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美国弗利尔艺术馆藏《西湖清趣图》，阙维民[①]、李慧漱[②]等学者早有提及，但自2013年7月以来，始引起文史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持续的争论。事实上，一幅画的真伪状况很复杂。判断《西湖清趣图》是南宋画、宋末元初画或是更晚的明清画作，都需要从卷轴材质、运笔设色、风格技法等深入剖析。除此，也需要关切绘画题材与内容，结合图像与文本，从制度、风尚、仪物、景观等角度，对照互证，庶几逐渐逼近真相。

本文无力对《西湖清趣图》作面面俱到的考证，更多运用图像与文本的互证方法，同时结合名物考证及考古发现等成果，尝试进一步的解读。

二、画卷的基本情况

《西湖清趣图》现藏美国弗利尔艺术馆，为水墨设色纸本长卷。不计引首及题跋等内容，画作主体部分纵高32.9、横长1581.1 厘米，其宽度大于《清明上河图》，卷轴之长度更达到《清明上河图》的3倍。《清明上河图》所绘未必是清明时节，但《西湖清趣图》描绘湖滨桃红柳绿和南山耕作等场景，可以较明确地判断，画作表现的时间大约在农历三四月间，适值暮春初夏时节。

图1.西湖桃红柳绿

图2.南山耕作

根据弗利尔艺术馆的介绍，可知整幅画首尾具体又可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首，长96.9 厘米。上题“西湖清趣”四个篆字，落款为“吏部郎中兼翰林侍书程南云书”，有“广平程氏”四字方印。程南云（1388-1458），字清轩，号远斋，江西南城人，落款印章所称广平，指程姓郡望，并非籍贯。程南云好书画，尤精篆隶，永乐（1403-1424）间以能书征，修《永乐大典》，累官太常卿。图3.程南云题款

第二部分是简笔示意草图，长76.2 厘米，无款识、印章。该图置于引首之后、画作主体之前，颇似对巨幅长卷的平面导示图，简单描出断桥、处士桥、苏堤六桥以及雷峰塔等标志性景观。但仔细观察，可见此处所绘的雷峰塔是七层宝塔，与后面的主体画作中的五层雷峰塔，并不一致。因此，推测此图乃后人所增补，与后面的画卷非出于同一时期。有学者认为草图中“城中城”是清代旗营，据此对画作主体作一刀切的判断，值得商榷。

图4.简笔草图

图5.简笔图中的七层雷峰塔

图6.西湖清趣图中的五层雷峰塔

第三部分是卷轴主体，长1581.1 厘米，共十四接。围绕西湖为中心，自钱塘门开始，经断桥、孤山、苏堤、南山路等地，逆时针绕湖一周，最后仍至钱塘门结束。画面无款识印章，但绘画者在酒店旗幡或桥梁等位置留下多处楷书题记，如在钱塘门酒库旗幡上题写“揀打諸庫上等高酒”，明显是南宋时期临安城的风貌特征。类似文字尽管有限，却提供了宝贵的信息。

图7.钱塘门外酒库文字

第四部分是一篇近1500字的跋识，共45行，长141.3厘米。落款署名题跋作者是“樊榭山民厉鹗”，时在雍正五年（1727）九月六日，其下盖有两款方印，分别为“厉鹗私印”和“太鸿”，最后又有一印，刻“志在山水之间”。厉鹗（1692-1752）是清代杭州籍的文学名家，字太鸿，号樊榭，博学多识，著有《樊榭山房集》、《宋诗纪事》、《南宋院画录》。该跋信息丰富，择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一是揭明该画收藏者是广陵（江苏扬州）的王承武，“承”字最初误作“绳”字，故被圈去，以旁注形式更正。雍正四年（1726）八月，厉鹗与朋友到王氏家中借观《西湖清趣图》。实际上，前面提到的引首处，就有两方印文，分别是“心榖堂珍藏”和“心榖□王氏珍玩”。弗利尔艺术馆判断这可能是王承武的私人收藏印章。

图8.引首印文

二是推测该画出于南宋画院名手，“惜不书名，上有岳坟，当是孝宗以后人”，甚至怀疑是李嵩的作品。李嵩（1166-1243）是南宋著名的宫廷画师，钱塘人。厉鹗《南宋院画录》卷五《陆深李嵩西湖图跋》谓：“此卷购得之长安，当是《西湖图》。第有苏堤而无岳坟，岂思陵（高宗）时画耶？或云李嵩手笔，然无题识可考。”可见，以岳坟之有无，推断南宋西湖图的创作年代，倒很契合厉鹗的思维习惯。

三是应王承武之请，结合《武林旧事》、《梦粱录》等宋元之际的文献，对绘画中涉及的园亭寺观，一一作了考证标识。

图9.跋文

考厉鹗生平游历，与扬州结缘颇深，雍正四年确曾到过扬州。值得注意的是，跋语尽管推断该画出于南宋画院名家，但厉鹗编著《南宋院画录》收录李唐以下南宋院画画家96人，却并未提及《西湖清趣图》，看似自相矛盾。其实《南宋院画录》作于康熙六十年（1721）冬[③]，而《西湖清趣图》题跋成于雍正五年（1727），前著未及收录后来的见闻，似亦不足深怪。

据弗利尔艺术馆的介绍，《西湖清趣图》系1911年从一位叫程宽（音）的中国人处购得，1931年由一名叫木下与吉的日本人在弗利尔艺术馆作了装裱。目前，艺术馆鉴定该画为14世纪元末明初的作品，但同时承认，卷轴主体部分描绘的是南宋西湖的图景。

依照常理推测，既然《西湖清趣图》是反映南宋临安西湖的写实主义的巨幅长卷，最大的可能自然是当时人摹写的实景，或者至少是临摹南宋西湖图的仿作。须知“画鬼容易画人难”，随着城市山水寺观园亭的变迁，后世画家如何能够如此真切地再现南宋西湖？至于说明清画家故意伪造这样一幅近16米的长卷，更让人困惑，因为写实长卷中城楼、园林、亭台、寺观、桥路无数，顾此失彼，随处都有可能露出破绽，使得伪作原形毕露。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谨慎，通过图像与文本的细密互证，逐步来考察画卷。如果我们能找到确凿的材料，证明图画中的内容完全不符合南宋实际，哪怕只有一条实证，就足以推翻《西湖清趣图》是南宋画作的立论。但实际上，我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这样的铁证，反而有越来越多的细节，不断证实《西湖清趣图》与南宋旧事的契合。

三、图文互证细节

（一）西湖印象

从南宋李嵩《西湖图》和南京图书馆藏南宋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看，南宋后期的西湖，别无今日所见之“湖中三岛”——小瀛洲、湖心亭、阮公墩。“湖中三岛”形成于明清时期，近人钟毓龙《说杭州》对此有明晰阐述，此为今日论西湖者的常识。

图10.李嵩《西湖图》

图11.宋刻本《咸淳临安志·西湖图》

南宋的湖心，除却孤山，别无岛屿。这是《西湖清趣图》符合南宋西湖的基本特征之一。

其次，南宋后期西湖的苏堤、白堤、孤山的位置，与今大致吻合。从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吴自牧《梦粱录》的相关记载，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即宋末苏堤、白堤之位置，至今未有大改。

《西湖清趣图》中白堤、苏堤的相对方位，与今相仿，亦符合南宋西湖的特征。

（二）城门

《西湖清趣图》绘出湖滨的城墙，可知杭州当时有城墙，图中出现的所有城门洞均作方形（梯形）。钱塘门描绘尤为工细，显然属于地栿石上立有排叉柱的“过梁式”木构门洞，而非元末重建后的圆形券顶城门。

“排叉柱”城门，指门洞内两侧壁沿边置有柱础，密集排列直柱，柱上架梁枋，从而形成梯形的门洞间架结构。北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三《石作制度》“地栿”条：“造城门石地栿之制：先于地面上安土衬石，上面露棱广五寸，下高四寸。……混内一寸凿眼立排叉柱”，梁思成注曰“城门石地栿，是在城门洞内两边，沿着洞壁脚敷设的。宋代以前，城门不似明清城门用砖石券门洞，故施地栿，上立排叉柱以承上部梯形梁架”。

图12.宋排叉柱城门

2008年发掘的湖州子城东城墙遗址，两宋时期的排叉柱城门基址保存甚佳。排叉柱城门，唐宋盛行，入南宋后，因“发券”技术的成熟，始有券顶的圆形城门。元明时期，发券城门已普遍取代早先的排叉柱城门。

图13.湖州宋代排叉柱城门基础遗址

元灭南宋之初，为瓦解地方武装，大肆拆毁南宋故境的州府城墙。元周润祖《重修捍城江岸记》：“皇元大一统，尽隳天下城郭，以示无外，独台（州）城不隳，备水患也”。今浙江境内只有台州等少数地方，因防洪需要允许保留城墙。杭州的城墙，入元后毁圮，直至元末张士诚盘踞杭城才得以重建，元代的多数时期，杭州无城。刘基《筑城词》“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即此谓也。

《西湖清趣图》中城墙完好，显系元初拆毁城墙之前的杭州，或元末重建之后的杭州。

但是，元末重建的杭州城，均采用“发券”的券顶门洞，明清时期亦如是。凤山水门至今犹存，是杭州唯一存世的古城门，学界普遍认为其为元末遗构，即圆形券顶门洞。

图14.凤山水门照片

图15.清末西湖涌金门照片

《西湖清趣图》所见城门洞，一律作方形，只能是南宋的西湖，明清人很难设想此种排叉柱城门。这一点，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与各种清代版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完全不同。宋本的城门洞作方形，无拱顶特征，而清道光、同治本的《西湖图》则按当时情形，改绘成拱顶城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所见为排叉柱城门，而明人仿作，凡涉及城门者，多为券顶城门，即便以仿南宋院画著称的仇英亦不例外。由此可见，《西湖清趣图》以描绘南宋西湖的可能性最大。

又，咸淳八年（1272）成书的董嗣杲《西湖百咏》称：“城之西有四门，曰钱湖、曰清波、曰钱唐。出此三门，皆不见湖，独涌金门，正与湖水相对，建楼掩之，关闭风水。”[④]南宋末，湖滨的四座城门，钱湖、清波、钱唐三门外是看不见西湖的，唯独涌金门直面西湖，所以“建楼掩之，关闭风水”。

此处的楼即涌金门（丰豫门）外的丰乐楼，本系西湖边的官库酒楼，后为缙绅同年会拜乡聚的著名场所。《淳祐临安志》卷六记道：“旧名耸翠楼……楼据西湖之会，千峰连环，一碧万顷，柳汀花坞，历历栏槛闲，而游桡画鹢，棹讴堤唱，往往会合于楼下，为游览最。顾以官酤喧杂，楼亦卑小，弗与景称。淳祐九年，府尹大资政赵公与始撤新之，瑰丽宏特，高切云汉，而运工敏成，民不知役。自是上延风月，下隔嚣埃，遂为西湖之壮。旁为花径曲折，亭榭参差，更与兹楼映带云。”[⑤]《武林旧事》卷五云：“旧为‘众乐亭’，又改‘耸翠楼’，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间，赵京尹与重建，宏丽为湖山冠，又甃月池，立秋千梭门，植花木，构数亭，春时游人繁盛。” [⑥]

文献所谓三门“皆不见湖”、而涌金门外起丰乐楼“关闭风水”，以及有关丰乐楼的景观如楼台、湖亭、秋千、花木等等，查考图画所绘，均与之高度符契。

图16.钱塘门

图17.钱湖门

图18.清波门

图19.涌金门（丰豫门）及丰乐楼

（三）招幌

前文提到，图中有若干文字标识，主要题于官方酒库或西湖酒肆之招牌或布幌，系标识性的广告文字。如钱塘门往西有一楼分别有“拣到诸库好酒供应细食”、“钱塘酒库”、“上等碧香”等三处文字。其他还有“好酒细食”等多处酒楼题记，特指美酒好菜。上述题记体现了典型的南宋色彩，后世并不常见。《都城纪胜》曰：“大抵店肆饮酒……若命妓，则此辈多是虚驾骄贵，索唤高价细食，余要出著经惯，不被所侮也。如煮酒，或有先索到十瓶，逐旋开饮，少顷只饮五六瓶佳者，其余退回。”[⑦]

南宋承北宋之制，为增加收入供养庞大的军政开支，施行榷酒制度。据《咸淳临安志》卷五五统计，仅政府垄断的“行在赡军激赏酒库所”就分“大库”十三个、“小库”九个，另外还有“碧香诸库”若干。“碧香”是官库美酒之名。《武林旧事》卷六《诸色酒名》：“蔷薇露、流香（并御库），宣赐碧香、思堂春（三省激赏库）……”[⑧]同书卷三《迎新》还记载了临安官库开煮新酒的习俗“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先至提领所呈样品尝，然后迎引至诸所隶官府而散。毎库各用匹布，书库名高品，以长竿悬之，谓之‘布牌’（下略）。”[⑨]图中所题文字，有的揭示官方酒库之名，有的书写各色酒名，或即周密所谓的“布牌”之类。

图20.招幌文字

（四）澄水闸

《西湖清趣图》另有一处出现了文字标识，即“澄水闸”。澄水闸，主要分流由凤凰山等一带来西湖的水源，《淳祐临安志》载：“澄水闸，在长桥南，熸火寨上，南山水流，分为三道。雨甚，则泥滓侵浊西湖，故于省马院之后，特置堤岸于湖侧，引水直至澄水闸。”[⑩]澄水闸之后为长桥，宋元之交的董嗣杲《西湖百咏·长桥》诗序云：“在胜景园东。在昔，此桥跨水甚长，桥亭且壮丽，日填月塞，皆民居矣。桥西有寺，南对凤凰山，又有澄水闸，东抵清波门。湖桥此最短，而长名自若。”[11]长桥不长，画面与记载亦相符。

图21.澄水闸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南山胜迹》：“长桥颇短，而以长名者……其南旧有澄水闸、南闸，宋时，钱湖门内诸山之水分为三道，雨甚则侵浊西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马院后，为水渠，引至澄水闸入湖。而南闸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归长桥，谓之三渠，皆有石桥，今亦湮废。”[12]在《西湖游览志》成书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前，澄水闸早已无存，若为明清人的写实作品，是无法绘出澄水闸的。

（五）岳坟

《西湖清趣图》中，苏堤之北，绘有岳坟。

图22.岳坟

岳飞因“莫须有”罪名被害。绍兴三十二年(1162) 七月，岳飞平反，在九曲丛祠觅得遗骨，将岳飞改葬于栖霞岭下。嘉定十四年（1221）下诏改赐智果寺为岳坟的功德坟寺，并赐额“褒忠衍福禅寺”，此即今日岳庙之创基。景定四年至咸淳三年（1263-1267），重建褒忠衍福寺，“计屋二十四间，过廊四间，僧舍四间，神祠四间，穿堂一所”，并别筑数椽以备子孙上坟时休憩之用。画中的岳坟，封土呈馒首状，其外围以圆形的围墙，坟前无供桌、无石像生，亦无秦桧、王氏等奸佞跪像。今日岳坟的石像生、奸佞跪像，为明代以后陆续添修，南宋无之。

浙江南宋时期的品官墓葬，墓前设石像生，是为惯例。但是，墓前出现供桌，却是元明以后开始流行的礼俗。《西湖清趣图》的岳坟，前无供桌，符合南宋特征。《西湖清趣图》绘有岳坟，知其为绍兴三十二年（1162）后之西湖。

（六）雷峰塔

《西湖清趣图》中的雷峰塔，呈五层八面的木构廊檐结构，是为今日所见南宋雷峰塔最具体的图像。

图23.雷峰塔

五层八面的雷峰塔，是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重修后的形象。《淳祐临安志》卷五《院》著录有当时的修塔记文《庆元创修记》。2000年，雷峰塔遗址出土《庆元创修记》残碑，文字全同。重修后的雷峰塔，塔西有塔院显严院。《西湖清趣图》雷峰塔下，绘有规模可观的塔院，即显严院，位于雷峰塔西面，符合“旧在塔西”的记载。南宋雷峰塔及塔院的布局：雷峰塔居中，前有山门，后为法堂，与塔对峙，僧堂、两庑位于塔的南北两侧，与湖州飞英塔南宋寺塔布局一致，这些遗迹部分已为雷峰塔遗址考古发掘所证实。

南宋后期，塔院热闹非凡，终日梵音不绝。入元后，塔院萧条已极，境况远不如昔。《西湖清趣图》描绘的塔院，规模可观。明嘉靖年间，雷峰塔遭火劫，木构廊檐尽毁，惟馀砖身，直至1924年倒坍。

据《西湖清趣图》中的雷峰塔，知其为庆元元年（1195年）之后、明嘉靖年间之前的西湖，如果结合塔院的考察，则应属南宋后期。

（七）赵公堤

《西湖清趣图》苏堤的自北数起第二桥（东浦桥）和曲院相接处，绘出“小新堤”，亦称“赵公堤”。

图24.小新堤

《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苏公堤”条“苏公堤，自南新路直至北新路口”，自南而北，凡六桥，依次为：映波桥、锁澜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跨虹桥。同卷“小新堤”条，“淳祐中，赵京尹与自北新路第二桥至曲院筑堤，以通灵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夹岸花柳，比苏堤，或名赵公堤”。[13]《梦梁录》卷一二《西湖》记载与此同[14]。《西湖清趣图》中的苏堤，亦作六桥。

《西湖清趣图》赵公堤图像，堤中绘有“三亭”形象，与《武林旧事》“中作四面堂三亭”同，如此细节之吻合，恐非巧合。

小新堤筑于淳祐二年（1242），为宋末的湖上名胜，《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设专条记之。据近人钟毓龙《说杭州》，小新堤在“明代荒芜，遂成陆地，今已无遗迹可寻”。

据此，知《西湖清趣图》描绘的是淳祐二年(1242)之后、明代之前的西湖。

（八）望楼

图卷中可见绘有望楼3座，其中城外2座，城内1座。南宋临安人口稠密，加上“板壁居多”，故火灾频仍。城内外望楼高耸，上设兵卒昼夜值岗，有眺望警备的作用，但主要为巡防火灾而设，方便军兵在第一时间发现火情，及时报警，组织扑灭。《梦粱录》卷一0《防虞巡警》：“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不堪其行，多为风烛之患……盖官府以潜火为重，于诸坊界置立防隅官屋，屯驻军兵，及于森立望楼，朝夕轮差。兵卒卓望，如有烟焰处，以旗帜指其方向为号，夜则易其灯。若朝天门内以旗者三，朝天门外以旗者二，城外以旗者一；则夜间以灯如旗，分三等也。”[15]《梦粱录》不仅解释了望楼设置的基本功能和制度规范，更详细记录了临安城内外的望楼情况，共有23处。此外，《咸淳临安志》卷五七《武备》也记录了望楼10余处。两书均提到钱塘门外水磨头后设有望楼，此望楼地点与图中所绘位置吻合。

图25.水磨头后望楼

图26.清波门外望楼

图27.城内望楼

（九）水口

杭州本是江海故地，城内水质咸苦恶劣，自唐代李泌始凿六井，引湖水以便民，西湖遂成为城市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引湖入城，城内开凿井池，西湖处则有水口，所谓“潴而汲者为井，导而入者为水口”。李泌之后，历代地方官都极重视西湖水源的保护和引水入城工程的治理。元祐间苏轼知杭州，以原先竹筒修渠容易废坏，遂采纳西湖僧子圭的建议，“用瓦筒盛以石槽，底盖坚厚，锢捍周密”，泽被后世。及至南宋，孝宗朝乾道四年（1168），周淙重修诸井。理宗朝淳祐七年（1247），赵与因水涸浚湖，奏报：

自涌金门北至钱塘门一带荷荡，正系六井水口。旧为府第占据，租佃牟利，填塞秽浊，今已支钱回买，先就此处用工。欲更于荷荡界至之外，用石砌结，疏作石窗，立为界限，澄滤湖水。舟船不得入，滓秽不得侵。使井口常洁，咸享甘泉，实为都民久远之利。

朝廷下旨照办，而且命“锄掘菱荷，毋得存留”。其后有贵势之家“侵占翳塞”者，也都遭到临安府的弹劾，“请于朝乞行除拆”。咸淳六年（1270），潜说友再次重修水渠，“更作石筒，袤一千七百尺，深广倍旧，外捍内锢，益坚缜。然后水大至，每五十尺穴而封之，以备淘浣。且于水所从分之处浚海子口，以澄其源。井之上覆以巨石，为四穿，以便民汲。”以上材料，俱见《咸淳临安志》卷三三《山川十二·六井》。

《西湖清趣图》再现了自涌金门至钱塘门的六井水口，石砌红栏，外立界限，与赵与奏疏中提到的水口一带“用石砌结，疏作石窗，立为界限，澄滤湖水。舟船不得入，滓秽不得侵”的描写完全一致。南京图书馆藏宋版《咸淳临安志·京城图》，以文字形式，在城墙上方标示出南宋六井水口的名称，依次是：1.涌金池水口；2.镊子井水口；3.相国井水口；4.杨家府水口；5.激赏库水口；6.小方井水口。不曾想，《西湖清趣图》将维系临安城生命线的六个水口，一一摹写出来，忠实地再现了南宋晚期西湖水口形制及立限保护水源等具体形象。

图28. 涌金池水口

图29.镊子井水口

图30.相国井水口

图31.杨家府水口和激赏库水口

图32.小方井水口

图33.宋刊《咸淳临安志·京城图》标示六水口

（十）杈子

《西湖清趣图》全面摹绘了西湖周边的园林府邸，但只在净慈寺以东、澄水闸以西的一处大门前，清楚画出一列朱红杈子。《都城纪胜》提到，南宋临安酒家门前有时也会陈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但朱红色杈子更多还是用于官府或贵势之家门前，表示对行人的禁约限制。

杈子，亦作“叉子”，南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一《行马》中说：“行马，晋魏以后官至贵品，其门得施行马。行马者，一木横中，两木互穿以成四角，施之于门，以为约禁也。《周礼》谓之陛枑。今官府前叉子是也。”[16]《东京梦华录》卷一《大内》描写开封皇城说：“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再来看南宋临安的情况，《梦粱录》卷八《大内》谓：

大内正门曰丽正，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峩壮丽，光耀溢目。左右列阙亭、百官待班阁子。登闻鼓院、检院相对，悉皆红杈子，排列森然，门禁严甚，守把钤束，人无敢辙入仰视……内后门名和宁，在孝仁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门，金碧辉映，与丽正同。把守卫士严谨，如人出入，守闉人高唱头帽号。门外列百寮待班阁子，左右排红杈子……和宁门外红杈子早市买卖，市井最盛……[17]

特别是和宁门，既是皇城北门，又处京城御街南端，是联系皇宫大内与临安市井的重要门户。故和宁门外红杈子一带，市井繁华，吴自牧等人在书中反复提及。《梦粱录》卷一三《铺席》条曰：“杭州大街，自和宁门杈子外，一直至朝天门外清和坊，南至南瓦子北，谓之‘界北’。”同卷《天晓诸人出市》曰：“和宁门红杈子前买卖细色异品菜蔬，诸般嗄饭，及酒醋时新果子，进纳海鲜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气象，殊可人意。”[18]

问题是，《西湖清趣图》为何在偌大的西湖唯独画了这一处朱红杈子？其实，如果了解该园主人的身份，就会释然。杈子所画门庭原系南宋御园别馆，庆元三年（1197），高宗吴皇后将它赐给韩侂胄，后者遂大加修葺拓展，成为南宋西湖著名园林即南园，陆游在庆元六年曾作《南园记》，记文流传至今[19]。其后，韩侂胄北伐兵败，开禧三年（1207）被杀于玉津园，南园重新收归御前。

《淳祐临安志》卷六记载：“长桥南园，旧名庆乐，在长桥之西，故平原郡王韩侂胄园也。后归于御前，淳祐中赐嗣荣王（与芮），内有西湖洞天。”[20]《武林旧事》记云：“（南园）中兴后所创。光宗朝（按：此处误，当为宁宗朝）赐平原郡王韩侂胄，陆放翁为记。后复归御前，改名庆乐，赐嗣荣王与芮，又改胜景。”[21]荣王赵与芮是理宗的亲弟，淳祐年间，理宗又将御园赐给了赵与芮。理宗去世后，无子嗣继承，赵与芮之子即皇帝位，是为度宗。赵与芮旋又进封福王，至蒙元灭宋还活着。《梦粱录》卷一九《园囿》云：“南山长桥庆乐园，旧名南园，隶赐福邸园内，有十样亭榭，工巧无二，俗云鲁班造者。射囿、走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丽，野店村庄，装点时景，观者不倦，内有关门，名‘凌风关’。”[22]凌风关，陆游《南园记》和周密《武林旧事》等又称“凌风阁”。考图画细部，发现王府入门有一高阁，上筑平台，四面围以朱红围栏，异于其他园林风格，或即为凌风阁。另外，关于庆乐园，宋版《咸淳临安志·西湖图》也准确标识出了具体位置，可互为参证。

南宋后期，庆乐园属赵与芮，赵与芮是理宗亲弟、度宗生父，是地位尊崇的亲王贵胄，因此才会仿照大内门户和中央官衙等布置，在其府邸大门前特设朱红杈子，防限来往行人。此等门前陈设的细节问题，正如实反映出南宋后期严密的亲疏上下的等级制度。

图34.杈子

图35.宋刊《咸淳临安志·西湖图》庆乐园

（十一）皂伞

图中所绘人物繁夥，但构图若在高远之地俯瞰西湖，几乎所有人都不辨面目，大致分明的只有舆服色彩，另外引人注目的就是到处都有的皂伞，即黑色高伞。

从图中景物看，此类伞很多，但它们显然不用来遮风挡雨。大家知道，包括伞类在内的服饰功能，除了实用，还有表示身份标志和审美价值取向的作用。特别是在讲究名分、等级森严的时代，朝廷往往对上至帝后、百官，下至士庶的舆服用料、色彩、装饰等作出极琐碎的规定，防止紊乱名分，破坏等级秩序。试举一例，北宋元祐后，朝廷就明确，皇太后出入用黄罗伞；皇太妃用伞，最初用青盖，后改为红、黄兼用，但如果皇太妃跟随皇太后出入，就止用红罗伞[23]。《武林旧事》开卷即写南宋典礼，如四孟出驾，皇帝所用也是黄罗御伞[24]。其他高级品官则许用青盖，无品士庶人等不许使用礼仪性的伞。

当然，服饰关系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防不胜防，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变迁，朝廷的细密约束并不总能令行禁止，“服食器用，率多踰越”的情况很常见。如孝宗时，“都城之內，士庶尽持青伞”，甚至各级官员的胥吏随从，“稍遇晴热，例使人持黑油伞遮日，多至三五十柄，见者叹骇”。孝宗曾为此下令“严行禁戢”。《庆元条法事类》卷三《服饰器物》亦重申强调：“诸非品官，伞不得用青。”但三令五申的效果仍然有限。庆元三年（1197），有臣僚奏报，“今州县之间，官无大小，下至士庶以及皂隶”，都在使用三檐青伞，“填街塞巷，蔽空如云”。嘉定四年（1211），续有奏称：

今日之习俗，僣拟踰制,冒上无禁，流弊至此，不可不革。青盖之制，辇毂之下非亲王、宰执不得辄用，今通都大邑，不问贵贱，憧憧往来，蔽空如云。……宜令临安府帅臣具见行条令一切禁止。[25]

事实上，当时不仅胥吏仆从、庶民百姓越制张盖用伞，风气所及，临安城内的太学、武学诸生也不例外。为此，宁宗朝时临安城内还引发过一场风波。《四朝闻见录》卷一《太学诸生寘绫纸》有生动描写：

郑昭先为台臣……奏疏请京辇下勿用青盖，惟大臣用以引车，旨从之。太学诸生以为既不许用青盖，则用皂绢为短檐伞，如都下买冰水担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逻者犹以为首犯禁条，用绳系持盖仆，并盖赴京兆。……皂盖一事合申庙堂，当来台臣只乞禁青盖，今诸生用短檐皂伞，未知合与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挥，以凭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许用皂盖，而诸生犹故用之，则宜移文司成议诸生罪，为善于处置矣。时即有轻薄子故为一绝落韵诗云：“冠盖如云自古传，易青为皂且从权。中原多少黄罗伞，何不多多出赏钱。”[26]

临安太学生以朝廷严禁青伞，遂模仿临安卖冰水商贩所用，改“用皂绢为短檐伞”，即如图中所示黑色而出檐较短的伞。逻卒绑了太学生后持皂伞的仆人，带至临安府。临安知府程覃以违法犯禁，对仆人施以杖刑。不料，此事引起太学生的极大愤慨，联合起来向朝廷投诉，时相以太学生过于跋扈，而且杖打仆人不同于杖打士人，故意置之不理。结果，太学生投诉不成，干脆罢学抗议。直至惊动大内，由宁宗皇帝罢免程覃的职务，学生才恢复上学。此后，朝廷虽延续原来的规定，禁止士庶张青盖，但对使用皂伞，却未见明确约束，大概是顺其自然了。

考图中所绘，多为仆人持伞形象，所持伞也与文献所谓“用皂绢为短檐伞”完全一致，伞面为黑色，出檐较短，不同于《清明上河图》中多见的长檐伞。随从仆人手持皂伞，张盖如云，贴切地反映了南宋临安的出行风俗。

图36.断桥上游人手持皂伞形象

（十二）断桥

《西湖清趣图》的断桥，桥上无亭子，桥堍设有四柱华表。

图37.断桥全貌

质疑者认为南宋的断桥上原本设有亭子，桥堍的四根“柱子”是清代为迎接康熙、乾隆皇帝南巡入住孤山行宫而增设，并以此作为《西湖清趣图》是清代伪作的证据之一。

这是站不住脚的，质疑者可能参考的是清代版本的《咸淳临安志》，据道光刊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桥上确有亭子，但这是清代的断桥形象。在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中，断桥上并无亭子，桥堍两侧各置华表二，与《西湖清趣图》完全一致。

咸淳刻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与清代诸版本差异极大。清本《西湖图》按照当时的理解，多有改绘，桥堍的华表，在清人笔下，被绘成杨柳树。研究南宋西湖，在宋本存世的情况下，当然应该摒弃后世经改绘失真的本子。

南宋末年的断桥，桥上无亭，桥堍有华表，正与《西湖清趣图》同。桥堍华表，是两宋常见的名物。断桥的华表，形制与《清明上河图》虹桥两侧所见者近似。

董嗣杲《西湖百咏·断桥》：“绣毂青骢骤晚风，柳丝翠袅石栏红。彩篙刺水停飞鹢，华表侵云截卧虹。”[27]可知断桥的华表、勾栏均作红色，与该图的断桥设色也是一致的。可知《西湖清趣图》所绘为南宋末年的西湖。

（十三）其他

图中所绘大石佛院，大佛头为半身胡人（印度僧）形象，《西湖百咏·大佛头》称：“形似西来印度僧，半身长映水中天。”[28]诗中描写与图中形象完全吻合。

图38.大佛头形象

又，图中白堤苏堤之间的园林遍植翠竹，别具特色，当即南宋晚期贾似道别园“水竹院落”所在。其余各种细节，若与临安三志、《武林旧事》、《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西湖百咏》等诗文和《宋会要辑稿》等典章制度印证，也都符合。限于篇幅，恕不一一。

四、余论

综上所述，从西湖印象、城门形制、桥梁道路、湖堤水闸、防火备警、引水工程、酒楼广告、舆服风尚、王府仪制乃至园林景观等图画细节出发，参照相关文献和考古实证，彼此互证，均若合符契。可见，《西湖清趣图》所表现的是南宋晚期的西湖人文景物，应该毋庸置疑。依常理而论，如此再现的写实主义的西湖长卷，很难想象会出于后世的伪造，即便是明代或更晚的作品，也应该严格参考了早期的“粉本”。

《西湖清趣图》的价值，将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明晰起来。就目前来看，不管其艺术价值若何，其史料价值是明显的。南宋历史是杭州成为中国古都的关键，对杭州地方文化的影响是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回望南宋往事，临安城内的街巷建筑，有《武林坊巷志》等著作帮助我们了解过去。遗憾的是，临安城早已沧海桑田，地面建筑无迹可寻，只能依靠有限的考古发掘得以重现。相反，城外的西湖周边，虽然也经历八百年的岁月洗礼，但至今仍保留了较多的历史痕迹，岳坟孤山依旧，苏堤六桥犹在，净慈寺、保俶塔、雷峰塔、断桥、长桥等等，还依稀保持旧时模样，有的虽然面目全非，但旧名犹存，足以让人抚今忆昔。

这应该是《西湖清趣图》引起广泛关注的根本原因。一幅图，导引我们由图像回向文本，彼此结合，往复互证，使我们对南宋临安城和西湖有了更全面、生动的认识。

[①]阙维民：《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②]李慧漱：《南宋临安图脉与文化空间解读》，收入《区域与网络：近千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1年。

[③]朱文藻撰、缪荃孙重订：《厉樊榭先生年谱》，《嘉业堂丛书》本。

[④]董嗣杲：《西湖百咏·丰乐楼》，收入王国平主编《西湖文献集成》第26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⑤]施谔：《淳祐临安志》卷六《城府二·楼观》，收入《南宋临安二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105页。

[⑥]周密：《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丰乐楼》，中华书局评注插图本2007年，第123页。

[⑦]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⑧]《武林旧事》卷六《诸色酒名》，第173页。

[⑨]《武林旧事》卷三《迎新》，第80页。

[⑩]《淳祐临安志》卷一0《山川三·水闸》，《南宋临安两志》，第202页。

[11]《西湖文献集成》第26册，第69页。

[1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29页。

[13]《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第136-138页。

[14]吴自牧：《梦粱录》（外四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9-112页。

[15]《梦粱录》卷一0《防虞巡警》，第97页。

[16]程大昌：《演繁露》卷一《行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1986年。

[17]《梦粱录》卷八，第71-72页。

[18]《梦粱录》卷一三，第121-122页。

[19]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阅古南园》，中华书局1989年，第184-188页。

[20]《淳祐临安志》卷六《城府二·园馆》，《南宋临安两志》，第107页。

[21]《武林旧事》卷五《湖山胜概•南园》，第125页。

[22]《梦粱录》（外四种）卷一九《园囿》，第177页。

[23]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舆服一之一四，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24]《武林旧事》卷一《四孟驾出》，第10页。

[25]《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六。

[26]《四朝闻见录》卷一《太学诸生寘绫纸》，第40-41页。

[27]《西湖文献集成》第26册，第32页。

[28]《西湖文献集成》第26册，第33页。另据台湾中国文化大学陈清香教授慷慨相告，佛像艺术以半身形象呈现，南宋是最典型的时期。这一佛教艺术表现特征，此前或此后似都不明显。谨记以致谢。

本文原发表于《东方博物》2014年3期。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转自会讲宋史公众号。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