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杭州，纵然天气燥热，也阻挡不了杭州文史小讲堂听众们的热情。周六上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彭小瑜主讲由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文史馆主办的第14期杭州文史小讲堂，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卢向前主持讲座。部分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以及来自浙江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历史系师生和广大文史爱好者齐聚一堂，聆听讲座。

在全社会为创建“文明城市”而努力的今天，一些有碍观瞻的现象仍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而大家不太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各地政府一直在试图纠正袒胸赤膊和随地吐痰等不良生活习惯，用行政办法来改良卫生和改善民俗，后来还推行旨在系统革除各种陋习的新生活运动。杭州和上海等城市也不例外，后来还曾经规定，吐痰处10元一下罚款，赤膊盖“羞耻”章，并为移风易俗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

但是由于民国基础教育整体落后，民众素质普遍低下状况难以改变，那些改善市容、市风的措施从来没有获得长久和普遍的效果，赤膊和吐痰等不文明毛病屡禁不止。

“新生活运动必然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蔡元培先生留下的一个顶层设计。”彭小瑜老师说道。他认为，蔡元培在民国初年决定采纳的，是英美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宽容教育不平等的模式，即中央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小学教育的经费和质量保障交给地方政府去负责。法国和欧洲大陆国家所提倡的、中央政府深度介入和努力保证教育平等的国民教育模式，由于蔡元培倡导的顶层设计，没有成为民国基础教育的思路和办法。民国办了一些很好的大学和中小学，但是同时也在容忍严重贫富分化的同时，接受了严重的教育不平等。社会不平等和教育不平等，没有得到蔡元培以及民国知识精英们足够的重视。

杭州天长小学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持续得到当时市政府的全力支持，是蔡元培先生“保证重点、不管其他”之教育方针在公办基础教育中的成功案例。天长小学的学生不仅有优越的学习条件，也得到了严格细致的礼貌和道德教育。而当时几千万学龄儿童中的绝大多数处于失学状态，当然也谈不上接受文明举止的训导。

民国时期的另一位大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在讲座中被提及。彭小瑜老师认为，陶行知关心的重点是底层劳动民众。他在推行乡村教育运动时曾经提倡，“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而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卫生和文明的生活习惯，让那里的生活更加美好。陶行知反对教育经费被集中起来支持少数学校，这与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是截然相反的。他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到乡村去教书，而且与此同时在卫生习惯和文化娱乐等方面扮演整个村子的生活指导员角色。行知先生特别推崇夫妻合办的乡村学校，认为他们所组织家庭可以在改良乡村习俗方面起到示范的作用。

林徽因不足以美化民国。近些年来有些文化人追捧民国文化乃至民国的一切，即所谓“民国粉”。他们往往对当时严肃的社会问题缺乏关注的热情，往往借助谈论悠闲生活和高尚学问，譬如写写林徽因和她身边的大学教授们，来粉饰那个时代，把它遮掩在温情脉脉的朦胧背后。而实际上，民国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是严重的，留下了好的和不好的遗产。社会不平等和教育不平等是民国社会很糟糕的一个方面。基础教育在当时不仅落后，也没有一个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上的长远安排和规划。国民教育普遍落后，民众缺乏基本的教育和教养，是袒胸赤膊和随地吐痰等不良习性难以改变的根本原因。

彭小瑜老师最后总结说，我们现在也许可以深入研究和讨论一下，陶行知先生的思路是否要比蔡元培先生的办法要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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