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政协的朋友们希望就对外交流的话题采访我，因为我是在杭州出生和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我说话比较啰嗦，行文的习惯反倒比较清楚严谨，所以就朋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写了这个笔谈，其内容主要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对杭州的印象和感想。】

杭州的市政管理善于学习先进

2017年11月因为参加市政协组织的文史论坛回到杭州，而论坛的主题是杭州的对外交流。我多年的专长是欧洲历史，并不是杭州历史问题的专家，但是为了参加会议翻看了一些史料，也就民国时期的杭州国民教育写了文章。这样一来，我为自己原来一些零碎和来自日常生活的感想找到了一些具体的证据。非常有意思的是，我自己以及大家对杭州的好印象确实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民国以及民国之前更长时段的历史中，杭州很少遭受天灾人祸，即便在动乱危难时期往往也能侥幸平安。这里有个不太科学、类似掌故的例子：民国时期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在1930年4月召开，提出了试行和逐步推广国民义务小学教育的计划。当时的济南和杭州对此都很有热情，希望积极参与，山东省政府还准备拨款20万元支持济南市建立实验性的义务教育。可惜1930年蒋冯阎大战的战火波及山东，致使经费和整个工作受到很大负面影响。

杭州在历史上的发展和它的对外交流肯定有密切关系，大家对城市的对外经济贸易以及到过此地的明清时期外国传教士都有关注和研究，教会学校在杭州的建树也得到历史学者和教育学者的重视。不过我个人在这方面希望强调的是，应该有更多学者和官员了解和总结杭州良善有效社会治理和市政管理的经验。杭州文化现在给外地宾客的深刻印象是温和、细致和体贴入微。譬如让几乎每个外地游客都震惊的，是遇行人就礼让的汽车和十字路口遮风挡雨的顶棚，以及政府办事人员普遍的认真、热心和负责任态度。这些成绩主要是大家在当下努力工作的结果，但是从历史上看，这里面也有一些长时段的文化脉络可以追寻。民国时期的杭州市政府庶务科曾经出版过《市政月刊》，这一刊物以及当时省市政府的其他刊物，都记录了在社会治理和市政管理的很多具体事务上，杭州市结合本地传统、学习先进地区和国家经验的尝试。

教育和卫生工作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明显和直观的两大领域，杭州在这两个领域做过很多改革工作，不仅学习先进国家经验，有时候还很有自己独到的原创性。其中有一项工作很有代表性，即1934年同济大学和杭州高级中学之间的“教育合作协议”。按照这一协议，杭高每年招德语普通科一个班，在中学常规课程之外由德国老师系统教授德语，毕业后直接升入同济大学。这个项目招收三届学生，后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止。高宁编著的《杭州高级中学》一书提及了此事，但是这一教育实验值得专家做进一步的详细研究，甚至可以考虑恢复和拓展。现在的中学外语教学有两个严重弊病，其一是基本上只学英语，不学其他外语，其二是外语教学要求不高，学生一般并没有真正学会。杭高在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实验值得重启，值得推广到很多中学，可以作为加强杭州国际化城市属性的有力措施之一。我和同事们在设计北京大学外国语言和外国历史专业的时候，就参考了杭高的这一经验。

市政管理的先进性，在杭州历史上，不仅是在原则上倡导学习先进地区和国家的经验。这种学习不是喊喊口号，而是具体落实到细节上。杭州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设有儿童图书馆和通俗图书馆，并将儿童图书馆用作支持财政相对拮据的私立小学的重要补助手段。杭州市政府早在1928年就制定了公厕的管理办法，如果这些公厕是私用所有和管理的，就必须遵守市政府的“暂行规则”：首先是要登记和说明土地所有权和厕所式样，交纳年费，且不得妨碍交通和卫生，否则不发给所有者执照。厕主每天必须清洁厕所至少两次，并使用石灰和其他消毒材料除臭，但是清理和搬运粪便必须在早晨5点至7点完成（阴历10月至3月是6点至8点）。市政府还规定，厕所必须在背面有多扇窗户，以便“透风湿而散臭气”。

很多市政管理改革是当时各地都在做的，不过是否有做得像杭州那么具体扎实就不好说了。有些举措具有江南生活的鲜明特色，譬如对豆腐店和老虎灶的管理。市政府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豆腐店的经营多次颁布详尽规定：店主必须使用自来水；豆腐在售卖时必须加盖沸水消毒的白布；生产中产生的污水必须导入阴沟，不得倾倒马路或人行道；如果用骡马拉磨加工黄豆，骡马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8小时，骡马的粪便要及时清除；豆腐作坊至少每年必须彻底清洁和粉刷一次；炸油豆腐的食用油必须经常更换。违反这些规定者将被勒令停业或歇业。由于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售卖开水的老虎灶经常是流氓和不良人士聚集场所，甚至是犯罪嫌疑人窝赃和销赃地点，所以关于老虎灶的规定还要求经营者有三家以上的铺保，不得是犯罪保释不满三年者，不可以是“异方之人住居杭州未久来历不明者”。老虎灶也不得摆列茶桌容人吃茶聚谈，也不得留人住宿，并承诺在夜间接受警察的检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市政府关于豆腐店经营规则的末尾一条说，“本规则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之。”在《市政月刊》和其他政府公报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市政工作的法规在实行一段时间后就有修订版发布。这表明，很多规则不是停留在纸面上，而是被认真执行和实施的，并且在实施中会根据群众意见进行修订。

杭州的文化与世界历史

在现在变得日益热门的城市研究中，具有高度执行力的杭州市政管理是如何形成和长期发展的，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现在大家都愿意谈论把杭州建设成国内的一线城市，甚至是世界的一线城市，不再仅仅满足于把具体工作做好。不过学习和讲授欧洲历史多年，我个人觉得宏观地谈论一个城市的世界地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建设一个获得世界仰慕和尊重的城市可能首先还是一个谦虚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在文化和道德上让自己充实和高尚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获得经济实力强大的地位。这种学习的工作，在杭州，也和这里优秀的市政工作一样，具有扎实和细致的特点。

大家在议论杭州对外交流历史的时候常常谈论卫匡国和司徒雷登，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离司徒雷登故居以及最初由卫匡国建造的教堂就很近。不过人们容易忽略的，是现代杭州学人认真踏实研究世界历史和欧洲历史的事迹。过去的杭州大学历史学系，现在浙江大学的历史学院，拥有国内最强的法国和欧洲历史研究团队，由曾经担任杭州历史学系主任30年的沈炼之先生（1904-1992）创立。沈炼之先生祖籍温州，是法国政府曾经表彰过的十位中国留法优秀人士之一。这十人中有蔡元培，还包括戴望舒和常书鸿这两位在杭州出生的学人。法国与杭州以及浙江的历史渊源由此事可见一斑。

在吕一民教授和沈坚教授的领导下，这支由沈炼之先生创建的研究队伍现在已经是国内法国和欧洲历史研究最优秀和新生力量最强大的学术集体，包括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多位年轻博士。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在近代欧洲历史研究和教学领域最系统和最前沿的工作是在杭州进行和完成的。

在很长时期内，在大家的印象中，杭州是一个生活惬意的宜居城市，不大不小正合适，风景和服务很好，也足够风雅。前几年我甚至在街头看见过书写“住在杭州，吃在杭州，玩在杭州”这样字样的标语。这固然是我个人喜欢和众人乐意的杭州形象，但是却忽略了杭州学人探索外国历史文化高深学问的艰苦努力和骄人成绩。沈炼之先生，我很仰慕，很可惜没有机会当面求教过，不过他的研究生吕一民教授是我在北大的本科同学。沈先生早年在法国求学，获得博士学位，翻译过很多法国历史著作，也写过《法国革命史讲话》、《简明世界近代史》、《法国简史》，主编过《法国通史简编》这部当年教育部指定的厚重教材。吕一民教授后来出版有《法国通史》等多部精深著述，沈坚教授写过《法国近代工业化新论》等优秀作品。他们和其他年轻浙大学者的诸多学术专著，在分量、深度和学术前沿性上都给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觉，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学术前辈的成就。这样一个学术团队的存在以及在未来继续的发展其实给杭州的形象添加了靓丽的色彩和深邃的内涵，使得杭州的国际化具有了文化前沿和学术领袖的属性，而不再仅仅偏重在物质文明的提升，不再停留在大众文化层面。

沈坚和吕一民教授的这个法国史和欧洲历史研究团队在国内的外国历史研究人才群体中独具特色，甚至可以说具有鲜明的杭州文化特点，那就是踏实、细致、高效，在勤奋和新锐的学科建设中一步步走向国际一流的高地。这个团队的所有学者都有多年的留法经历，精通法语和法国以及欧洲的历史档案。吕一民教授主持过教育部哲学和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对法国大革命历史档案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沈坚教授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撰写和主编六卷本法国历史。吕一民教授2015年在济南举行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与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现任法国历史学会会长巴若教授共同主持了关于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分会，并应邀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下一届大会上与之共同主持关于法兰西帝国历史的分会。

20世纪最有影响的欧洲历史专家、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就法兰西文明特征发表过的一个深刻见解，值得我们在思考杭州乃至浙江未来社会发展的时候参考。皮朗的《欧洲史》（1936年）设定了几代人研究欧洲中世纪和早期近代文明的基础范式。他在那里指出，如果从建设性的角度去看欧洲中古文明，它在历史上最完美的表现是法兰西文明，而不是德意志文明，因为后者在政治和军事上拥有强盛地位，却没有突出的思想文化贡献。无论是代表中世纪宗教文化的哥特式艺术，还是作为贵族文化精髓的骑士品德、礼仪和文学，以及13世纪以来逐渐成为西欧乃至整个欧洲通用语言的法语，都是由法兰西北部成长起来，最后延伸到其他地区，成为欧洲文化的代表性成就。中世纪的学术语言是拉丁语，但是学术中心却是在法国巴黎。其实拉丁语本身之所以在中世纪变得更加丰富、准确和富有表现力，也是因为在语法和词汇上借鉴了法语。

除了大家都称赞的明媚山水，杭州在经济建设和高科技发展上也处在好评如潮的领先地位。浙江和杭州的物质文明建设不仅在国内是最先进的，而且我相信已经在世界上获得了认可和赞扬。那么杭州是否有可能获得巴黎那样的地位，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思想和艺术中心呢？北京和上海的政治经济重要性是其他城市难以匹敌的，不过杭州成为文化上的首要城市并非不可能。杭州已经有很强的理工科和应用学科教育和研究，但是这完全不足以赋予杭州独特的文化优势。此外，杭州的文史研究也不能局限和偏重于本地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杭州还需要更强更有力的人文学科建设，中国美术学院当然已经是这方面很好的一个基础，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法国和欧洲历史研究其实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异军突起的高端文化建设平台。在教育部日益重视跨学科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当下，浙江大学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法国和欧洲研究学院(或者可以称之为法兰西学院)，完全是切实可行的事情，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让杭州成为东方的巴黎，其实并非是遥远的梦想。

我们近来很重视杭州的发展在“一带一路”宏大战略布局中的位置。如果说杭州和浙江的办事作风和管理文化历来以务实、执行力强以及关照执行中的细枝末节为特色，那么这项重大工作就需要有具体可以落实的文化建设目标。作为一位在欧洲历史研究中做事多年的杭州人，我能够想到的具体建议，就是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水平的法国和欧洲研究学院，使之成为能够与世界最高水平学者和学术机构进行对话的、具有相当规模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

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我们不能忘却兢兢业业管理老杭州豆腐店和老虎灶的前辈们，不能忘却上世纪三十年代苦心经营杭州高级中学德语班的中德老师们，我们更不能忘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把杭州建设成今天这座富裕和美好城市的领导和人民。如果我们还想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具体事情，那么建立这个法国和欧洲研究学院确实可以是一个实在的步骤和有望取得的一份成绩。我希望，我的家乡杭州在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思想和艺术中心的道路上，很快就能够迈出踏踏实实的这一步。

文章原名《老虎灶以及法国和欧洲研究学院——一位杭州籍学者眼里的家乡历史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