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的校史里，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军西征”是最出彩的一章，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那段经历都称之为“逃难”。我年少时经常听家人讲起逃难时的点点滴滴，看到而且用过一些抗战和逃难遗留物品，印象极深：一条墨绿色的羊毛军毯，非常结实，三哥临安到了九十年代还在使用；一只厚实的小铝锅，质量比我家五六十年代添置的同类产品好得多；一只洋铁皮饼干罐，外面的彩色图案依稀可辨。这三样物品都是所谓的“美军剩余物资”，如果照我大哥宜山的说法，是国民政府胜利后在大后方遵义分配给浙大家属的，那么我家回迁杭州的时候，它们还曾经打入行李，与主人一起由黔入湘，经长沙北上汉口，走长江回江南，简直不可思议！二哥湄江提醒我，这些用品也可能是父亲1946年回到杭州以后买的地摊货，“美军剩余物资”流到市面上的途径多且杂，一个个中间环节都能生利发财，政府根本无力统一分配。这么一点小事，面目还如此模糊，那么下面的记述，更需要浙大后人修正、指谬。

今年夏天，一些七八十岁的浙大后人组团重走抗战的“文军西征”之路 

我家建德村二楼的樟木箱下面，有个大木箱，是由一些粗劣的木板拼凑着钉起来的，外面还有未揭干净的纸条和毛笔写的数字。母亲说，那是浙大1946年“光复”回迁路上用的装运箱，到了杭州后待处理，母亲废物利用，拿回大学路临时住处放衣物。1948年我家搬入新建的宿舍区建德村，箱子跟着乔迁，一用就是半个多世纪。二十年前建德村拆迁，那只木箱就扔掉了，其实它装过浙大的仪器设备，是可以在校史馆里展出的“西征”文物。当时祖父留下来的好几只楠木书箱都不要了，怎么会留下这么一只简易的木板箱呢？家里另有一件纪念品，那是一面横向的三角锦旗，上面绣有“东亚健儿”四个大字。我二哥湄江生于1942年10月，他的名字即流经贵州湄潭、注入乌江的那条河流。1943年，浙大与湄潭县政府联合组织了一次婴儿健康比赛，湄江获奖。评选期间当地士绅不想输给“下江人”，浙大评委迁就地主，将最高等级的荣誉颁给湄潭的孩子。可惜的是这面屈居第二的锦旗下落不明，恐怕也当“旧货”被人收走了。据说湄江一两岁的时候壮鼓鼓的，长两只大眼睛，嘴馋，会走路了就有意在永兴场（现永兴镇，简称永兴）的浙大一年级食堂逛来逛去，个别家境好的学生有时为了逗他，给他肉吃，甚至会赏只肉包子。近日网上购得苏步青题签、缪钺作序的《钱宝琮诗词》（浙大校友总会1992年编），大多为逃难期间作品，再现了浙大西迁细节。集中收有《湄潭女生梁仙翠言“校中膳食艰难，啖白饭有味”感赋》（作于1945年），从诗题可见当年吃肉包子很难得。钱宝琮是浙大“湄潭吟社”主要成员之一，中国数学史权威，向以待人厚道闻名学界，1956年从浙大调中国科学院任一级研究员。

祖父是浙大会计，生于杭州，随校西迁意味着远离龙驹坞祖墓，未必十分情愿。父亲独子，他和母亲结婚的日期应该是在1937年8月14日“笕桥空战”之后、第二次淞沪会战结束之前。上海战事无望，杭州人心惶惶，新婚的父母曾到龙驹坞坟亲冯其昌家避居。七十年代我去上坟，坟亲夫妇还指给我看父母逃难前临时住过的木屋。那年11月下旬，祖父率一家四口随浙大迁至“文军西征”的第一站建德，那是浙大“弦歌不辍”的起点。日军步步紧逼，建德也遭到空袭。钱宝琮的《建德行》（作于1937年）中有此四句：“昨日警钟响，敌机袭近郛。市民惶极甚，奔窜各喧呼。”

   杭州12月24日沦陷，浙大当日开始撤离建德，经金华、玉山、樟树，于1938年1月20日抵达江西吉安，稍作停留就在2月18日经水路（赣江）和陆路（赣粤国道）迁移江西泰和，办学约半年。7月26日九江失守，浙大8月间再度西迁，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终于在10月底到了“蛮烟瘴雨”的广西宜山（现宜州市）。经过一个漫长的“暑假”，浙大11月1日才举行开学典礼，不久校务会议确定“求是”为校训，在宜山东门外清军标营的地盘盖建草屋，用作教室和二、三、四年级男生宿舍，一年级学生住城中湖广会馆，女生住文庙。不料浙大宣传抗日，竟被日军列入轰炸目标。1939年2月5日，宜山遭十八架敌机的空袭，近百枚炸弹击中标营的浙大校舍和城中乐群社（浙大新建大礼堂），幸无师生伤亡。但据竺可桢当日日记，宜山市民死三十余人，伤二十余。这次轰炸造成极大恐慌，当晚浙大决定停课两天。次日防空警报又响，请看竺可桢1939年2月6日日记：

  中午11:30又有警报。余即出北门，与群众逃避，但因昨炸后市人成惊弓之鸟，晨4点即早餐，餐后避往城外，因之出城时并不十分拥挤。过河后至市中即有紧急警报，相距十五分钟，再五分钟始至北山，后遇振公，躲避计二小时。13:30解除后过江，回寓中膳。

竺可桢出门时带着他的相机，拍了宜山民众听到警报后在龙江岸边逶迤而行的场面，有的人还挑着担子，步履沉重（下图）。照片洗印出来之后，竺可桢写了十二个字：“宜山龙江边逃警报 廿八年春”。那年年初一是2月19日，竺可桢照片题词当在春节之后。我判断，出现在照片上的人群中，也会有浙大师生和家属。

母亲那时怀上大哥已近九个月，凄厉的警报声中腆着大肚子逃来躲去，真是承受了生死的考验。父亲1936年交大毕业后就买了一架德国产的120相机，它也随着我家逃难，令人遗憾的是父亲没有用它来记录西迁岁月的日常所见，想来胶卷必定是稀有之物，十分昂贵。3月15日，大哥出生在宜山南门外我家自建茅屋，祖父给他取名宜山，字庆远（南宋时有庆远府，治所在宜山，宜州市现在还有庆远镇）。逃难的那些年头，浙大很多新生儿的名字带地域特征：物理系何增禄的儿子名宜章（小名何毛），同系张启元的儿子名宜，都生在宜山；农学院朱祖祥女儿名荫湄，数学系周茂清女儿名湄君，都和我二哥一样生在湄潭。
 

逃难途中，作者父母在广西宜山生下第一个孩子

浙大在宜山期间，丰子恺受聘为浙大艺术教师，直至1942年高就重庆国立艺专。我祖父有一枚墨玉名章，边款上有“壬午子恺”四字，应该是丰子恺在浙大执教时镌刻的，也是逃难的纪念物。九十年代初我去复旦看望老师丰华瞻（即丰子恺长子“瞻瞻”），还与他说起这段因缘。我在复旦读本科的时候，对杭州家中的旧物，真的是熟视无睹。

1940年6月至9、10月间，浙大各院陆续在湄潭安下身来，办学规模渐渐扩大。父亲从杭州电厂调入浙大就在机械系教制图和画法几何，那是一年级的基础课。当时浙大的一年级校区设在永兴，一年级学生多，祖父所属的总务处也在永兴办公，父子两家同住。我家在永兴的住处保存完好，那是一栋L形二层砖木结构楼房，楼主姓张，浙大以高于市价的租金租了下来，安排十几户人家入住，现在以“浙大教授楼”的名义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祖父和父亲都不是教授，分房过程中两人资历相加，得分较高，才能与教授们比邻而居。二哥和三哥临安（以杭州古称寓意和平在即）分别于1941年10月、1944年8月出生在那栋房子的楼上，自然的生命步伐在非常时期依然欢快地稳步向前。十年前，我乘社科院外文所去遵义参观的机会，独自离队跳上长途汽车去湄潭，转车到永兴寻访我家旧居，当时那栋房子里还住着居民。近日看到“浙大教授楼”的照片（2018年7月拍摄），原住户完全清出，反而少了生气。

抗战期间，国立大学发放工资基本正常，但是通货膨胀率高，我家收入恐怕不敷销支。浙大还为年资较长的员工发放过补助，比如竺可桢1943年12月11日记载：“今日确定长年在浙大工作职员奖助金名单，三十年以上者为陆缵何、叶筠二人……”我印象中那栋楼房前后有小块菜地，母亲当年很可能种过菜，不然五十年代她在建德村东边“城墙”（城砖一无所存，实为小土山）上种植南瓜、冬瓜等蔬菜，怎么像是开荒老手呢？1972年或1973年，中科院物理化学家、浙大校友吴征铠儿子（名字是不是天湄？）携夫人从北京到杭州度蜜月，住我家。他说建德村不少住户都曾分享过母亲在“城墙”上的劳动所得。“城墙”在1957年至1958年夷平建环城东路。三年困难时期，母亲把花园辟为菜园（各种菜苗得自庆春门菜农“保生哥”），我家蔬菜供应非常充足。

浙大教职员工逃难时利用边边角角的闲地种植蔬菜，也是自力更生。钱宝琮1940年作《吃饭难》，开头四句道出各家各户的艰窘：“黔南物力艰，生计慎挥霍。迩来困征输，物价尤腾跃。”苏步青在湄潭住朝贺寺，听祖父说，他孩子多，偶尔要向校财务室借钱。但是他也争气，与日本夫人垦殖自助，有诗为证：“半亩向阳地，全家仰菜根。”（苏步青《五律·夏日遣怀》）王淦昌夫人在湄潭的家庭副业竟是牧羊。

母亲会吃苦，外公生前是想不到的。外公叫莫善诚，字存之，1930年死于肺病，年仅四十一二岁。逃难时浙大的老人应该知道他。他是十四岁的前清秀才，曾在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文哲法政科就读，与陈布雷是同窗好友。国民党北伐胜利后，陈布雷曾请外公去南京担任公职，外公以身体原因婉谢，这是另话。1910年浙江督抚增韫出资请许炳堃（号缄甫，1878-1965）筹备学堂发展地方工业，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当年成立，第二年春节后正式开学。1918年寒假期间浙江教育会派代表赴日本考察，会长经亨颐率团，外公为成员之一，时任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学监兼教员。1919年11月，该校新旧同人在蒲场巷报国寺的工校礼堂（在浙大迁玉泉前的城东旧址）成立报国工业会，事务所暂设校内，许炳堃是会长，外公与许炳堃同为德清人，是该会发起人之一，担任过副会长。外公信奉实业救国，思想开明，给小女儿取名嘉新，有改变旧法之意，但是他在生活上还是受制于旧习，为传宗接代纳过妾，果然添了一个儿子。外公辞世不久，母亲最爱的小弟弟突然死了，他的生母不知被打发到什么地方。弟弟的悲剧，母亲压在心底，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两年，才把自己儿时的创伤一点点吐露出来。母亲在杭州读了仅设初中的行素女中，毕业不久就嫁人。外婆处事果决，说到她，母亲的感情非常纠结。我存有的那张外公照片一定是在整个逃难期间与母亲须臾不分离的。母亲每想起外公，就抑制不住伤感，1964年还违背时俗在家里祭过一次祖。祖父是浙江甲种工业学校创建时的成员，也曾加入报国工业会并在会刊上发表文章，应该与外公相熟，但是外公所藏光绪二十八年的《春在堂全书》怎么会出现在祖父书箱中，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

母亲曾说，她在1939年春生大哥之前还怀过一个男孩，逃难路上流产了。推算起来，这个不幸事件大概发生在江西泰和。逃难对母亲来说是特别难的，新婚燕尔就要离乡漂泊，她舍不得把自己的嫁妆留在杭州，居然拖着她的八只皮箱（六大二小）走上内迁之路，浙大校方对她、对我家是极其宽容了。浙大在吉安、泰和办学半年多，继续西迁，在过赣江的时候，水流湍急，船少人多，众人又担心日军来袭，都想尽早平安抵达赣江西岸。逃命要紧，母亲被迫扔弃嫁妆里的六只大皮箱，随身留两只小皮箱。不知皮箱是扔入江水之中，还是遗留在江东。如系后者，它们对江边的居民不是无用之物。人能够活下来就好，那些财物，即使满载难以言表的感情价值，也得割舍、抛弃。母亲还在江西境内路遇强盗。有一天她坐在车上，有人猛地跳上车来抢了她的手包就跑。发国难财的人，浙大师生没有少见，比如丰子恺就在宜山被一个司机骗了一百元定金。1939年2月5日日机轰炸广西宜山，浙大学生四出躲避，很多人衣物物品遭劫，这是校史里记载的。

或者，母亲不如将六大箱嫁妆留在杭州，请人代管，好歹多一条生路。不过匆匆迁徙的浙大教职工和家属，未必抱有数年之后必回旧地的信心，一个十七岁的新娘在慌乱之中会本能地坚持与皮箱同生死，在逃难这所学校里，她学会了舍弃。祖父和父亲1937年11月决定服从浙大指挥，弃家而走，也面临很难的抉择。他们住杭州三圣巷37号（前门，后门是水陆寺巷18号），面对家里各种如同自己一部分的器物，带，还是不带，这是一个难题。结果他们托人照管所有藏书和家具。光复后我家回到杭州，家具一无所余，书倒是没怎么丢失。在杭州沦陷之际，所托之人大概以为浙大以及家具的主人有去无回了，自称为生计所迫，把家具一件件卖了，换点饭钱。他说出很多理由，祖父和父亲听着也难为情，连连道谢。我家建德村的家具是胜利后在杭州购买的，式样不难看，品质却低劣。杭州民众欢迎浙大回归，少数商家则看准了商机。庆春门一家承包建德村工程的营造厂（建筑公司）偷工减料，浙大以及国民党政府毫无办法。

1952年一家人在杭州的合影，三个儿子都在抗战中出生、长大。女儿为1947年回杭后出生，作者尚未出生

大哥说，我家回到杭州后，他跟着祖父母住三圣巷，那里有一间很大的书房，面积是建德村甲种一号楼上书房几倍。随着时间的推移，祖父藏书的体量越来越小，有的被借不还，有的卖给旧书商，更多的则因一时胆小糊涂当作废品清理出门。1966年夏，祖父母让出住房，搬到十二号与我们同住，当时还留了几箱古籍，多属读书人的常用书，没有收藏家看得上的精刻。有一段时期，祖父忙于接待一批批外调人员，回答各种问题并在记录的书面材料上签字画押。

西迁的那些年头，浙大师生不断增多，1946年5月浙大师生分批从遵义开拔，浩浩荡荡东归，学生已多达2171人（离杭前学生仅633人，随校西迁的有460人），家属的队伍更加庞大，仅我家就增添了三位小成员。数学系周茂清三个孩子与我三个哥哥同龄，都是逃难的孩子。1950年王淦昌调北京搬出建德村甲种7号，周家搬入。周茂清风度翩翩，是钱宝琮的学生之一。

为了浙大回迁，政府调动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各种国家资源。大哥回忆，抗战胜利时他已六岁，跟着大人庆祝，但是何时能回杭州，还要听候统一调度。浙大全校师生耐心等待，似未传出“论资格我应该先走”之类的丑闻。我家终于轮到了，先往西，从永兴过湄潭，再去遵义。那条公路是竺可桢几年前决定浙大搬迁湄潭后政府拨款修筑的。对回迁贡献最大的是国军运输车队。现在浙大叙述“文军西征”，很少在尾声上落墨。这些参加了抗日战争的军人司机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我家在永兴生活了五六年，总会添置一些日常家居的用品，要回杭州，多数物品不可能携带，不知我家如何处理？漫漫回乡路，说不准有多少个日日夜夜，虽然天已转热，也得为露宿备足被褥。除了母亲两只小皮箱，我家的行李中是不是有一个近年大城市地铁上常见的大包袱？到了遵义，我家被安排在浙大的女生宿舍附近，住了一周左右。在此期间，一位浙大学生给四岁多的湄江一只藤条箱，据说是他多余不用的，湄江也是一副懂事的样子，拖着箱子走回家。这事颇费解，应该还有阐释的空间。那只藤条箱我也见过，不小，我家用了三十年以上。

多了一只藤条箱，母亲省了很多心。我家终于轮到上车。那是一辆美国军车，盖有车篷，后面敞开，由一位中国军人驾驶。车上载运了三四户浙大家属和各种行李，孤零零地启动出发。没有车队的前后照顾，司机万一有事要与校方联系，只能呼天叫地了。大哥十分有把握地说，汽车先是沿着乌江行驶，公路险峻，转了不多不少七十二个弯。我祖母那时信佛，嘴里不断轻轻念着“南无阿弥陀佛”。沿乌江的路最难走，盘山公路的下面，时见翻滚到江边的汽车，既然事故多发，驾驶员应该尤其小心，但是路上的汽车却有前赴后继之勇。有一辆车要超车，司机小心避让，让它先走，大哥后来发现那辆“一骑绝尘”的车斜搁在路边，两只后轮悬空，还好没有滚落谷底。

军车开到贵州最东端的玉屏，差不多整整一个白天。玉屏的箫和笛全国闻名，满街都是。过了一夜，浙大家属继续东进，在永州一带进入湖南，直抵长沙。二哥出遵义就晕车，一路可以说受尽折磨。到了长沙，汽车过湘江上了渡轮，父亲带他下车到渡轮上，让他透透风，很可能他还呕吐了。从此他落下容易晕车的毛病。我家接着从长沙坐火车到武汉，三个哥哥以前还没有坐过火车，肯定大声喧闹个不停。当时武汉汇集了大量过客，都要从内地回江浙一带，船票非常紧张，不易买到。浙大不能负担广大师生在武汉的住宿，让大家“投亲靠友”。我家就麻烦祖父在武汉的朋友，住了约莫一周。这段时期浙大指挥回迁的人士工作量极大，员工散居各地，必须保持有效联络，在电话稀少的年代做到这点，真是不容易。我家在武汉搭乘的是一只长江上的小火轮，老少七人被安排在统舱，近船尾的火炉，极热。这只轮船一路停停靠靠，顾不得江南乘客的归心，悠悠地顺流而下，近二十天才到上海。大哥记得江边停泊着一艘美国军舰，火轮无法靠岸，于是所有乘客坐小舢板登外滩。父亲离开昔日读书的地方，已整整十年。大哥印象最深的是上海的有轨电车，它们发出悦耳的铃声，一定是把我三个来自乡下的哥哥惊呆了。

我家在上海逗留数日，再坐沪杭线回到杭州，父母住庆春街老浙大近旁的第一宿舍，祖父母带了长孙回旧居。这是1946年夏。同年9月，浙大逃难期间分散在遵义、湄潭、永兴和浙江龙泉四地的全校师生员工，终于在西迁九年后重新聚会于杭州。1947年1月，姐姐庆春（大名成均，取自马一浮作词的浙大校歌）出生于第一宿舍，竺可桢的续弦陈汲送母亲一只母鸡表示慰问。建德村的房子建毕，浙大再次制订计分规则，我家又因祖父和父亲合计分数，搬进位置上佳的甲种12号，那是在1948年。现在想想，真有点惭愧，我家是否利用规则占了便宜？当时建德村甲种前后两排仅12套住房，邻居中有钱宝琮、王淦昌、贝时璋和王葆仁等顶级教授（他们去中国科学院后都是一级研究员），而我祖父无非会计，父亲职称不过讲师，1956年才评上副教授。我的三个哥哥从小是散养的，体质好，打起架来团结对外，气场很足，从未有过哪怕是最微弱的自卑感。换个角度看，当时的浙大平等观念强，孩子中间从不以长辈级别排座次，完全不像五六十年代的杭州西湖小学。

逃难期间，全国范围的邮政服务基本维持正常，家里有几张老照片，是战时从东部沿海地区寄往广西和贵州的。比如有一张母亲堂姐莫嘉柔的照片，反面的钢笔字迹带几分娟秀：“让它陪伴着辽远的贵州省里的嘉新”，所署日期是1941年7月24日。这位莫嘉柔是三外公莫善继（纺织品设计师）的女儿，母亲在杭州行素女中的同班同学，生于1919年，比母亲大一岁，当时她在解放区海门县参加了新四军一师社会教育服务团，后于1944年被汪伪政权逮捕枪决。她是五十年代初追认的烈士。外公的一个妹妹孝贞（化名莫奇、徐笑奇）甚至打入日本宪兵队，她是《我的抗战》（崔永元制作）第十集《潜伏》里“400小组”中的唯一女性成员。

祖父住建德村甲一号楼上时还藏有许多信件，有不少信封上贴着大龙邮票，后来全部付之一炬，好在有的照片抽了出来，没有投入火中。有一张照片是祖父安定学堂同学孙虹庼于1938年11月14日题寄祖父的，摄于北京卢沟桥，背面有毛笔书写的诗：

长虹照影跨卢沟，

揽辔行吟忆昔游。

不洒新亭闲涕泪，

山河收拾待从头。

移栽桃李已成行，

报国书生只寸长。

莫怅连舟南渡日，

江东原可着孙郎。

当时大片国土已被侵占，但是作者还是对最终的胜利存有希望（“江东原可着孙郎”）。这时浙大在宜山，祖父可能此前从内地给他寄过诗，“寸长”应是诗中自谦之词。这张照片想必是夹在信中寄广西的。

佩戴三角形浙大校徽的作者祖父和他为浙大服务三十年获颁的“勤劳坚忍”勋章

祖父在安定学堂读书时的老师钟毓龙（1880-1970）也给他寄过诗，时在1940年。钟毓龙字郁云，清朝最后一科举人，著作有《科场回忆录》《上古神话演义》和《说杭州》等等，四十年代后期担任过浙江通志馆的副总撰。1937年冬，时任杭州宗文中学（现杭十中前身）校长的钟毓龙将学校迁往建德，第二年迁温州雁荡山。祖父到了贵州，仍旧与老师保持联系。1941年祖父服务浙大届三十年，浙大颁发给他一块盾形纪念牌，上书“勤劳坚忍”四字。这是祖父人生的顶峰，他自己提前一年就开始纪念，致贺者颇多。下面这首词作于1940年，收入《诗词浙大》（浙大出版社，2007年）：

念奴娇·寄陆缵何黔中

    胶庠传舍，问谁能卅载始终一节。国破仓皇随校去，行尽东湘西粤。黾勉从公，安危与共，恒德贞如月。如斯行谊，雪冰应为君热。

    犹忆梓里谈心，梅城握手，匆促三年别。回首西湖家万里，极目黔山千叠。 犵鸟蛮花，鹰岩鬼洞，待子归来说。而今先问，近年多少花发？

浙大1937年初冬首迁建德，祖父竟与安定老师在梅城古镇相会，说明建德是浙江文教军政机构大撤退时的必经之路。我从《说杭州》一书得知，祖父年轻时轻信扶乩，钟毓龙曾微加讽劝，学生迷途知返。1940年，一定是祖父先写信告诉钟毓龙自己浙大任职已届“卅载”，他才得到这首贺词。那年不少浙大同事也为此吟诗致贺，钱宝琮写了《赞陆缵何先生》：

工校始建立，即今卅年久。

陆子展长才，端不落人后。

象数格物基，初学赖善诱。

叹息光景驰，俄焉柳生肘。

强君领簿书，要会冀不苟。

……

惟看松柏姿，苍颜尚抖擞。

相识一星终，友我直谅友。

元夜灯红里，举觞献春酒。

光荣祝浙大，健康颂陆叟。

祖父曾在安定中学和甲种工业学校教过数学，夏衍是他学生。“象数格物基，初学赖善诱”两句讲的是他这段经历。那一年年初（“元夜灯红里”）祖父就开始摆他“卅年”的谱，制造气氛，让我莞尔。钱宝琮待人谦厚，他自己才真正是谆谆善诱的，陈省身、江泽涵等数学家都是他弟子。

祖父生于光绪庚寅年三月十八日（阳历1890年5月6日），他大概是过阴历生日的。此前一年的1939年春，大哥出生后一个多月，祖父迎来五十大寿（虚龄），友朋写诗填词为他祝寿。昆虫学家、浙大农学院院长蔡邦华之子蔡恒生先生今年年初从加拿大用微信发我姐姐他母亲写的《贺陆缵何先生得孙并祝五十寿》一诗：

云间风笃旧儒风，

磊落襟怀自不同。

慷慨悲歌怀壮士，

慈仁惠泽遍孤穷。

望衡早已钦佳气，

积德常能感上穹。

正祝诒谋兼献寿，

一家双庆乐方隆。

祖父收入不高，但是他“慈仁惠泽遍孤穷”的事迹我也知道不少。“云间风笃旧儒风，磊落襟怀自不同。”如果我以为这两句诗并非过誉，是不是为亲情所昧？祖父五十年代初退休后保留了多年在会计室养成的习惯，总备有一本笔记簿记下每日的开支，本子封面上书有“量入为出”四字。他一生没有积蓄，1972年年初去世时上衣口袋里有现金二三十元，那是他的全部存款。祖父甚至帮助过要人。1949年头几个月，民主党派人士孙晓村在祖父家避风。他夫人吴元戌是祖父干女儿，其弟吴京是父亲浙大机械系同事。祖父的六十大寿是在家里做的，孙晓村请客，我家倾巢出动。过了一个多月，杭州就解放了。

五十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很多浙大教师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复旦大学），浙大教职员住房分配的压力略有缓解，祖父母搬进建德村，住丙种804号。这套一室一厅的房子位于建德村的最东端，带个可爱的小院子，后来因建环城东路拆除，祖父母住到甲种一号楼上，直至1966年。

建德村里能分享逃难经历的邻居越来越少。今年夏天，一些现在已七八十岁的浙大子女结队重走抗战的“文军西征”之路，我比他们小不少，未能同行，不过也乘此机会把我知道的我家逃难琐事记下来。

               写毕于8月15日     

本文刊于2018年9月4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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