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石塘古事

《越绝书》，现有的版本以东汉袁康为最早。从该书的表述来看，大约成书在秦统一之初。清末的俞樾、梁启超等认为，《越绝书》“事裨史缺”，对汉朝以前江浙一带的地理历史等诸多史料，“有价值的记载颇不少”。

“石塘”，最早的出现，就在《越绝书》卷八的《外传记地传》：“石塘者，越所害（辖）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

也就是说，石塘本是越国军队停泊战船的水域。按如今折算，大约宽是65米，长是353米。“去县四十里”，也就是距离越王所在的会稽范围四十里。同样是“去县四十里”，还有“防坞”，停泊越王所乘的“杭”（即方舟），容量是“两百石”，相当于两万升，这有点像现在说的“船舶吃水”。操作“杭”的水手共有七人，常常渡“士人”去“会夷”。“夷”，也就是附近岛屿上被时人认为的外域人，也算得“外交”往来。

有学者称，石塘附近，当年是古太湖河口湾与浙江（钱塘江）的合流之处，也是越国军队的前沿驻地。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几乎就是一个后人励志的典范。不过，到了公元前306年，风水轮流转，越国还是被强悍的楚国灭了。史家称这一段诸侯纷战，不买“周天子”账的时期为“战国”。再后来，楚国又被秦国一统，秦在越地设立了会稽郡，辖24个县，“余杭”与“钱唐”也在其中。

那时的“钱唐”县治究竟在哪？史家历来众说纷纭。其中，考古学者杜正贤先生对石塘一带挖掘到的大量器物研究推断：半山石塘等地，“在战国时期人口数量、生活水平、经济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因此，钱唐县或者钱唐城其故址，极有可能就在黄鹤山下的石塘一带”。（杜正贤《钱唐故址考证》，《杭州文史》2015年第一辑）

他说：“楚灭越后，楚就设立了钱唐县或钱唐城，其故址就在黄鹤山下的石塘和刘文村之间，而秦始皇设置的钱唐县，仅是楚的钱唐县的延续和发展”；“东汉后期复置后的钱唐县，就迁移到了西湖附近”（杜正贤《钱唐故址考辩》，《浙江学刊》1987年第3期）。

当然，认为杜正贤的“半山石塘说”缺少历史文献支撑的也有。但仅仅从考古挖掘到的大量战国器物证明，作为一个早在两千两百多年前，人口数量、生活水平、经济发展都已经相当成熟的石塘，应该是无疑的。

2、石塘旧事

一个“甲子年”前的1958年，“公社是棵常青藤”在铁丝连接的喇叭中亢奋高唱。喇叭下的石塘村，并不大，祖上留下的矮瓦房连成一片，矮瓦房边也有草披。谁也不晓得这一片土地，是战国时的船坞，还是秦汉时的县治。挖出巨宝水晶杯，是半个世纪后的事了。

73岁的胡永兴记得，那时的石塘植被丰盛，除了水田、泽地，还有旱地、山林。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农作物品种少，产量也低。水稻麻桑是常年的农物，也种蕃茹。茶林、果园是家家副业，桃子比杨梅更来得有名。每到采摘，一船一船，顺了上塘河，摇到杭州。

家家也养猪羊养鸡鸭，饲料是限量配给的，一只猪至少养足八九个月，粪便是农田最好的肥。哪像现在养猪，吃复合饲料，三个月就敢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当然，石塘人最骄傲的还是众多的水草，风吹草低见奶牛。附近的半山牛奶场，到上世纪70年代，还在供应全杭州的牛奶。

记得1968年，中学生毕业，有“四个面向”，笔者我就是去这牛奶场的。“最高指示”一到，我“死扛”两年没“支边”，被退“街道”。最终，还是被“动员”和社会青年一起“闯关东”去了。其实，那时的半山牛奶场已经难以为继，一是“文革”的乱，还有，石塘一带的小环境渐渐的变了。这是后话。

还是说一个“甲子年”前，那时的石塘，属余杭县崇贤乡，人民公社一成立，石塘村成了石塘大队。家家土地归“公”，养鸡鸭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石塘大队下属三个中队：石塘中队、刘文村中队、沈家浜中队。三个中队有九个小队：刘文村有1、2、3小队；石塘有4、5、6小队；沈家浜有7、8、9小队。敲钟出工、吹哨下田，也吃过大食堂，撑过几顿饱肚，最终挨饿三年。

63岁的莫正法记得，1958年，来了杭州钢铁厂，造了一条“大马路”。以前石塘人去临平，只有一条祖辈趟出的“十里人道路”，泥路狭窄，两边茅草。这路经过沈家浜往南，沿皋亭山的西侧，到现在“半山路”口，再折东走。每当月黑风低，莫正法的爹娘说，强盗就从皋亭山下来，要“买路钱”的。

“大马路”造好，也就4米来宽，铺的是石子，能开一部尘土飞扬的卡车。就这条路，也是四人一组拉“墩”打夯，“乓啊乓啊”，白天晚上加班干出来的。每当月明星疏，仅有几盏路灯就像桔皮一样泛黄，路上的“杭钢”人也不多。

好在有了“杭钢”，又有了“杭玻”，石塘的哪一块土地一旦征用，都会带来招工的幸运，拿固定工资，吃商品粮，做城里人去了。

3、石塘往事

1963年，农民的肚皮饿不着了。有一天，杭州钢铁厂来了文件，要扩展了。石塘大队刘文村中队的1队，紧挨“杭钢”，需要征用。于是，地图上一根红线，划进了范围。这让水土相连的其他小队社员，羡慕得吃饭都不香了。

自小好画的胡永兴记得，这一天夜饭刚吃好，大队书记、队长来到他家。那时，18岁的胡永兴住的是草披房，书记说，石塘地形复杂，刘文村三个小队同石塘三个小队，山地、水田互相交错。你说刘文村的1队连牢“杭钢”了，就地图上划一根红线，至少得划去3个小队才摆得平。你“杭钢”一句话，我们叫哪个去当工人好呢？

大队长说，我们开会，就是同杭州人讲不灵清，永兴，你是不是画一张实地示意图，我们再和杭州人去谈。要么全部划过去，要么全部不划。嘎（这么）大一片田地，嘎大一片山林，你要是不画清楚，我们农民伯伯同工人叔叔嘴巴都要说破的。

第二天，胡永兴就不下田劳动了，像干部一样，夹本子，别钢笔，去实地查看。哪块田，哪条塍，哪支流，哪片林，是哪队与哪队交错的，胡永兴全都细细记了下来。他来回走，回来就画。1米乘80公分的“宣化”纸铺在桌上，有一点开仗前画军用示意图的意思。

地图整整画了三天，胡永兴又用16开的复写纸，一张一张局部描，再一块一块拼着印，又复制出了两张地图。大队交到公社，公社交到余杭，余杭交到杭州。底图就留在大队了。再后来，同打官司一样地争辩，终于，整个石塘大队由余杭县崇贤公社划归到了拱宸区半山镇，刘文村也划进入了“杭钢”的征用范围。

胡永兴说，可惜，那张留在大队部的底图，改革开放撤“公社”变“乡村”的那年，锣鼓响过，底图也不见了。

4、石塘琐事

放开肚皮生孩子的年头，泥垒的矮房不够住了。“土改”分到乡绅家好房的，毕竟不是一家独占。儿女大了，与爹娘挤一间，拉张帘子也是“有碍观瞻”。像胡永兴一样，不少人家，在祖宅的一边，夯土墙盖稻草，搭一间披儿。

伢儿要成家了，第一轮拆老房盖新房，也就在70年代的后几年开始了。“来会”（乡间一种凑钱轮流办大事的形式），成了一时风尚。大队也有了砖瓦厂，以平日的劳动工分“抵”砖，砌墙，将黑土瓦爿换成了暗红的大洋瓦。新砖房要比老土房宽敞，叫“九椽房”，就是九根椽子宽度的平房。亲帮亲，邻帮邻，这家砌完，那家又起。

1984年莫正法当村长，那是又一轮造房，像城里人一样，盖二层楼了。当时的石塘村，水稻田约有1千亩，旱地2千多亩，宅地是动不得耕地的，只能拆了老房盖楼房。上梁放炮仗撒馒头铺洋瓦，连做梦都是一气呵成到天亮的。纠纷也就多了：如果东面一家的新房略微高一点，只要西面一家允许，低头不见，抬头也不见。要是西面一家的房顶超过东面了，闹出“见红”的可能，都会有的。

规范也有，每家房子只能3米6宽，10米深，相邻房子的前沿必须齐平。两家之间的杂基地，那更是眼中之眼。“杂基地”，即相邻房的间隔空隙。可以在自己的一面种菜，种花草。但新房的地基，绝对不好扩占杂基地一寸的。一旦被邻屋发现，亲兄弟都不会给面子。莫正法说，他当村长，这矛盾要是处理不及时，哪怕不打进医院，后辈也会永远结仇。这一种执着，也是土地集体化后，乡民对私有地仅剩的一点旧日观念

翻造四层楼房，那是近二十年的事。“上面”规定只能在原宅地造三楼，四楼就是“擦边球”了。到了后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四楼上就有了半边的阁楼。越到后来，盖房越追求式样：尖顶的、圆顶的，顶上有不锈钢圆球的、有避雷针的。窗户有罗马浮雕的、有拱券的、有飘窗的，石塘就像一个镇了。

5、石塘大事

莫正法还是小队长的那一年，大队部开会传达“分田到户”精神。莫正法回家一说，连他的娘老子都想不通啊：不行，“分田到户”长不了的，要翻烧饼的。以前割“资本主义尾巴”多少厉害，自留地多对付一点精神，鸡鸭多养几只，都可能遭批斗。莫正法说，有一位老干部，一听说要他主持分田到户，吓得干部都不要当了，逃去了外地。

“社员”也想不通啊，二十多年的“一大二公”，做农事不辛苦。一天能完的农事，适适意意可以做两天。莫正法说没办法啊，上面一定要搞，那就“偷梁换柱”，先搞“小队包工”。譬如这块田，这点农事，规定20个工分，哪怕你再多做几天，都是20工分。譬如你们小队一百亩地，谁种那块，怎么种，小队安排，大队不管，公粮不少缴就好。

上面将“分田到户”当大事抓了，下面的阻力就更激了，连伢儿都说“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那是“倒退”啊。到了后来，莫正法说，老百姓也是看形势的，“要么留辫，要么去头”，“癞痢杀头没犟头”的。当时，全大队2000多人，5、6百户人家，连开了几晚动员大会，再抵触的，也只有认了。

怎么分，公开公平。开了“没日脚”（数不清）的会议以后，方案出来了：全村的水田、旱地、山林，分成好、中、次三类。每户在三类地块中各抽一次，抽到哪块，听天由命。再根据每户人数，切块，公布。这要是搞到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见，才能在田头地边打桩插牌。老人说了，这像又一次“土改”。

灌溉的水怎么办？除虫怎么办？化肥怎么办？以前当“社员”，万事嫑操心。现在，各家自己扛起来了。不过，只干了一年，各家就看好了。以前，天亮就敲钟出工都未必做得完的农事，后来居然做出了空闲。可以去打工，可以去做生意了。

“杭钢”、“杭玻”也在发展，越做越大。大烟囱喷出云似的雾霾，一旦尘埃落定，牧草、花蕊萎靡不振，水稻开始出现了瘪壳。尤其下风，衣服都不敢晾了。“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石塘人也许明白得早了一点。

6、石塘这事就大没影了

2011年10月我去石塘，小镇一样布满了四层楼房，有两条主街。我找采访者胡永兴，临小街的百杂货店到小吃店、美发店、蔬菜水产店，一开口全不是本地人。写这文章，我在键盘敲“小街”，第一跳出是“小姐”，当时的石塘也是，“跳”出的女人，眼神在向我搭话。

这时的石塘，已在2009年叫“社区”了。那些四层楼中配有独立卫生室、厨房的小套房，让石塘人获租颇丰。临街店面的租金，更高。房东们在家的搓麻将，外出的去旅游，尝足了拥有土地的甜头。

幼儿园门口站着保安，老瘦、黑矮。我用普通话问他，他用“余普话”回答，我听不懂他，他看不起我。石塘幼儿园的档次不亚于城里，出来一个干部样的男人，50多岁，保安用“余普话”向他说我。那干部模样的说，让他去好了。

胡永兴的家在石塘的外围，得天独厚，有很大的院子，一棵全石塘难得一见的高大水杉。院子的西侧有个玻璃钢瓦车库，是胡在“浙大”工作的儿子周末回来停轿车的。主楼三层，楼顶带阁楼，房宽似乎超出了标准，室内装潢时尚。胡永兴说这不算石塘最好的房子，但他家不招租房客。

我看过资料，石塘本地居民692户，在籍3100余人，流动人口却有8000余数。石塘人靠房租就已经过上滋滋润润的日子了。当然，他们不会想到，五年后的“城中村改造”，石塘也在其中。其实，早在G20会议以前，为入城口景观，石塘已经有过小范围拆迁。那一次，为了第一户人家的搬迁，社区书记胡楚良4天上了10趟门。难啊，搬迁者不想离开老祖宗的宅基地太远，望不到祖宅基，那是接不到祖宗“气”的。

这一回，是整个石塘的拆迁啊。临街店铺租金高不说，租约一签三、五年，租金一付全年，都有。饭店、商铺装潢得漂漂亮亮，钱还没赚回多少哎。莫正法说，那时候他看见负责拆迁的胡楚良，足足瘦了6斤。说到难处，胡楚良说他都想要哭。

可惜我没能采访到胡楚良，那天他到市里开会了，他是市人大代表。胡楚良是2008年首次推行党内无候选人“公推直选”当的书记，时年42岁。我见过他照片，瘦个，不高，一副眼镜，儒雅文静。

据说，G20峰会结束不久，胡楚良的班子就开始了拆迁的前期工作。2017年2月，正式启动了入户丈量。接下来，整个班子3天3夜猫在一起，反复研究692户房屋的照片。一遍一遍反复观看，户型、面积、户籍人员，反复对照、评估，确定价格。胡楚良相信，只有公平公开，才能有民众的认可。

然后是各户主的约谈，一个共同点：胡书记，你一定要为我们争取到最大的补偿。胡楚良说，政府的补偿框架我不能突破，也不能承诺你多一块钱的拆迁费。但胡楚良还是努力以石塘人的出发点，公正协调好拆迁中的各种矛盾。

6月2日，石塘召开“城中村改造双签动员大会”。胡楚良因为过度疲劳，突发性耳聋，他没按医生要求住院，来到大会台上。他花了45分钟，解答与承诺，都在其中。雷鸣般的掌声，让他看到了民众对动员的信任。

如今，石塘村已成了一片平地，租住在各地的胡永兴与莫正法们，正等待着颜家村的石塘人的安置房建成，也就三到五年，他们又会住在一起。原本的石塘，将建起一座更现代化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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