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杭州文史论坛暨中国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现场 杭州市政协/摄

8月11日，由杭州市政协主办，杭州市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杭州上城区委区政府、杭州文史研究会承办的“2018年杭州文史论坛暨中国南宋史及南宋都城临安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叶鉴铭主持开幕式 杭州市政协/摄

杭州市政协主席潘家玮出席会议并讲话，杭州市副市长陈红英致欢迎辞。杭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立华、杭州市上城区委书记陈瑾等参加会议。杭州市政协副主席叶鉴铭主持开幕式。

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台湾长庚大学等高等院校，浙江省社科院、杭州市社科院等研究机构，以及日本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位文史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南宋及其行都临安的历史文化。

南宋定都，奠基杭州发展

南宋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1138年，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从州府上升为国都，这对杭州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杭州市政协主席潘家玮讲话 杭州市政协/摄

潘家玮指出，历史有延续，文化有传承，今日杭州之所以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得益于南宋定都和南宋历史文化的积淀。南宋时期，杭州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同样，南宋尊师重教、农商并重的社会特征和“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思想文化氛围也影响至今，孕育了杭州精致和谐的人文精神和创新创业的进取气质。这些都是历史留给杭州这座城市丰富的文化遗产。

杭州市副市长陈红英致辞 杭州市政协/摄

陈红英表示，南宋理宗时期，程朱理学被正式确定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并一直垄断了元、明、清的官方思想和学术领域达700多年，也影响了日本、朝鲜以及毗邻东南亚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临安城学术繁荣，大江南北文人墨客聚集于杭州，极大推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如今杭州高度重视南宋历史遗存保护：组织开展了南宋太庙遗址、南宋临安府治遗址等考古挖掘活动，这些发现全部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编制完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启动实施了南宋皇城大遗址综合保护工程；组织国内南宋史专家对南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研究，出版了《南宋史研究丛书》50册，字数超过2000万字，推进了南宋历史文化的研究；杭州市政协积极组织委员、专家学者就南宋临安城遗址保护开展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开展南宋都城临安城研究，撰写了普及读物杭州文史小丛书——南宋杭州历史文化专辑。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包伟民作专题发言 杭州市政协/摄

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表示，加强对该时期的相关研究，对取得关键议题的突破和加深对于宋代诸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都有帮助，也可助力从宏观角度更为准确地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演变的特征。

南宋临安，成就文化、政治中心

南宋时期是杭州历史上最繁华的时期，也是杭州城市地位最高的时期，因为旧都临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是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之世。南宋文化氛围宽松、大师精英辈出，崇礼尚文的社会风尚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并助推了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和世界文明的进程。

南宋王朝在天时和地利“不利”的情况下，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和制度建设方面依然取得了突出成就，并位居世界前列，这与当时直面挑战、谋变求新的政治气象和务实举措密切相关。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吉军研究员表示，南宋都城临安，在杭州、在中国、在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中国来说，南宋都城临安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最大转折点，就城市人口来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城市，据美国学者赵冈的深入研究，总人口应有250万人左右。就世界来说，临安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际性大都市，在中世纪城市革命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城市规划对当时及明清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如今杭州大气、开放、精致、和谐的文化精神，都与南宋这一时期的历史积淀息息相关。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虞云国教授认为，当时的“绍兴体制”影响了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绍兴体制”是指南宋高宗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体制，由宋高宗与秦桧联手确立，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综观绍兴体制确立后，南宋群体性事件兴起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在传统王朝的农业社会里，乡村的安定构成了社会的安定，农民的稳定确保了国家的稳定，这些正是南宋政权能够长期立国的深广基础。

清人围绕定都临安发表过颇多评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谭景玉表示，从清初一直到清末，从达官显贵到平民百姓，都在诗、史论、序跋、赋、词等讨论定都之原因、经过、得失和影响等，总结历史教训，为治国理政寻找借鉴。清人对南宋定都争论的讨论，基本上是基于李纲的主张展开，大多赞成李纲，批评宋高宗定都临安而形成偏安之局。对于宋高宗决定放弃建都建康的主要原因，清代也有人从宋高宗的内心出发来分析其坚持定都临安的原因，即其一定要保证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和帝号的稳固。宋高宗仓皇南渡，定都临安后，更是无意立志恢复，而是放弃父兄之仇，沉溺于“销金锅”的湖光山色和宴乐歌舞之中。清人在诗歌中就对其多有批评。

南宋临安，推进贸易交流

南宋临安，不仅是当时全国的文化、政治中心，更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在宋代这个商品、文化交流形成的国际网络中，临安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这个网络中的重要交通节点。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魏峰指出，成为国都后杭州聚集了大量人口，成为物资来往周转的中心；依靠成熟的水运体系，临安成为了全国的交通中心，海外贸易产品的到达都城的距离大为缩短，对海外贸易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临安因此成为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葛金芳将“东亚之宋朝和西亚之阿拉伯”比作世界全球化历史浪潮中的第一抹绚丽浪花，认为它们共同构成当时国际贸易中最为活跃的两极，海上丝路则是连接欧亚大陆的第一座海上桥梁。

对外开放与交流，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宋代对外交流以海路为主，但疆域的划分亦可体现其开放的姿态。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纯艳教授表示，宋代没有统一的疆界原则，因关系形态的不同和变化，形成多样的疆界形态，既有模糊疆界，也有清晰疆界。影响疆界形态的主要关系形态是可控和对抗。总体而言，疆界的清晰程度与对抗性呈正比。划分疆界的主要目的是现实的安全应对，而非申张华夷观念或天下秩序，其核心是分隔版籍与非版籍的民和地，保护赋役来源和“中国”即直辖郡县的安全，显示了宋朝对待周边关系时构建华夷秩序之外的实用主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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