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饶宗颐先生作为国学泰斗，深受国内外学术界景仰，他的逝世是民族的巨大损失。但由于饶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专业性太强，文字过于艰深，一些读者不得不望而却步。而且，饶先生著述宏富，据郑炜明、胡孝忠两位先生编著的《饶宗颐教授著作目录三编》（齐鲁书社2014年版）一书，饶先生出版著作80多种，发表文章950余篇，一般读者难以窥其全貌。笔者虽阅读过饶先生的大多数著作，但仍不敢说对其学问有透彻的理解。在此不揣固陋，挑选出十种饶先生相对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加以介绍，以助读者感受一代通儒所构筑的国学殿堂。 1.《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若有条件，阅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自然是目前了解饶先生学术的最佳方式。该书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14卷，共20册，汇集了饶先生20世纪的主要著作，可反映其在国学各领域不断开拓的治学历程。2003年，这套文集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200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行简体字版。 在将旧作收入《文集》时，饶先生往往结合新的认识或新的材料加以修订（如对《楚帛书》的增订），或加按语进行总结和反思。在编辑这套文集时，饶先生虽已年届耄耋，但仍有旺盛的精力和创造力。他很重视这套文集，倾注了大量心血，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晚年的健康，不免令人遗憾。由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帙甚巨，价格不菲，一般读者难以直接阅读。胡晓明先生编著的《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陈韩曦先生编注的《饶宗颐集》（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以及陈致、王珏两位先生编著的《师道师说·饶宗颐卷》（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选录或摘编饶先生的著述，篇幅适中，较为全面，颇便于一般读者了解先生之学。而要阅读饶先生的诗、词、骈文等文学创作，《清晖集：饶宗颐韵文、骈文创作合集》（海天出版社1999年初版）之类的书已有不少，有学者将饶先生的一些诗词集加以笺注解析，亦可参看。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饶先生已经将其全部著作的版权交付中华书局，集大成的《饶宗颐著作全集》将在不久的将来面世。 2.《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 《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于1998年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06年再版。大陆方面，上海书店出版社在2000年印行此书。此外，该书的日文版于2003年在东京出版。由于种种原因，《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并未收入该书。 该书是饶先生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持续探索的结晶，它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国文字是如何发生的？史前刻画符号与文字有何联系？中国史前刻划符号是否与域外文字存在交往？汉字为何没有字母化？涉及中国文字的发生及发展、中国文字乃至中国文化何以绵延不绝、文字如何影响文学及书法等重要问题。 商代甲骨文已是十分成熟、系统的文字，在此之前，则发现有大量见于陶器、玉器等载体的刻画符号，有的已经可以被视作文字。饶先生十分重视中外史前刻划符号的比较和交流。以卍形符号为例，它遍及西亚、南亚、北非、欧洲乃至美洲，以西亚为最早。在中国境内，最初见于新石器时代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东北地区的小河沿文化、红山文化，正处于童恩正先生所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饶先生对卍形符号有持续的研究，在《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一书中，他强调“我至今仍认为卍号必来自西亚”。季羡林先生为《饶宗颐史学论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所作序言指出：“饶先生从青海乐都县柳湾墓地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符号联想到古代雅利安人旧有的卍符号，又联想到世界其他各地的，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类似的符号，从而推论其间的关系，并论到古羌人的文化，时有柳暗花明之妙。可能有人对这种推论方法提出怀疑。但是这毕竟能启发人的想象，开阔人的视野。幻想力和联想力对学术探讨有时候是不可缺少的。” 在这本书中，饶先生呼吁开展“史前文字学”，对中国史前刻划符号的材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和较为综合的研究。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陆续开展系统研究中国史前刻符的工作，该书为此奠定了重要基础。该书关于中外史前刻划符号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未必会被一些学者所接受，但其视野之广阔、材料之翔实，往往一新耳目。正如著名美籍华人学者钱存训先生所言，该书“实为史前文字学和字母学在中国学术界开辟先河之作，值得重视”。 3.《殷代贞卜人物通考》 饶先生在甲骨学领域有持续、深入的研究，因饶先生字选堂，有人誉其为“甲骨第五堂”（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并称“甲骨四堂”），《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便是其甲骨学的代表著作。该书于1959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韩文版于1996年在首尔出版，中华书局（香港）在2015年又重印此书。此外，该书又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2《甲骨（上、中）》。 该书奉行“分人研究法”，即以甲骨卜辞的操作者——贞卜人物为切入点，对甲骨卜辞展开系统整理研究。甫一出版，便好评如潮，有十多国文字加以评介。饶先生于1962年荣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颁授的汉学研究最高荣誉、有“西方汉学之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该书便是其获奖的重要理由之一。因该书与陈梦家先生所著《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56年版）均为20世纪50年代甲骨学集大成之作，因而古文字学家陈炜湛先生将此二书并称为“50年代甲骨学之双璧”。饶先生致力于搜求散落于海外各地的甲骨文材料，在此基础上，他对当时所能掌握的材料进行穷尽性的梳理，并提出许多新的考释意见。但出于种种原因，大陆学者在很长时期内难以接触到该书，也便难以认识到该书的价值，其观点一度主要通过《甲骨文字诂林》之类的工具书流传（《甲骨文字诂林》收入该书意见近500条）。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该书“于甲骨研究专辟新境，书中蕴涵的种种理念，至今尚对学人广有启迪”。 4.《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 改革开放之后，饶先生重返大陆，与大陆学者开始有密切来往。在此期间，地不覆宝，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饶先生与长期担任容庚、商承祚助手的曾宪通先生合作，出版了《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以及《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这三种著作后又收入《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并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3《简帛学》及卷4《经术、礼乐》。 1975年底，在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秦墓中出土了一千多枚竹简，其中包括《日书》——一种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饶、曾二位先生在缺乏清晰图版、学界普遍对数术类文献缺乏认识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首次对秦简《日书》展开系统研究，该书提出的一些创见被其后的放马滩秦简等材料所证实。后来其他类似于《日书》的材料续有出土，研究不断推进，《云梦秦简日书研究》一书作为数术研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功不可没。 近期热播的《国家宝藏》，湖北省博物馆推出了三件国宝，其中便包括云梦睡虎地秦简和曾侯乙编钟。饶先生除了对云梦睡虎地秦简较早展开系统研究，还对曾侯乙编钟上的铭文加以解读，《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一书就曾侯乙编钟铭辞的文字释读、音乐史意义、美学意涵、天文学背景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研究。饶先生兼通古文字与古乐，可谓不二人选。 子弹库帛书发现于1942年，上面不但记载着瑰丽的创世神话，还绘有富于想象力的神怪形象。在被盗墓贼盗掘之后，它又流散到美国，来自中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前赴后继，对这件稀世珍宝展开了持续研究。饶先生是楚帛书研究的重要见证者，从1954年发表《长沙楚墓时占神物图卷考释》开始，他求索不止。一直到21世纪初，他仍结合新材料对《楚帛书》续加讨论。其用力之勤、创获之大，都是极为罕见的。 楚帛书 饶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便对楚帛书、楚简、汉简展开研究，是简帛学的开拓者之一。21世纪以来，上博简、里耶秦简等新材料层出不穷，耄耋之年的饶先生仍参预其事，，相关文章已见于沈建华女士所编《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5.《楚辞地理考》 《楚辞地理考》系饶先生研治《楚辞》历史地理的专著，是楚辞地理学的先声。该书的撰作，始于饶先生1935年出任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之时，1940年完成于香港，并于1946年由当时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出版。1978年，该书由台北九思出版有限公司重印，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1《文学》。 该书写作之际，饶先生才二十岁左右，作为最年轻的禹贡学会会员，他当时专注于历史地理的研究。针对钱穆先生《〈楚辞〉地名考》“屈原放居汉北”的主张以及将《楚辞》中地名尽量北移的做法，包括游国恩、方授楚、饶宗颐等在内的学者都提出了质疑，是为楚辞学的一大公案。相对于其他学者的论著，饶先生的反驳更为雄辩，也更为系统。像论证“三闾”“洞庭”诸问题，饶先生结合《楚辞》内证及其他文献的旁证，将讨论对象置诸当时的时空背景，论证严密，层层递进，一一驳斥钱穆之失。由于当时楚地的考古发现还很匮乏，包括钱穆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深受“中原中心说”的影响，因而低估了先秦时期楚地的文化。饶先生作为楚文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很早便意识到楚文化的重要价值，后来楚地出土文物粲然大备，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佐证饶先生当初的一些设想。 6.《老子想尔注校笺》 《（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一书于1956年由香港东南书局出版，增订本《老子想尔注校证》199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5《宗教学》。 敦煌写本《想尔注》残卷（S.6825）从道教角度对《老子》加以注释，饶先生首度对其展开系统研究，不但录出写本的图版和释文，还对作者、时代、思想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此书一出，引发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奠定了饶先生在敦煌学和道教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法国国立高等学院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Max Kaltenmark）以该书为教材，作为门人研习中国道教史的入门书，并由此引发法国汉学界的道教热，索安（Anna Seidel）、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等西方著名道教研究者便深受其影响，施舟人更是尊饶先生为道教文献研究的开拓者。刘屹先生在总结20世纪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时将该书视作第二阶段（50—70年代）里程碑式的著作，指出其极大地填补了汉末道教史材料的空白，且首次将一部敦煌道书与相关的道教史背景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考察。无论是研究道教史还是《老子》，该书至今仍是绕不开的著作。 在该书出版之后，饶先生又不断对《想尔注》开展后续研究，一直到2003年，饶先生还发表相关论文，可见其执着的治学精神。 7.《敦煌曲》 《敦煌曲》由饶先生与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合作，1971年出版于巴黎，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8《敦煌学》。其中饶先生负责中文的撰述，戴密微先生则负责译成法文，中、法两本合为一编。 1965年，饶先生受戴密微之邀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研究敦煌写卷，《敦煌曲》一书即其中一项重要成果。该书出版之后，杨联陞、苏莹辉、吴其昱、陈庆浩等学者纷纷撰文评介，至今仍是敦煌曲研究绕不开的名著。该书主要利用法藏敦煌写卷，兼及英、俄藏写卷，对敦煌曲进行系统探讨，尤其是对敦煌曲的范围、敦煌曲与词的关系、敦煌佛曲的价值等问题的探讨，极具影响。由于饶先生能接触一手材料，因而订正了任二北等其他学者的不少疏误。 此后，饶先生就敦煌曲又续作讨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是“唐词”公案的重要当事人，相关文章后收入《敦煌曲续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 8.《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汇集了饶先生悉昙学方面的论著，于199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其中一些文章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5《宗教学》。 所谓“悉昙（siddhām）”，指在唐以前传入中国的悉昙体字，是当时所称的狭义梵文。这方面的材料主要依赖一些汉文典籍才得以保存，日本学者较早着手研究，饶先生此书则是中国悉昙学的拓荒之作。悉昙字对中国语言学影响巨大，反切、等韵学等应运而生。饶先生通过近三十年的探索，从古代中国、印度文化交流的角度加以思考，澄清悉昙字流传及其影响的一些疑题。针对陈寅恪先生《四声三问》一文将四声与古印度诵吠陀经典的三声相联系的观点，饶先生持不同意见，认为“印度语无四声之分。以《围陀》诵法之三声，比附中国之四声，颇多枘凿之处”。俞敏、杨金鼎、李新魁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这一问题，是为语言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再如饶先生指出东晋道安时已有《悉昙慕》，从而否定了过去定在隋唐的观点，将悉昙传入中国的时间大大提前。 悉昙体字母 9.《文辙——文学史论集》 《文辙——文学史论集》是饶先生文学史方面论著的汇集，1991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相关文章又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各卷。 饶先生自1952年以来长期职掌香港大学等高校的古典文学教席，他十分重视古典文学，认为“一切之学必以文学植基，否则难以致弘深而通要眇”。在这本论文集中，饶先生或结合出土简牍讨论秦代散文、稗官、唐勒赋等问题，或据敦煌写卷研究《文选》《文心雕龙》等文献，或讨论佛教、拜火教等宗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或探讨《文心雕龙》与佛学之关系，或结合不同古代文明的材料讨论“发问”的文体，胜义迭出。所讨论的话题从先秦延续到明清，跨诗、词、赋、小说等不同文体，兼及文学理论与批评，且往往结合宗教等文化史背景、出土文献及域外史料，视野之宏阔罕有其匹。 10.《词籍考》 《词籍考》1963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中华书局又出版其增订本《词集考（唐五代宋金元编）》。该书又收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10《目录学》。 
饶先生学术的起点，是续完其父饶锷的未完稿《潮州艺文志》，这一工作奠定了其目录学的基础。目录学作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是传统学术的起点，饶先生对此极为重视，《词籍考》便是从目录学和版本学角度对唐五代至金元的词集加以考订辨析。该书出版之际，霍克思（David Hawkes）、傅汉思（Hans H. Frankel）等著名汉学家纷纷撰文推介，至今仍是词学研究领域的名著。 此外，饶先生的其他重要著作如《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国史学观念探讨之一》《敦煌白画》《国画史论集》《黄公望及富春山居图临本》《潮州艺文志》《楚辞书录》《饶宗颐佛学文集》等等，限于篇幅，未能一一道来。关于饶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治学特点，可参见拙作《最能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去了——悼念饶宗颐先生》（《中华读书报》2018年2月14日，第7版）一文。 （本文转自中华读书报公众号。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