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刘后滨

学术总结是一个时代学术反思的重要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术指归，其总结的学术脉络也绝不与他人相同。对于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发展脉络，众多学者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进行过总结。其后，又有学者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术进展进行总结。这些总结，有的是全面总揽各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不乏全局眼光;有的是就一些热点问题和核心话题进行综述和展望，体现出一定的洞察力(本文参考的总结性和展望性综述文章主要有:相卉《擢秀揽才造就群英———首届唐史高级研究班纪事》，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张广达《〈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一》、谷川道雄《〈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二》，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第4、5期。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郝春文《敦煌文献与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一些年轻学人发表的就某一专题进行反思的综述和评论文章，结合学术最新进展，呈现出深刻的知识关怀和方法论探讨。这些总结和反思，是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对已有成果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都是站在个人立场和有限知识范围内做出的。即使文中涉及的内容，许多方面也是表面归纳或借助他人的评述。超出本人知识范围的大量研究领域及其代表性成果，只能付诸缺如。好在如今资讯渠道极为发达，本文并不承担开列论著目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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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重新回到学术轨道。1979年由唐长孺主编(署名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第一辑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36辑，成为包括隋唐五代史在内整个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1980年由蒋天枢整理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收录了众多魏晋隋唐史研究论文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和《二编》。陈寅恪提出的相关概念和范式，构成了随后一段时间研究的叙事平台和逻辑起点。1980年在西安成立唐史研究会(1983年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推选唐长孺为会长。会议论文结集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于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汪篯遗作《汪篯隋唐史论稿》、黄烈等主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和1982年岑仲勉《隋唐史》(修订重排版)、金宝祥《唐史论文集》陆续出版。1982年出版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共出5辑)，1983年出版了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6年出版了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988年出版了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唐长孺主编《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分册)和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一、四辑(其第二、三辑出版于1987年)。这些学术成果的推出，无疑标志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全面正常开展，而且基本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有研究基础上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1992年)、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1991年)和《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1994年)等论著的出版，标志着陈寅恪之后第二代唐史学者进入到学术盘点的阶段。

前举在世纪之交进行的学术总结工作，与其时的研究状况是相适应的。20世纪最后20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主体还处于继承与盘整阶段，基本还是站在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学以来第一代唐史学者的研究基点上展开的史事钩沉和论题铺排，以及站在以唐长孺、汪篯为代表的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又特别注重史料考证的第二代唐史学者研究基点上的理论推演与史料辨析。这些研究成果的总量巨大，但相比于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总体来看，论题的开拓却未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由量的积累带来的质的突破，只在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含吐鲁番文书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等少数几个方面有所呈现。这是中国学术界自我反思以及在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隋唐史研究成绩冲击下做出的回应，一时间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率先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热点，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参见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

所谓继承和盘整，具体说来，主要指政治史、官制史、法制史、财政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等领域，基本是接续传统议题而做出的进一步细化研究，无论从资料发掘整理还是史事铺陈解读，都还有一定空间，尚未遇到穷途和达到全面整合的程度。对于隋唐五代史研究来说，有学者将20世纪前半段的研究特征概括为文化史观中国化、唯物史观学术化和古史形态理论化，这几个方面的进展以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等学者取得的成就为主线(孙继民发言，见陈瑞青等《“唐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社科信息》2005年第3期)。再加上岑仲勉、汪篯、韩国磐等人的研究，依然作为1980年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体知识体系，大量研究论著是在这些前辈学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细化和深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率先打破条条框框的隋唐政治史研究，就是一种细化和深化。尽管有些问题长期未有突破，如牛李党争就被称为唐史研究的“难解之结”，但一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一辈学人和50年代开始进入学术界的中年学者，通过传统的史料考据和新接受的阶级分析方法，突破了官方史学教材中有关隋唐历史人物评价的套路，探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真相。例如黄永年直指“废王立武”是高宗摆脱元老重臣的斗争，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挑战的不是武则天，而是唐高宗，其失败是注定的。唐高宗的所作所为是乾纲独断，而非听任武则天指挥，唐高宗也不是昏懦之君(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十分显著却颇具时代特色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对西方理论与议题的复制与套用。1980年以来史学界以社会史和文化史为代表的研究领域的扩张，总体上也还处于催生或复制议题、生吞活剥地将外来概念和研究论域套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初级阶段。一段时间里，史学界的热门议题许多都是受到当时翻译引进的西方思想家(90年代以后又加入了海外汉学家)著作影响而提出的，例如国家与社会、社会流动、精英群体、族群认同、日常生活史、地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等。这是学术史意义上对外开放之初的特有景象，对于冲破思想禁锢和僵化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复杂内涵的认识也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抽离这些思想、概念和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语境，而加以机械套用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与套用之后，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样的研究无助于深化对自身历史特征的认识。但这些业已引进的概念和话题，经过一定的语义与视角转换之后，逐渐与中国历史实际或史料特征相磨合，进而形成用以描述中国历史的“本土化”概念和话语。不过，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跟风式的对西方概念和方法的模仿和套用现象并不突出，也因此显得理论色彩不够浓厚。无论是继承整合，还是复制套用，历史学科的特点是，只要是严谨务实的研究，一旦落实到历史资料的梳理，相关认识总是能够有所推进。

在正常学术研究中断20年之后，改革开放最初20年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局面被描述成以下几个方面:制度史的钩沉索隐、政治史的探幽发覆、经济史的推陈出新、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和文化史的别开生面。除了这些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呈现的普遍现象之外，还有一条是本断代研究的特殊情况，即敦煌吐鲁番研究与唐史研究的相得益彰(参见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站在世纪之交的学术现场，从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这样的描述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中呈现出来的成就感也契合彼时的语境。

尽管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可以用来区分改革开放以来4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阶段，但为了便于叙述，还是需要将其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则是90年代中期至今，本文概称之为前后两个20年。这个区分并不严格，有些90年代中期以前的成果可以划入后一阶段，反之亦然。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则可举1994年底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及相关学术活动的展开，其学术成果基本面貌的呈现则大抵要到90年代末，主要是《唐研究》专刊及“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出版。

1995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有了一份汇集以唐代为研究对象的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史学和宗教学等各个学科成果的学术专刊，构成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多学科交流的新起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唐研究》的出版“在当前强调学术整合的思潮下，有着特别的意义。《唐研究》强调新史料、新见解，将使刊物具备独特的学术价值和较高的学术品位，其突出书评的篇幅，并藉以总结学术史和建立严格学术规范的努力，也将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唐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23辑，对于隋唐五代史甚至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其最初出版的几辑，由于书评所占分量很重，明显区别于国内一般学术刊物，显示出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特色。《唐研究》的书评强调史料的辨析和深度解读，给被评书以学术史定位，甚至对被评书代表的学术领域或整个学科的特点和意义及研究动向进行综合分析，彻底走出了“瑕不掩瑜”体书评格套。这使其在规范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刻影响了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范式(刘后滨《从〈唐研究〉(第一卷)看当前唐代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刘后滨《从〈唐研究〉(二至五卷)看唐代研究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

1996年“首届唐史高级研讨班”的举办及同年年底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其宗旨就是要“促进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唐史专家更快成长，形成一个对21世纪的唐研究有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唐研究纵横谈》，第226页)。参与研讨班和发表文章的那批学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纪之交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力。这个活动本身也预示着学术新生代即将或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学术转型的霞光在一种集体焦虑中初显。2002年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是对整个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并在学术反思中试图提出新的研究取向。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领域的研究积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而不必以新世纪到来为界)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学术规范的建立、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研究领域也极大地拓展，社会史、区域史、妇女史、财政史、礼制史、法律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等分支，都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论著。在历史文献的整理方面，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碑刻史料的整理以及各种传世文献的补遗，同样成绩卓著。可以说，无论从专题研究还是资料整理方面，从主流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或者说领先水平，隋唐五代史上许多方面的知识都得到补充和更新。

不过，无论是接续传统议题的细化研究，还是套用外来概念的类比研究，在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困境。当然，突围的努力也从未间断。从学术史的发展看，一些核心话题的提出，往往以一些重大理论预设(科学假说)为依托。就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例如中古士族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唐宋变革问题、城市革命问题、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都与社会形态理论和历史分期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提出者和最初的一批讨论者大都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在他们学术影响力的辐射下，这些话题提出后，一般都能够以其惯性受到较长时间的关注和追踪，而且话题切分得越来越细致，尽显专门深刻。但是，随着大的理论环境的转移，这些受惯性作用而产生的深刻研究，也出现与相应学术命题被提出时的理论关怀相脱离而流于个案化、具体化的趋向，导致碎片化且缺乏方向性，大量的研究因此陷入同质性的重复。最近几年走向学术前台的中青年学者中间，已经有一些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回到核心议题提出时的理论语境，吸取大量个案研究中的有效积累，对接20世纪上半叶(从20年代社会史论战到60年代)的中文学术背景，实现又一轮的知识整合和议题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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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由于学术产出大量扩张，学术成果的综合性水平不断提高，个人阅读量难以覆盖，甚至那些重要的论著也无法一一浏览，所以书评及学术综述和总结之作就显得特别重要。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总结和反思之作颇多，各种分类和分期的学术总结文章，对于促进学术规范的建设、学术成果的积累和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年轻学者和在校博士生中间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低水平重复的论著，不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论著，已较为少见(尽管实质性的论辩交锋不多)。以下将在这些综述类文章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阅读和研究体会，就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简要归纳和评述。

时代定位是任何历史断代研究的全局性问题，由此展开的以何种视角和线索来定位，来进行历史分期，就牵引出这一时段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和阶级关系等方面涉及社会形态与结构意义上的问题，例如权力结构与国家形态之类。

20世纪前半期，无论是在中国学术界曾经集中讨论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分期框架中，还是在日本学者争论的古代、中世与近世的时代分期理论中，隋唐五代都被强调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由于隋唐两朝在政治血缘上都接续着北周政权，从各种制度现象上看也与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有很大连续性，所以在实际研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往往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侧重探讨隋唐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延续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征。隋唐史研究中许多定性的问题，往往都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带过来的。随着跨越魏晋和隋唐两个时段研究的充分展开和深入推进，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日渐呈现，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发生在南北朝隋唐之际的深刻历史变革。再者，还在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时代，加藤繁就认为唐宋都属于前期官僚制时代，即“世族势力衰歇，主要靠科举产生的新官僚阶级主持政务的时代”，两个时代实为一体，没有差别。唐宋相提并论，可以说是当时学者的一致立场(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调》，中国史学会编集《中国史学》第1号“宋元专号”，1991年，197页。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种认识随着日本史学界论著的译介，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近10来年间，在宋史研究取得全面丰收的助力下，唐宋之间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高度延续性又得到重视，如邓小南等学者认为晚唐五代十国和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政治文化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

任何历史分期的做法都是为了建立分析历史变化或变革的坐标系，而所探索变化内容的不同，自然导致坐标系的不同。1982年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M.Hartwell)《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变迁》(《哈佛亚洲学报》第42卷第2期)指出，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权威的下放，具体表现在“路”的出现和“县”的独立性的加强。韩明士(RobertHyme)进一步申说两宋政治社会精英政治作为和社会作为的转变，划出北宋、南宋之间的分野，以把握南宋和后世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北宋可以视为唐代的延续期，南宋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两宋之间的断层甚于唐宋之际的变革。在美国从事教学研究的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则认为，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发展看，南宋与北宋相比尽管发生了变异，但是变异不等于断裂，在这一变异时期，延续仍远大于断裂。近年来围绕《天圣令》展开的唐宋之间礼法与社会变革的研究，也涉及唐和宋(尤其是北宋)之间的延续与断裂问题。有的学者主张唐与两宋之间的差异大于延续，也有学者认为唐与北宋之间的差异远小于两宋之间的差异，南宋与北宋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

新世纪以来，东亚学术界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有过集中的讨论，充分认识到内藤假说提出的理论关怀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意在探讨唐宋之间历史转变的意义，强调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相当于欧洲近代早期的“近世”，跳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王朝更迭和朝代循环模式，以回应西方长期流行的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而随着历史分期和社会发展阶段性质等理论论争的退场，内藤假说空余唐宋差异的比较方面，深入一些的讨论则涉及差异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而这已经是内藤假说的另类借用了。包括唐末五代作为中世和近世的过渡期之说，也被借用为“唐宋变革期”而广泛使用。可以说，中国学界对内藤假说的借用与展开，并非沿着此说在日本中国史研究中被阐发和论争的逻辑，因为中国自南宋以来就不断有唐宋之间所发生历史变化的归纳与提炼，在此传统下再借用内藤假说的概念，其实只是相当于使用了一个话语平台，由此进一步展开唐宋之间历史变迁内在轨迹的探讨。这原本也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进路。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用一条长注概括了其对唐宋之际历史重大变革的理解，综述了这个研究进路中学术界已经达成的许多共识。文中指出人们趋近一致的意见是，在唐宋之际，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民间信仰乃至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确实呈现了许多变化。凡此种种，有些虽有地域差别，但是，在时间上，莫不或前或后参差发轫于唐宋之际。或者说，宋代上述领域出现的新事物、新气象，大多可以从唐代中期觅得端绪，验得萌蘖。不仅这样，在这些变化之中，有一些看来已经不像是王朝更替之后原来秩序的重新整合，也不像是传统之内的变化，而应该是结构性范畴的变革。

当然，这里还涉及唐宋之间的变化起点问题。1986年中国唐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中国学者针对此问题进行过一次集中讨论，相对于中唐变革说、晚唐五代变革说，南北朝隋唐之际开始发生导致宋代那种社会面貌变化的观点受到重视。

时代定位研究牵动的各重要议题中，士族及士庶区隔问题至为关键。可以说，对士族问题的关注无疑深刻影响着隋唐史研究中一些基本命题的展开，无论中文学术界还是日本和欧美学者都探究颇深(日本学界普遍称之为贵族制研究。中文学界的代表性论著如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范兆飞《权力之源:中古士族研究的理论分野》，《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注重学术史的反思和理论探讨，力图回到士族问题最初被提出时的理论语境，找准问题焦点，以此为出发点揭示新的问题，克服缺少问题意识只是就一些家族进行个案研究的同质性重复现象(参见林晓光《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文史哲》2017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丰厚积累的基础上也围绕着时代定位问题展开。站在南北朝隋唐之际历史转型的起点上，重新审视6—10世纪国家权力结构和政务运行机制的变迁，这个视野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政治制度和文书学研究深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政务运行”研究思路的提出，使得传统的以职官为中心的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转向了以事类(政务)为中心的综合性制度史研究，或者说制度史成为一种视角，用以分析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运行及其变化。随着出土政务文书的不断整理刊布，这个研究取向集中体现在对行政运作、信息流通和政务处理规程的关注。文书、信息与权力，构成了帝制中国的复杂运行图。要了解帝国的运行，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图景之中，具体认识依托于政务文书的信息流通与权力配置。目前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所依赖的文书资料的局限性以及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在解释历史时可能存在着盲区。不是说权力都落实到文书上，许多时候权力体现在文书之外、处于无形之中;与此同时，落实到文书上的权力也不全部都是真实的权力，有时候只是一种程序或形式上的权力。但是，文书之外的信息流通和权力运行，在制度背景上还是以文书规范的流程为潜在依托的。只有了解文书体系中的信息流通和权力运行，才能避免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带入权谋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总之，尽管研究角度和问题空间有所变化，但是，对官僚制度、政治体制及其发展变化的关注，仍然是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的落脚点(代表性论著如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2013年新版。赵璐璐《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法令体系是涉及隋唐五代时代特性的重要领域，法制史研究的成绩相当显著。除了传统的有关唐律研究和围绕“唐令拾遗”展开的持续工作之外，1999年戴建国率先披露了在天一阁发现明钞本北宋《天圣令》的情况以后，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整理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一书，其中不仅包括明钞本《天圣令》的影印本、校录本和清本，还附带有该课题组花费巨大心血所完成的《唐令复原研究》。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再次成为唐宋史研究的聚焦点，专门论著可举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黄正建主编《〈天圣令〉与唐宋制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一方面，对于唐代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来说，《天圣令》在传世的编撰史料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档案文献之间，架起了会通的津梁。如果仅仅依据“以令式分入六司”编撰而成的《唐六典》来结合零散的出土档案文献，国家政务尤其是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务来说，运行中的一些具体环节和程式，是无法复原的。而在《天圣令》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于一些以往较少关注或泛泛而论的问题，探讨的深度和细节性有了很大的改观。另一方面，由于《天圣令》同时包含唐、宋两种《令》，透过宋代“不行”的令文，分析其不行用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以及透过宋代行用的令文中如何“以新制参定”而改动唐令中的关键字词，分析这个改动背后的原因，如此深入下去，则唐宋法令之间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变化就能够立体地呈现出来。高明士提出“天圣令学”的概念，并提示以此带动唐宋变革研究的深入(《“天圣令学”与唐宋变革》，《汉学研究》第31卷第1期，2012年)。这个角度的研究，目前还在继续受到关注和重视。此外，对《天圣令》研究的深入，也推动了礼制史和法制史相关研究成果的刊布，如吴丽娱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和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敕例、法典与唐法系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的出版，使成果丰硕的礼制史和法制史研究再上台阶。

制度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是在官制或者官僚制的研究中，接着最近几年翻译成中文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011年新版)和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等日本学者著述的思路，在国家行政机构层面之外，注重官僚制度的社会层面。国家行政体系在制度形式上有着整齐划一的设计，真实的国家构造和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机制，却应该是大量吸收了产生于复杂社会运行中的各种要素。近年来，有关隋唐五代时期包括州县官府在内的基层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官员选任迁转制度及俸禄体系研究、官人身份及其扩大化问题研究、藩镇体制与唐宋间官僚身份体系变化研究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借鉴了这样的研究思路，进而提出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当然，这方面的整合性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成绩，对于隋唐国家构造的特质、路径及其与宋型国家的区别，还缺少全局性的把握。

总之，随着制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有效积累，曾经一度受到以关注地方和社会基础为核心任务的“新社会史”冲击而略显沉寂的“国家”议题，最近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重新受到重视，带出了对中国古代传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构建途径和基本特质的探究。其中，在钱穆、严耕望等人强调的汉唐之别及宋承唐而建制的基础上，如何理解唐型国家与宋型国家存在的实质性差别，宋代国家的构建路径及其来自唐和五代十国的背景和缘起因素，这样两个基本面向上的诸多问题受到了集中的关注。国家形态意义上的唐型国家和宋型国家之分，并不意味着唐朝与宋朝的国家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完全断裂而无连贯性，也不意味着唐朝的结束和宋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两种类型国家的终结和确立，二者应是有所延续但在主体特征上又明显区别开来的两个类型。究其主体性和实质性的差别，目前研究所揭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君主(及制度化皇权)在国家政务裁决体系中位置的前移及其带来的君相关系的变化，使职差遣作为一种机制得以自上而下贯彻;地方各层级中心政务的分化，以及随之出现的中心政务之外某些行政权力的下移，县级政务运行的相对独立;商品经济发展和土地买卖限制的取消带来乡村基层组织形态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通过基层行政机构对乡村进行户口、赋役和司法控制的强化，等等。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多方位研究并综合出新的重大论域。唐型国家和宋型国家作为学术概念的界定，也还有待具体研究的积累和理论构建的完善。

隋唐五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传统话题如相权、党争、宦官和藩镇等，从局部视角或具体材料出发难有突破。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综合性理论性探索正在中外学术的交流碰撞中展现，并显露出广阔的学术前景和研究活力。例如，藩镇研究就是对传统研究推进较为显著的领域，“藩镇体制”和“藩镇时代”概念的再次运用，将这个在个案研究方面非常深入的议题推进到一定的整合性层面(参见刘兴云《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2期。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等等)。最新的代表性成果可举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唐宋间统治阶层尤其是政治精英相关问题，包括其构建与维护机制的变迁、价值体系与身份界限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文化等，是近年来在士族门阀研究基础上出现的重要学术论域。其中，围绕科举和铨选而形成的“孤寒”与“子弟”，唐代不同时期政治话语中的“清流”与“浮薄”，唐人概括的“八俊”等快速升迁路径，诸如此类与统治精英集团形成途径和价值认同相关的问题，包括政治身份的获取、仕宦途径和婚姻策略的选择等，在史料解读和论题开掘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代表性论著如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版;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政大出版社，2012年;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陆扬尽力协调社会史研究中的“精英”概念和文献中诸如门阀、士族、旧族、新门、孤寒、子弟等概念，回到历史语境包括书写语境，细读各种文本的微妙修辞和写作意趣，提出并界定“清流群体”和“清流文化”两个概念，用以解释唐后期的整体政治史和政治文化。此书的关注点不同于传统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对具有确定性的权力的重视，而是更加着力于把握历史进程中那些真切存在有迹可循却又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内容。在欧美中国中古史研究传统中，这是一个建立在细读史料基础上颇有推进的研究方面，而其以中文写作和出版，更对中文世界的唐宋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和冲击。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带出一个在更长时段如何评估中古时期不同精英集团的问题，包括精英认同的价值体系和现实依凭所发生变化的性质和轨迹，是否存在一个从依托门第阀阅构建起来的士族，到崇重当朝冠冕的氏族，再到上述清流群体的历史进程。从唐宋之间的变化来看，统治精英身份认同的价值体系有很大的继承性，但也有所区别。唐代统治精英的人数相对较少，在不同时期获取政治身份的途径也有所变化，但在其获得成功之后，还遵循着魏晋以来编撰谱牒的传统做法，以挤入士族的行列。至少在价值观念上，整个唐代精英集团的身份认同及其与其他阶层身份的区分，还是魏晋以来清浊之分的继续，尽管区分清浊的标准和依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宋代，“器识”与“浮薄”之分大有取代清浊之分的势头。宋人很大程度上接过了唐末反“清流”势力指斥这个精英集团“浮薄”的话语，将“浮薄”一词指向没有地方历练、缺少器局和吏干的文人。宋人论唐史时所称之“浮薄”，当考虑这一层转换之后的回用，不可径作唐人语汇来理解。或许正是因为精英集团身份区分所依托价值体系的转变，以及政治精英人数的不断增加，宋代以降精英人物获得成功之后，就不再像唐代那样通过编撰谱牒来标榜身份了。正如南宋时赵彦卫所说，“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51页)。“不复以氏族为事”是一个否定句，从正面说，宋代的文化精英已经不需要通过炫耀家世的谱牒，而是建立起完全依靠科举功名确立其精英身份的价值依凭，精英集团的构建以此为认同基础，并通过编撰《登科录》《同年录》等来构建精英人士的网络。

民族史尤其是西域民族关系是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极为重视的方面。如何认识和描述隋唐两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特征，如何认识这一时期在广大西域地区生活或建立政权的各个民族的族属和文化特征、民族分布和迁徙情况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一项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仅仅依靠两《唐书》的“四夷”列传和《通典》《册府元龟》等文献的相关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对出土资料的发掘利用显得尤为重要，且已取得显著成绩。例如，依托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和各种胡语文献，研究以西域为历史舞台的各个政权之间政治文化关系;依托碑刻史料尤其是出土墓志(包括少量多语种碑刻)，研究入仕唐朝的各国各族人物、家族和族群，以及外来宗教相关文物文献与宗教信仰;依托用汉字写作的入唐僧俗人士的文集、行记和碑刻等域外文献，研究隋唐帝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诸政权的交往。这些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凡是能够利用的资料，大都已经得到精深的发掘和精审的利用(参见李丹婕《唐代中国的族群与政治———三部著作的评介与反思》，朱玉麟主编《西域文史》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尽管目前阶段这方面的研究，主体还停留在史料钩沉和资料汇编的阶段，尤其是文物资料中有关外国和周边部族入仕唐朝人物、家族和族群的研究，以及物质交流和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各种成果呈现出斑斓色彩。外来文明对隋唐帝国的实质性影响、隋唐两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核心特征，这两个方面的整合性研究也已经有了可喜的开始，呈现出建立在精深研究基础的回归叙事取向。例如，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提出，随着内亚游牧民族的政治发育，华夏不再成为他们政治认同和政权建构的唯一选择。由此，唐帝国在北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彻底影响到了唐以后的历史进程。

中外关系史也是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得到重大推进的一个显著方面。例如，随着《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原博物馆、罗丰编著，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出版，一个流寓中国境内的中亚粟特侨民、“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家族的丰富信息得以呈现，隋唐丝绸之路的具体情形也在大量中亚风格的遗物中再现。20世纪末太原隋代虞弘墓和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的发掘获得重大发现，以及后来在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墓、康业墓、李诞墓等，都使古代中亚包括粟特、罽宾等国的习俗、信仰尤其是祆教的研究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代表性论著可举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修订版)和《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三联书店，2014年)。至于这些北朝后期生活在长安的粟特等西域胡人后裔是否继续留住长安，众多缺少出土信息的西安地区粟特人墓志的主人与其是否存在某种关联，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而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相关研究向纵深推进一步。又如，西北大学在2004年征集到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日本”作为国名最早的实物资料，引起了对遣唐使的集中关注，并由此出发，重新审视井真成入唐的8世纪上半叶及其前后东亚的外交形势，“给已经丰富多彩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荣新江《八世纪的东亚外交形势和日中遣唐使交流》，《遣唐使と唐の美术》，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2005年)。再如，1984年在陕西泾阳县发现的《唐故杨府君(良瑶)神道碑》记载了贞元年间杨良瑶受命出使黑衣大食(今西亚一带)的事实，加上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唐代时期沉没的阿拉伯商船，引发了对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贸易问题的重新思考。总之，在大量个案史料所揭示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隋唐帝国与东北亚、西域和内陆欧亚、波斯与阿拉伯、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交往面貌更加清晰。一些重点问题如张广达对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碎叶城所在地理位置的考订，区域性综合研究如王小甫对唐朝与吐蕃、大食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隋唐帝国在西域统治的了解及其与西方各国的交往情况;一些具有统摄力的概念如“粟特系祆教”以及独特解读角度如葛承雍所谓“胡人的眼睛”之类的提出，有助于将零散的资料串联理解;一部全新的隋唐帝国对外关系史呼之欲出。了解那个时代的视野，也从依托汉文文献、站在中原立场，扩展到面向欧亚广阔空间、依托各种胡语及外国语文史料及相关考古材料进行全新的解读，唐朝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的面貌更加丰富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些建立在大量考古资料基础上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学、艺术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是新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最显著的成绩之一。

由于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外文化交流的特殊性，有关唐代宗教的研究是国际显学，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成果。21世纪以前，这些国际学界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学界并不广为人知，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学术规范的注重、对学术史积累的尊重，在引介外文研究成果的同时，中文学术界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无论佛教、道教还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中国学者或者说中文学术的研究成果已经基本能够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在20世纪的隋唐史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大凡隋唐时期土地管理、户籍管理、赋役管理及财政诸问题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都有赖于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尽管文献学意义上的敦煌吐鲁番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学术界已经在呼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从文献学向历史学转型。随着文献整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相关资料认识的深化，对于具有档案性质的各种官私文书和写本文献的价值认识更加深刻，对那个时代历史真实形态的认识也不断推进(参见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荣新江《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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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就评估与学术展望

20世纪新史学展开后至60年代，隋唐史研究耕耘已深，大家辈出，基本议题和叙述框架大致奠定。议题的变化和范式的转移并不如传统议题的深化明显。可以说，隋唐史研究中的基本叙述框架虽未有(亦非必须有)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但一些涉及较长时段和较为宏观视野的历史进程得以“深度描写”，历史叙事更加充实。这个现象体现在众多方面，例如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社会到宋代官僚制社会的转型，唐宋间政治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的转型，唐宋间思想文化的转型等，各个方面历史进程的描写都比以往要深入和细节化，历史转型中的关节点得以呈现。

总体来看，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果可谓丰硕。但是，并不说明这个断代的研究取得了在整个史学界令人瞩目的成绩，更不必说超出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影响。尤其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有逐渐冷落的趋势。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研究中有所推进(代表性论著如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冻国栋《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刘玉峰《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以所有权结构为中心》，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但一直缺少聚焦性的议题，对隋唐时代历史定位整体分析框架的建立还缺少实质性的贡献，许多基本问题还要回到隋唐史研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如陈寅恪、唐长孺、何兹全、宁可等人的论著中去寻找解释(参见张雨《赋税制度、租佃关系与中国中古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40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积累深厚却缺乏全局性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隋唐五代时期的新资料不断出土且数量众多，追踪新资料成为紧迫而令人兴奋的任务，综合性的整理消化还需时日。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对这个时段的史学研究，却可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缺少理论形态和方法论关怀的一个断代领域。近40年来，除了接续日本学界讨论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和唐长孺提出的“唐代的南朝化”以外，似乎没有提出什么宏观的理论性概念，或者说很少有能够与其他断代研究中运用或涉及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方法相提并论者，如早期历史研究中的疑古方法和国家形成理论，秦汉史研究中的官僚制理论和政治文化范式，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族群理论、政治体概念和史料诠释方法，宋史研究中解释“祖宗之法”的政治文化理论与解释“重文轻武”现象的权力结构理论，明清史研究中的贡赋体系与经济史理论、田野调查中运用的社会史理论等，甚至也没有提出与陈寅恪种族文化史观和统治集团理论等量齐观的理论与方法，也没有形成一些可以聚焦的牵动性议题。

这个现象本身即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不仅折射出隋唐五代历史特殊性和史料留存特点的一些侧面，也反映出这个断代研究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证和问题关怀相结合的基础上，没有在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立之中摇摆。陈寅恪自然不是许多现代史学史研究者所说的史料派，甚至某种意义上更属于理论先行的史论派(参见刘后滨、张耐冬《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只不过其史论不能容纳于20世纪50年代的显学而已。唐长孺和汪篯、王永兴等人在研究路数上都是陈寅恪的继承者。也许正是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隋唐五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前辈学者开辟出了许多重要的论域，使人“陷入了遵循既往前辈学者设定议题的路径依赖”(仇鹿鸣语)。加上时代变迁和学术语境的转移，使得后来的学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消化和补充。这种消化和补充，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议题的范围逐渐细化和缩小的倾向。这应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如同日本史学家谷川道雄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谷川道雄主编，李凭等译，中华书局，2010年)的《总论》中所指出的，战后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线划分成前后两个半期，前半期是争论的时代，后半期则是没有争论的个别研究的时代，尽管开拓出了许多崭新的题材，各个专题领域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但很少有人像以往那样，为自己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史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使之在中国史的巨大框架中发挥作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中国学者中，在1980—1990年间也曾经盛行一种学术观念，即理论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或式微，而实证研究得出的成果却具有长期的价值和意义。从具体研究结论的接受角度而言，此说确有道理，不过在更长时段和更宏观视野的学术史总结中，人们意识到实证研究的那些议题和进路(出发点和具体论题)，原本还是在理论论争的背景下出现的。历史学重视实证，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理论衰弱的过程中将话题不断细碎化，而是需要在新的现实或者理论关注中对以往的理论和方法做出省思，进而提出具有一定宏观性的新议题，并以此引导实证研究的方向。即使号称客观的文献学研究，除了校勘之外，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纯粹从文献出发的研究。此类研究的学者们，可能并不说明或者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在什么理论语境中作研究。譬如唐代文献学研究成绩卓著的黄永年，看似从文献出发解析细节，其实还是有陈寅恪的理论作为研究出发点和背景。这大概是需要学术史反思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核心议题与其提出时的理论关怀结合起来所进行的学术史反思，在年青一代学人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呈现出来。随着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原有知识体系和逻辑框架中的学术积累丰厚到相当程度，新的问题意识和知识更替不断呈现，单纯依靠新资料做研究的状况开始转变，转而根据问题需要主动发掘整理已有资料引出新的研究取向。例如，总结曾经具有宏大理论关怀又有实证研究的日本东洋史学术理路，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中古贵族制研究的成果及其留下的学术遗产，就成为当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宋史学界寻找新的出发点的一项集体有意识课题。这种总结并非为了接续日本学界曾经的论争，而是在理论的层面上试图超越实证研究的一种努力。

在此背景下，从实证研究走向综合叙事的取向，尤其是以政治史为依托的叙事取向日渐显现。这是一种立足精细研究甚至详密考证基础上的历史叙事，是对政治史的一种回归，或者说是政治史研究的一次再出发(黄宽重、邓小南等人在宋史研究中所提倡)。再出发的政治史，不是学界在新旧世纪之交总结的那种包括政治人物、政治斗争、政治事件以及政治集团与派别等单一政治现象的研究，而是对政治权力及以之为中心各种事象解释的立体视角，或者说是各种视角历史叙事对政治史的依托。无论是制度史(制度史本身是一个综合研究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官制史、财政史、礼制史等单一视角)、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等各种视角的历史叙事，只要进行历史叙事，其所能依托的框架就必然是政治史。不仅因为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是以政治史为核心，史料特点决定了政治史的主体地位，更重要或者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具整合性和可把握性的一个层面。

学术交流与对话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必要途径。当今资讯发达检索便捷的情况下，开展与外国同行的对话与交流更加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不充分不及时，暴露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西方学者之间交流中存在的隔膜，既有关注重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是中文学术传播途径不畅造成的。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而言，史料并不像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方面一样需要“出口转内销”，中国读者并不指望从西方学者研究古代史的著述中获得稀见的史料。许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著并不以史料丰富或运用稀见史料见长，而是通过史料的特殊排列方式呈现出特有的见识。这里面有一些只是站在外部世界观察中国历史时所特有的眼光。对于隋唐五代史研究来说，一些高度综述了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概览性著作，如《剑桥中国隋唐史》(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和“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陆威仪著，张晓东、冯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或许就是了解其学术脉络的良好桥梁和纽带。

综括言之，国内隋唐五代史学界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有了日渐客观的认识，在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时实际上增强了自信。随着年轻学人的成长，发挥所长，补足短板，几代学者期待的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以及在整体中国历史进程解释中贡献率的实质性增长，都将是指日可待的。（文章原刊《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