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第28卷第4期（2017.12）

醫者葛應雷與元代醫學發展─以葛應雷墓誌銘為中心

范家偉（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以宋亡入元南人醫者葛應雷生平與際遇為例，參照當時其他醫者的情況，探討元代醫學發展的趨勢。葛應雷生於南宋末年，習舉子業；宋亡之後，科舉事廢，改而習醫。在元大德年間，先後出仕為平江路醫學教授、江浙等處官醫學副提舉和提舉，其子孫亦以醫為業，葛氏成為元、明吳中世醫的代表者。元朝一統，葛應雷是最早入仕元廷的南人醫者，並傳習金、元時期北方醫者劉完素、張從正等人醫術，在吳中傳授其學，一反南宋以來江南地區醫者拘執《局方》的風氣。葛應雷傳揚金、元北方醫學，以及參與興建平江路三皇廟，仕途平步青雲。本文以葛應雷為例，嘗試了解南人醫者如何適應元代醫學發展而成為官醫，以及元、明吳中世醫形成的環境。

關鍵詞：三皇廟、元代、葛應雷、醫者、醫學

《漢學研究》36卷1期（2018.3）

唐宋誌公神異傳說與中日十一面、十二面觀音信仰

楊明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 要：敦煌文獻中與寶誌有關的寫本、壁畫，有二種類型:一是S.1624、P.3727、S.5600三寫本中敘述寶誌剺示現觀音相的故事，另一是S3177、P3641及莫高窟第395窟甬道南壁有寶誌像，均書寫有〈梁武帝問志公和尚如何修道〉，它們反映的應都是十世紀敦煌的信仰文化。又綜觀中、日各式典籍文獻有關寶誌和尚剺面示現觀音相的傳說，發現存在著顧頡剛所說「層累地造成」的現象。而十二面觀音一開始或附屬於十一面觀音，發展到十世紀，它應已有獨立的信仰體系，且刻意與寶誌剺面化現的故事相結合。

關鍵詞：寶誌 ； 傳說 ； 敦煌 ； 十一面 ； 十二面 ； 觀音 

書評：評Hilde de Weerdt, Information, Territory, and Networks: 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China

劉靜貞（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臺大歷史學報》第60期（2017.12）

宋、元《三禮圖》的版面形式與使用──兼論新舊禮器變革

許雅惠（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比較宋、元二本《三禮圖》的頁面差異，結合考古出土文物，從書籍使用的角度——特別是士人對簠、簋、籩、豆等古制禮器的認識與實踐——對版面改變的原因提出解釋。從歷史的長程發展來看，禮書、禮器圖至宋代發生巨變。北宋中期開始，一波波禮器名物制度的討論，挑戰過往知識與權威。以出土金石古器為根據的新興禮器制度，逐漸取代漢唐以來的經典權威，如《三禮圖》。

  南宋中、後期，是此發展的關鍵時期。刊刻於南宋淳熙二年（1175）的《新定三禮圖》，版面的視覺性強，以圖為主，圖、文緊密配合，便於彼此參照，尚可見禮器圖樣的功能。紹熙五年（1194），源於出土古器的《紹熙州縣釋奠儀圖》頒布，並隨著朱熹之學而傳播，《三禮圖》的圖樣功能逐漸被取代。刊印於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的《重校三禮圖》，圖、文分離，圖像退居其次，轉而強調文字閱讀的流暢性。宋、元《三禮圖》之大幅改版，反映該書從兼具圖樣手冊功能，到褪去實用性，成為純粹典籍的過程。

予奪在上——宋徽宗朝的違御筆責罰

李如鈞（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宋徽宗朝御筆盛行，對當時朝政造成重大影響，出現「御筆一下，無敢議者」情況，違背御筆的重刑責罰發揮了相當作用。最初，責罰僅以違制罪論處，刑度有限，無明顯嚇阻力。不過數年，責罰刑度大幅提高，改以侵犯皇帝尊嚴的十惡重罪大不恭論刑，自此違御筆責罰成為督催御筆執行、阻卻他人異議利器。爾後相繼出現「以大不恭論」、「以違御筆論」重刑規定，大不恭罪範圍漸形擴張，含括各層面，遠超既有成法，成為展現徽宗意志、彰顯皇權的具體象徵。

  過去，蔡京多被視為違御筆責罰的創始與得利者，但從責罰發展過程觀之，無論其人是否主政，宰執集團對相關伸張皇權規定皆無異議，顯示徽宗與近臣間應有合意默契。就執行來看，大不恭刑罰遍布，實際受罰者卻有限，主導權亦由徽宗掌握，蔡京並無太多參與跡象。但是，自徽宗朝晚期，其身邊宦者、近臣日漸濫用違御筆責罰與大不恭罪重刑，恐嚇脅迫士庶官民，案件審決亦趨混亂，造成不少民怨和危害，蔡京此時實已年邁，淡出政壇。等到金人南侵，徽宗禪位，朝野要求廢除責罰、平反冤案的聲浪大起，欽宗亦順應眾意，急縮違御筆責罰及大不恭罪範圍。南宋各朝，御筆雖仍存在，卻未再有類似責罰。

夷狄無百年之運──運數論與夷夏觀的分析

方震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中文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出現過一些以「運數」解釋政權興衰的說法。此類運數之說，多半針對個別政權而產生，流傳一段時間後，就為人所淡忘。不過，「夷狄無百年之運」恐怕是其中的例外。此一理念出現於南宋後期，後來廣泛被明代官員和文人引用，其影響力更及於中國之外的地區。就史實而言，外族政權存在的時間長短互異，並無規律可言，為何到了南宋，會有人認為夷狄政權無法成立超過一百年？本文從分析「百年之運」一詞的意涵衍變入手，指出「夷狄無百年之運」的說法是因金朝的衰亡，而在南宋後期出現。南宋士人藉此運數之說，強調外夷政權不受上天庇祐，只有正統所在的南宋才能長期延續。元朝雖滅南宋，但並未干涉士人繼續傳播尊中國、貶外夷的觀念。等到元末大亂，朱元璋以「胡無百年之運」進行宣傳，指蒙元的運數已盡，漢人將重掌政權，促成此一理念在明代的流行。滿洲人入主中國後，雖力圖打壓漢人的夷夏觀，仍不足以阻止「夷狄無百年之運」說法的流傳，清末的革命運動仍藉此宣稱滿清氣數已盡。

  「夷狄無百年之運」說法之所以能夠持續且廣泛的流傳，並非此說符合中國與外夷互動的「歷史規律」，而是因為此理念具有普遍性意涵，可在不同時代被政治人物利用；至於歷史真相為何，傳述此說者並不在意。因此，「夷狄無百年之運」說法在中國的流傳，正是政治宣傳影響歷史論述的一個實例。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六十六期　2018年1月

從黃隱事件再論元祐初期政局與黨爭

張曉宇（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書評：Drifting among Rivers and Lakes: Southern Song Dynasty Poetry and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History. By Michael A. Fuller

Alice Wen-Chuen Chean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清華學報》48卷2期（2018.6 ）

人物軼事與「筆記體傳記」

朱剛（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摘 要：宋人筆記多載人物軼事，在此基礎上，又有將多則軼事彙集一處，較為完整地呈現其人之始末者，此實具傳記之功能，但未如史傳、碑誌一般連綴成文，故稱為「筆記體傳記」。吾人可從選材、筆削兩個方面考察其特點。新出《宋人軼事彙編》集中了宋人筆記對特定人物的相關記錄，由於編者基本不取佛藏資料，故所錄僧人的總體面貌與佛教史的關注對象差異甚大，但據此正好可以考察藏外的筆記傾向於談論哪些僧人的何種軼事，體現出筆記記人的選材特點。而「筆記體傳記」則輯合軼事，再加以選擇、剪裁，其中朱熹所編《八朝名臣言行錄》最具影響，且多有將前人已經成文之傳記解散為筆記體的情形，據此可以考察其筆削之特點。

种放的生平與傳說－從領受皇恩之隱士到易學大師的旅程

侯道儒（台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摘 要：种放(955-1015)為宋初著名的隱士，也是真宗喜愛的臣子。种放的父親逝世後，他決定陪母親到終南山的豹林谷隱居，以耕種及講學謀生。到十世紀末葉，种放的聲望傳到朝廷，被太宗和真宗皇帝召見。入朝後，真宗對种放特別優渥，不僅賞賜他大量的禮品，也命他擔任越來越重要的職位。在這些職位上，真宗也給种放很大的自由權，讓他數次休假、回去終南山隱居。种放逝世後，他的故事被紀錄在許多宋代的筆記中。本文的主旨即在探討這些故事，試圖釐清种放的形象演變的過程。尤其特別注意种放與陳摶(?-989)兩人關係的故事，探究种放如何被視為陳摶的繼承者以及放入北宋圖書《易》學的譜系中。

從都市史料和筆記小說的比較來看宋代的茶館

平田茂樹（大阪市立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

摘 要：關於宋代茶館儘管已有不少研究，但並沒有關注到都市史料與筆記小說的差異。前者是由靜態的角度描述首都的茶館，後者則具有動態的視角，它們不但呈現了全國各類茶館的形態，還講述了茶館中發生的各種事件。從前者來看，茶館除了具有飲食、住宿、娛樂、商業等多種功能以外，又有不同階層、身分的人群因應各自的目的來利用茶館的情況。由此體現出，在發展成熟的都市中，茶館出現功能分化或群體劃分的狀況。從後者來看，茶館的多種功能渾然一體，而且各種階層、身分的人們在共同的空間中往來交際。尤其是在都市發展過程中，地方的茶館作為聯繫都市和農村的「境界」，成為物、錢、人往來交流的「場」。

閒談、紀實與對話：宋人筆記與術數知識的傳遞

廖咸惠（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摘 要：宋代是士人與術士往來互動的高峰時期，探究兩者之間的頻繁互動，除了從其動機和目的來理解外，還需對士人的術數知識來源及認知有所掌握。他們從何處獲得與術數相關的訊息？這些訊息與他們對術數產生興趣、並將術士視為諮詢對象的關係為何？又為他們在面對眾多術數資源時，提供了什麼抉擇基礎？這些問題的解答，都與宋代士人如何建構術數知識密切相關，也是了解其與術士密切互動的必要前提。本文以筆記為焦點，分析術數知識的流傳及其對宋代士人認知的影響。宋人筆記不僅記載了豐富的術數知識和時人的實踐經驗，其內容也具有廣泛的來源及進一步的傳播力量，因此可以作為窺見士人相關知識來源與認知的窗口，以及這些訊息對於接收者可能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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