文字体例亦相类[18]。

上述墓碑，高不过数尺，内容为“某姓、名某”之类最小的必要信息，足证南宋墓前有树立小碑的习俗。

墓上小碑是墓葬所在的标识，这是墓前立石的本意。小碑内容简要，简便易行，遂为时人广泛采用。

六  墓上小碑与神道碑在墓地中并存

今日所见的南宋墓地，地表遗迹多已荡然。有墓表碑刻留存的墓例百无一二，遑论墓上小碑与神道碑并存的实例。

《括苍金石志》同时著录“潜说友篆王顺斋墓碑”与“宋顺斋先生王公墓志铭”，却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考察案例。处州青田县的王梦松墓，下葬于咸淳九年。《潜说友篆王顺斋墓碑》，“碑高五尺七寸，广三尺三寸，二行，行五字，篆书长七寸五分。末款四字，篆书长二寸，在青田县十八都浮福山”。这是封土前的小碑。

同卷著录《宋顺斋先生王公墓志铭》，“高一丈，广五尺，凡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为刘黼撰文、潜说友书丹、陈宜中篆盖。这是神道碑刻。

由此推测，墓上小碑与神道碑在同一墓葬中并存，应为南宋后期较普遍发生的情形。只是文献不载、实物不传，今日难晓其详罢了。

七  结语

圹志（墓志、墓志铭）、神道碑、墓上小碑，三者各有其传统，并非南宋新出现的事物。

南宋时期，使用圹志的社会阶层迅速扩大，内容简略、体例简陋的圹志大量流行，此与唐代、北宋前期多数只随葬体例严谨、内容繁复的“墓志铭”形成巨大反差；墓志铭与神道碑合流，内容、形式日渐趋同，墓志铭也被当成神道碑立于墓表，并逐渐向中下层官僚及平民社会渗透；墓上小碑，不分士庶，广泛流行，作为墓地所在的简便标识。

这是南宋志墓碑刻发展的基本趋势。这些趋势并不始于南宋，通常继承北宋而来，但在南宋时期表现得更典型、更集中、更普遍，充分显示了丧葬习俗领域内日益明显的世俗化倾向，也是南宋墓葬的厚葬表现形式，进一步从地下转移至地面的典型例证。

注  释：

[1]圹志形制以长方形居多（或上端两角斜杀、或圆首，作碑形），正方形、扁方形者少。边长多以50~90厘米为常见，高120厘米以上者，亦有所见。圹志的规格，与墓主人身份亦无必然联系，而与墓主的财富状况及孝子的态度关系相对更密切。北宋后期，随葬的“墓志铭”，尚多“古意”，凡配有志盖的，盖顶必有“篆盖”，一律作正方形。南宋的墓志铭，配备志盖者日益罕见，与此相适应，正方形的墓志日少，原先的“篆盖”多改为更便捷的“篆额”形式。

[2]司马光《书田谏议碑阴》（《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十九，四部丛刊本）：“常怪世人论撰其祖祢之德业，圹中之铭，道旁之碑，必使二人为之。彼其德业一也，铭与碑奚以异？曷若刻大贤之言，既纳诸圹，又植于道，其为取信于永久，岂不无疑乎？”；苏轼《答李方叔》谓“阡表与墓志异名而同实”（《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86年）。参见刘成国《北宋党争与碑志初探》，《文学评论》2008年第3期。

[3]清代发掘古墓的风气未开，深埋地下的墓志并不常见，金石书著录者，多为墓表碑刻。金石书著录碑刻，多介绍高广尺寸，将碑刻规格与南宋通行的墓室规格稍加比较，可知这些“巨碑”多数是无法纳入狭小的墓室内随葬的。这也说明了它们的神道碑刻属性。

[4]本文所引《台州金石录》、《括苍金石志》、《东瓯金石志》诸书，均为“石刻史料新编”本，（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台州金石录》卷九《宋永州通判王洤墓志铭》，江朝宗撰，旧在“临海县南乡白岩寺侧”；《括苍金石志》卷六《王给事（信）墓志铭》，碑在丽水县西乡，高九尺五寸、广六尺，洪迈撰并书，楼钥篆额。《王给事（信）妻郭硕人墓碑》，碑高一丈二尺，广五尺五寸，题“硕人郭氏墓志铭”，“是碑离城有五十余里之远，穷乡僻壤，人迹罕到，久埋没于荒烟蔓草中”；《括苍金石志补遗》卷二《陈中书舍人希点神道碑》，碑连额高六尺六寸，三十八行，行九十一字，碑在“青田县慈明寺左”；《东瓯金石志》著录《楚国太夫人周氏（高世则妻）墓志铭》，碑在“瑞安（县）仙岩山高公墓前，碑高七尺一寸二分”。此类墓志铭都是“高度大过宽度”的长方形巨碑，“某某墓志铭”的标题其实多为“篆额”。而唐代墓葬出土的墓志铭，多呈正方形，并配有相应的墓志盖，故曰“篆盖”。长方形的巨碑，在形式上无法配备相应的志盖。然而，清代金石学家在著录上述墓志铭的时候，依然通常将某某“篆额”著录为某某“篆盖”，实际上此类树立于地表的长方形墓志铭碑绝无可能配备志盖。这一非常有趣的现象，过去的学者似乎并未注意到。其实，这正是墓志铭与神道碑合流过程中呈现的生动的细节。

[5]合流的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发展。明代的墓表碑刻，多数自名“墓志铭”，如嘉靖八年处州府景宁县的陈旭墓，墓表至今矗立有《陈坦庵墓志铭》。见项莉芳、郑嘉励《景宁渤海坑——浙南明代银矿调查之二》，《东方博物》第29辑。

[6]浙江文物局编《浙江文物参考资料》，内部出版。

[7]东钱湖史浩墓地出土的神道碑，龟趺座长5米，正面镌刻宋宁宗御书“纯诚厚德元老之碑”八字，碑阴文字即楼钥《攻媿集》卷九十三《太师保宁军节度使致仕魏国公谥文惠追封会稽郡王史公神道碑》；南宋史弥坚墓，神道碑龟趺尚存，并见杨古城、龚国荣《南宋石雕》，宁波出版社，2006年；“薛朋龟墓铭”及妻王氏“墓铭”，石高约180厘米，也是神道碑而非随葬墓志，见《鄞州碑碣精品集·碑铭撷英》，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清·董沛《鄞县志》卷五十九“金石上”亦有著录。

[8]江西婺源县的《汪路妻张氏圹志》，张氏下葬于北宋靖康二年，张氏卒后，其孤乞铭未果，姑且刻石于圹，寄望“它日植碑飨堂，垂示永久”，见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第111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南宋庆元二年，朝奉大夫前通判建康军府汪阐中妻魏氏墓前筑有享亭，“旧有志铭小石，柙于享亭壁间”，见章国庆编着《天一阁明州碑林辑录》，第25页，《宜人魏氏（静端）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元代的同知东川路总管府事孙侯，“家富而身贵，年七十一而终”，由姚端夫铭其墓，冯子振表其墓，吴澄又撰“墓隧之碑”，墓所“立屋于墓近，以诸人所撰碑志等文，刻石置于其间，扁之曰‘致存之亭’”。见元·吴澄《吴文正集》卷四十三《致存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

[9]衢州市博物馆：《衢州墓志碑刻集录》，第31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余端礼墓，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

[10]杨思好：《苍南金石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本文引录苍南墓志材料，俱见此书。

[11]郑嘉励、梁晓华：《丽水宋元墓志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本文引录的丽水地区墓志，俱见此书。

[12]王信夫妇墓发掘简报，见牟永抗《丽水古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七辑），杭州出版社，2005年。但简报未发表圹志材料。

[13]金华南宋郑刚中墓出土圹志，其子郑良嗣撰文时称，乃父的德行文章“须托名笔于神道，以信万世，良嗣不敢称述”，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宋墓·金华南宋郑刚中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

[14]奉化溪口南宋魏杞墓，葬于淳熙十一年。初，墓较简朴，数十年后，补立郑清之撰文神道碑。现实状况可能很复杂，圹志坦承只是埋入墓圹的权宜之物，日后将补立正式的神道碑，实际中，却常不果行。所以，常常出现这种现象：宋代出土墓志，少有千字以上之文，而宋人文集中的墓志铭动辄为四五千字的长文。因为当时所见材料尚少，叶昌炽认为“此则断难刻置墓中，……或当时刻之立于圹外，或横卧于柩旁，然何以终不传世。或竟撰文存集，而实未镌刻，皆不可知矣”（叶昌炽《语石》卷四“一曰墓志”条）。叶氏推测的“或竟撰文存集，而实未镌刻”，在现实中确有可能发生，台州临海县双港乡保宁寺（谢墓坟寺）南宋谢深甫墓，墓前原有神道碑，但无字。谢深甫逝后，何澹撰铭，此铭是谢深甫孙女谢道清进位理宗皇后、谢深甫追赠鲁王后所作，目的在于表墓。但是，谢氏子孙宦游在外，一时迁延未刻，神道碑就只剩“无字碑”了，见丁伋《谢深甫及谢墓》，《堆沙集》，第4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5]1957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金华县章岭水库的王淮墓，出土有圹志，参见张永世：《金华王淮墓》，《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室收藏的发掘记录，王淮墓前当时尚保存有神道碑的龟趺座。

[16]司马光《书仪》卷七《丧仪》三“碑志”条，文渊阁四库全书。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新余市钱家山西周遗址及竹山村三国墓与宋墓考古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又及，四川华蓥南宋安丙家族墓地，也出土有宽62.8、厚22.6、残高100厘米的墓碑，正面隶书“宋故宜人……”，碑上有荷叶形碑帽，见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编著《华蓥安丙墓》，图版三四，文物出版社，2008年。

[18]转引自王宏理《志墓金石源流》，第40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本文转自明湖史学公众号。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