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自由

1972 年 3 月，我从杭州回到鹤立河农场。“政治文化室”已经 关门大吉，我的工作安排成了问题。我不想再回菜园队去，就要求 将我调到砖瓦厂去当工人。砖瓦厂的活儿虽然又脏又累，但是三班倒， 时间上比较紧凑。由于有夜班，为了让大家都能休息好，瓦厂领导把知青宿舍隔成四五个人住的一间间小屋，不像连队大宿舍那么乱 糟糟的。我一直希望能多一些自己独处的时间用来读书，要是能去 瓦厂就好了。再说，瓦厂的窑地只是在春天到秋天这半年开工，到冬季上了大冻，瓦厂就停工休整，肯定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再没有 比瓦厂更适合我的地方了。 　　

被知青背后称为“座山雕”的李队长，外表严厉而心地善良， 他收下了我。 　　

瓦厂一百多人，以鹤岗知青和宁波知青为主。我住的那个小屋， 另有三个女生，都是鹤岗知青，生活上大大咧咧的，吃得下睡得香， 彼此相处得没什么矛盾。只是她们对我似乎很戒备，总是不断地问 我的情况。其中有个女生问我父母是干什么的 ? 我说我妈妈是教师， 但现在要培养新生力量，老教师就到学校图书室管理图书了。她听着， 使劲地眨着眼睛不吭声，一副完全不相信的样子。过了几天有人告 诉我，说某某说你妈妈肯定有问题，要不咋就不让她上课了呢。又 有一天，我一下子收到了好几封来信，有家里的也有同学的——在那种平静寂寞的生活中，家信和友人的来信是最珍贵的。那天夜里 我不断地翻来覆去，想着信上那些温暖的问候，直到天快亮时才睡 着。第二天晚上上夜班，一个劲地打哈欠，邻屋的一个女生好意地说， 你昨晚一夜都没睡吧，啥事儿让你这么兴奋 ? 我奇怪地问她说你咋 知道我一夜没睡 ? 她说你同屋的某某告诉我的呀。

　　领导分配我当晾瓦工，即压瓦机里压出来的瓦片泥坯，要用独 轮车推到瓦房里，瓦房里有一排排的木架，上面穿着一层层粗铁丝， 用来摆放晾瓦板 ( 有点像江南农村的蚕房，一层层放满了养蚕的竹 匾 )。晾瓦工的活儿就是把小车上放着十几块湿瓦坯的瓦板，用最快 的速度一块块取下来，然后一块块地准确地递到铁丝上去。上下左右的先后秩序要算得精确，空间利用要得当，动作要敏捷利索，技术性挺强的。一块湿瓦重 5 斤左右，8 个小时工作期间，差不多要 搬动几百次瓦板，下蹲上伸几百次，一个班次下来，累得胳膊都抬 不起来了。我干得不错，运瓦的小车工对我挺满意，我们的速度总 是遥遥领先。

到了农忙时节，瓦厂的“工人”轮班去支援第一线，铲地、撒化肥、 割麦子、掰苞米什么的，我一次都没有落后过。 　　

红娅是宁波知青，是“新初一”的，小我好几岁，但个子比我 略高些，丰满健壮，干活特别能吃苦，很有正义感，整天开开心心 嘻嘻哈哈的，当时担任知青排长。她就住在我隔壁，见我一有空就 看书，便常到我的屋子里来借书或聊天。她也渴望以后能有机会去 读大学，但又觉得这个目标实在是太遥远了。通过她，我认识了另 外两个宁波知青汤翠翠和陈朗，她们都是爱学习的人，知识面也很广。 她们对我很友好，大家谈天说地挺投机的。家里寄来邮包，我和红 娅把东西放在一起不分彼此伙着吃 ：我有香肠、皮蛋和猪油，她有 宁波的蟹酱和咸鱼。 　　

有一次，收工回来的路上，红娅忽然问我想不想入团 ? 她是连 队的团支部委员，她说她愿意介绍和发展我入团。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欲言又止。入团 ? 她哪里知道我早已 不想了。

C 连长也是宁波知青，高个子，有个很女性的名字，形象和作 风却很不女性。她的脸上终日没有笑容，一副“阶级斗争面孔”，整日风风火火的，好像恨不得跳入瓦厂的砖窑去“百炼成钢”；她从不 与我说话，我也很少搭理她，干活吃饭，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但几个星期下来，我发现事情有些蹊跷。三班倒的“工人”，一般是按白班中班夜班的次序轮换，也就是说，每隔三周才会轮到一 次夜班。但我刚来了一个月，竟然隔一周就是一个夜班，倒班中间 连空隙也没有，无形中就“侵吞”了我两个休息日。问了同屋的女生， 知道原来是由 C 连长主管安排每个知青每周的三班排班。又过了一 些日子，发现仍然是不断地安排我上夜班。

　　上夜班毕竟要比白班辛苦得多，每天天快亮了才下班，白天来 来往往的人吵吵嚷嚷，常睡不好觉。一个多月的夜班下来，我头昏 眼花，疲惫不堪，白天睡不好，晚上没精神，人也瘦了许多。想来 想去，觉得实在不公平，忍无可忍之下，去找 C 连长讲理。

　　那天 C 连长正躺在宿舍的炕上听半导体收音机。我进了门，她连头也没抬，我站在那儿好一会儿，她才爱理不理地问我什么事。 我结结巴巴地说了，她的脸拉得更长，冷冷地甩过来一句 ：“都不想 上夜班，谁来干革命哪 ?”我生气地辩解说 ：“不是不想上夜班，而是总让我上夜班就没有道理，革命应该大家干哪。”她顿时从炕上仰 起了身子，冲我冷笑着说 ：“我这是照顾你呢，你不是喜欢看书吗 ?让你上夜班，不是有更充分的时间看书吗 ? 你不要来找我，我是按 原则办事的。”我转身就走，泪水一下子涌上了眼眶，幸亏没当着她 的面淌下来。

　　所以，红娅对我说起入团的事，我沉默了一会儿，只是摇了摇头， 说 ：“我的家庭出身入团恐怕很困难，就别费这份心思了。”但我没 跟红娅说 C 连长的态度。

过了几天，我偶尔到翠翠和陈朗的宿舍去，“唠”了一会“嗑”，陈朗忽然好奇地问我 ：“你这一生中，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她问得很诚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我想要自由。” 　　

至今我还记得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陈朗完全愣住了。她纯净的眼睛里闪过一个强烈的问号 ：“你疯啦 ? 你怎么敢要自由 ? 自由 可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啊……”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随即自我“纠正”说 ：“我说的自由， 意思是……是……就是一个人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能够自由地 安排自己的时间……这不是政治的概念，不是的……”陈朗听完后， 理解地点了点头，翠翠也表示赞同。

　　回到宿舍，我左思右想，越想越觉得不对头。陈朗和翠翠都是 宁波人，和 C 连长的关系很不错，若是把我的话“汇报”给 C 连长， 就算哪一天无意中提起，也够我倒霉的了——你对她们说什么不行， 扯到自由上去干吗呀 ? 自由是一个多么敏感多么可怕的字眼儿，自由就等于罪恶等于反动，自由是绝对的资产阶级思想，是绝对的个 人主义，你为什么不要革命不要胜利偏要自由 ? 你想要自由就是想 要和平演变想要复辟想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 你的阶级本性因此彻 底暴露无遗……我内心惶惶然心烦意乱，责怪自己太容易轻信别人， 恼恨自己太坦率太幼稚，弄不好再开一次我的“批判会”，再贴我一 次“大字报”，我可怎么在瓦厂呆下去 ?

　　关于“自由”的谈话以后的一些日子，我除了出工去瓦房，连门儿也不串。我小心谨慎，夹起尾巴做人，也不敢再对上夜班表示 不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