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到“堵申甫”这个冷僻又奇怪的名字，是和弘一法师的《断食日志》有关。

不久前的8月23日，“纪念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一百周年活动”在虎跑寺举行。杭州虎跑，乃弘一法师当年断食之地，也难怪建于此地的李叔同纪念馆要把《断食日志》作为“镇馆之宝”了。11年前，杭州市园文局还为此向全社会发起寻找李叔同《断食日志》真迹的线索。最后，一个叫朱德天的老人把父亲曾购得私藏的《断食日志》捐赠给了李叔同纪念馆。

弘一法师把《断食日志》赠与堵申甫

特别的日子纪念特别的人，往事又被重提。

熟悉弘一法师生平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桥段。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披剃出家。在他出家前夕，他把自己房间里属于俗世的一切物件，全部赠与友人、学生和相关单位，其中把断食17天所记下的《断食日志》赠与堵申甫……

等等！这个堵申甫，何许人也？

民国美术教育家姜丹书曾在《追忆大师》中回忆李叔同：“民国五年在虎跑试验断食，是引起出家之最大动机。”足见这个《断食日志》在李叔同生平文献中的地位之高。如此珍贵又关键的日志，李叔同居然愿意交给堵申甫？

堵申甫先生

搜遍网络，堵申甫资料极少

疑问涌上心头。

然而遍搜网络，堵申甫其人，就如同他的罕见姓氏“堵”一样，资料极其稀缺。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仿佛把这个人给遗忘了。

关于他如谜一般的生平，在留下的只麟片爪中，寥寥提到的几乎都是，他是李叔同生前的同事兼挚友，同时也是弘一法师早期出家时的一个“大护法”。何谓护法？当然不需要传说中的金刚护体，但在法师闭关念佛期间，得为他提供生活和经济上的资助，细碎繁琐。可见，李叔同和堵申甫两人的情谊之深。

直至读到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陈星教授在《弘一大师考论》（2002年出版）中写到过的一篇“堵申甫”研究。

在位于杭师大仓前校区的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陈星教授回忆，他研究“堵申甫”的缘起，其实始于一次“命题作文”：“台湾有个泰斗级的弘一大师研究学者陈慧剑，从1995年开始，他在台北组织过一个‘海峡两岸弘一大师德学会议’。1997年、1999年、2001年我都去了。当时陈慧剑提出，非常希望大陆的学者能对那些世人还未关注的弘学领域，有更多开拓。某日，他给了我任务，研究弘一大师和堵申甫的交游。原因很简单，我是杭州人。”

然而在堵申甫这条线上，陈星分明摸到了烫手山芋，“涉及堵申甫的注释都是三言两语，甚至连他的生卒年月都无法确认”。光是简单的一个生平介绍，陈星就跑了数十趟各大档案馆和资料馆。

“你越了解堵申甫，你越会发现，这是浙江文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个弘一大师护法那么简单。浙江文化史上一大盛举文澜阁《四库全书》癸亥补钞，我们都知道由张宗祥主持，但是实际执行者和完成者却是这位堵申甫。但是人们好像都把他淡忘了。最让人遗憾的是，他生前写下的《东南纪胜》《民国春秋》等等书籍，根本找不到踪迹。你想，这样一位董理过补钞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残缺工作，为浙江藏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物，他的著作居然在浙江图书馆内没有收藏，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陈星说，自从他开始做李叔同和堵申甫的交游研究，近20年来，除了平湖王维军对两人的往来书信有所补充考释外，似乎很少有人对堵申甫感兴趣，“四年前，杭州图书馆馆刊《文澜》上，有发过一个叫陈谅闻的教授写的《造福诜诜，屹山仰之——怀念堵申甫（福诜）先生》回忆文章，大概是目前能读到的与堵申甫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写的唯一史料了。此资料现已由桐乡叶瑜荪整理、寻绎和论述，发表在去年的弘一大师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当过浙大秘书，在杭州生活了58年

在滚滚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中，被尘封的故事总是多过有记载的文字。

巧合的是，几个月前，一位居住在成都的76岁老人吴家兰，来杭州找到陈星教授，她拿出一本《堵氏家谱》。吴家兰正是堵申甫独生女儿堵桐碧之女。陈星建议，如果这本《堵氏家谱》能公开出版的话，也许能进一步推动堵申甫史料的研究。吴家兰和家人商量后，决定将堵申甫唯一留给堵氏后人的这本《堵氏家谱》出版，顺利的话，今年年底就能出炉。

“我母亲是外公唯一的女儿，她生了我们四兄妹，我是老三。大哥堵祖荫随母姓，从小管外公喊‘爷爷’。我外公为人低调，到晚年经历家变，又加上‘文革’，到我们这代手上几乎没有外公任何像样的遗物，甚至连只言片语的墨宝也没有。唯一剩下的就是这本《堵氏家谱》。”吴家兰说，“我们孙辈几个学的都是理工，对文史不感兴趣。一直以来，知道有关外公的研究资料都特别少，这本家谱在我们手里也不知道怎么办。也许，出版是最好的传承。”

跟随堵氏后人的记忆以及已挖掘的史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章太炎、汤国梨、马一浮、李叔同、蒋梦麟、夏丏尊、鲁迅等大量近现代名人，堵申甫都在他们的人生舞台上扮演着或重或轻的角色。他不仅是李叔同的护法，还是马一浮的知己、丰子恺的老师……在老家绍兴，和秋瑾是邻居，甚至收殓了秋瑾就义后的遗体。他当过两任余姚县长，亲政爱民，离任回杭时，当地百姓万人送别。他还在母校浙江大学担任秘书，为浙大的前期建设出谋划策，比如浙大教学楼阳明馆、梨洲馆、舜水馆，这些都以余姚先贤命名，实际上正是堵申甫提议的。

算起来，堵申甫在杭州整整生活了58年，但是这样一个杭州文化名人，留下的史料却是屈指可数。正如陈星所说：“一个完全不应该被遗忘的杭州历史人物。他是浙江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家、文化人，尤其对浙江的图书文化建设作出过独特的贡献。可如今除了少数学者对他有关注外，图书收藏、文化研究方面很难找到这个人的踪迹。希望《堵氏家谱》出来后，有更多的人去记住他。”

年轻时的堵申甫

与李叔同是同事兼好友

堵申甫并不是他的本名。他原名堵福诜，字申甫。

世人对堵申甫提到最多的就是弘一法师护法。

堵申甫和李叔同的友谊开始于他们一起在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现为杭州高级中学）当老师，即1912年。堵申甫比李叔同小四岁。

当时，李叔同教音乐、美术，而堵申甫教书法，同时兼任学监和舍监。除了李叔同，那时候，堵申甫和夏丏尊、钱家治、马叙伦，姜丹书，单不厂等等，都是同事，而校长正是历史上那个众多学生甘愿牺牲性命都要挽留他的传奇教育家经亨颐。学生中有陈建功、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宣中华和郭静唐等。丰子恺曾在其《缘缘堂随笔集》中称之为“杭州的堵申甫先生”。

堵申甫擅长行楷和行书，喜欢画画和金石雕刻。恰好和李叔同情趣相投，两人自然来往密切。后来，李叔同担任“乐石社”社长，堵申甫是主要成员之一。

李叔同虎跑出家，世人皆为震惊。堵申甫同样极为惊愕，但是身为好友，他尊重李叔同的选择。在李叔同向他提出，以出家后的“护法”工作相托，他毫不犹豫答应了。

事实证明，这个朋友值得托付。在李叔同出家后的岁月中，堵申甫不仅尽力保证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充裕，甚至还帮助他出版一些佛书。看到李叔同身体虚弱，堵申甫特别找了个衢州籍的农家孩子给弘一做徒弟，来服侍弘一。后来师徒关系很好，弘一给他取名“宽愿”。

弘一法师念佛时是不见客的。丰子恺就在他的《法味》文中提到，有一回他和夏丏尊去杭州招贤寺看望弘一，结果去得太早，吃了个闭门羹，法师让他们下午5点再来。两人只好等到点了再进去。但堵申甫却是例外，弘一对这位“护法”破例可以“不拘日时”，也就是能随时出入，来去自如。

两人不见面的时候，还会写信往来。从弘一法师写给堵申甫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堵申甫的护法工作极为靠谱。有一年，弘一法师想去温州，5月20日写信给堵申甫问他能否赠予三十金盘缠。结果6月1日，弘一法师就写了封回信，表示已收到三十金并表示感谢。

在其孙堵祖荫的回忆中：“爷爷教书期间，就常常拿自己的工资去补助贫困学生的学费和餐费，得到很多学子的感激和敬重。”

家境富裕，交友圈极广

做护法，是需要经济实力的。

中青年时期的堵申甫，家境富裕。

清光绪十年，也就是1884年，他出生在绍兴和畅堂，为明末进士出身的抗清名将东阁大学士文忠公堵允锡之十三世孙。《堵氏家谱》中，他给自己的自传是：“自幼聪慧有大志，性诚憨而孝友。”从年幼时起，他就展现出了卓越的交友能力。

当时，堵家已经是个“幕宾世家”。父亲堵焕辰参加乡试时，中了举人，从此和汤寿潜、蔡元培结下了金兰之谊。而这两位声名显赫的“世伯”，后来也成了堵申甫人生路上的忘年交。

堵申甫13岁入学绍兴中西学堂，后又进入绍兴府学堂，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少年神童马福田（就是后来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从此马一浮成了他一生的挚友和知己。一起考秀才的同学中，他和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竺可桢之兄竺可材等也都交往颇密。

1901年，17岁的堵申甫到杭州求学，进入杭州求是书院（1903年改名为浙江高等学堂，浙大前身）。1907年，堵申甫从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毕业后，得贡生出身训导职，地理教师中有举人张宗祥，预科同学中有陈布雷、郑晓沧等，他们和堵申甫一样都是“求是精英”。就这样，堵申甫社会交际圈大开。

第二年，堵申甫被晚清管学大臣张之洞录取入学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北师大前身）。但他并没有顺利毕业。

原因是那时候正好他父亲堵焕辰在安东（今江苏涟水）当县令，遇到淮河泛滥，安东受灾严重，不得不向省里求救。结果赈灾使者来晚了，冻死饿死了好多人，堵焕辰一急，就责备了使者。使者当然不乐意了，回到省里就开始诽谤，于是堵焕辰遭遇革职。

赈灾事急，那时堵焕辰已经动用了公款3万余元紧急救灾，被革职后，这些钱他要全部自掏腰包冲抵，结果还差一万多元。焦灼之下，堵申甫挺身而出，毅然休学3个月，到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各地奔走，为父亲借钱还债。由于他的人脉广，后来在亲友的资助下，公款终于还清了。两江总督端方闻知此事，对堵申甫大为赞赏，不仅发了嘉奖，还亲自为堵焕辰上奏昭雪，帮他官复原职。

那一年，堵申甫仅23岁。

曾是光复会成员 为邻居阿姐秋瑾收尸

堵申甫在绍兴度过的清末少年旧事里，与秋瑾的交情颇具历史传奇色彩。

当时，身为热血青年的他，看到清廷腐败，民生凋敝，便参加了光复会，和革命志士陶成章、徐锡麟、秋瑾走得很近。当然，与比他大了9岁的姐姐秋瑾是最近的，因为两家不仅是世交，还是邻居。

堵申甫的父亲堵焕辰每次在大门口看到秋瑾骑马过来，就忍不住嚷嚷：“哎呀，妇道人家，扎红辫、骑白马，出啥风头！多惹祸水！”秋瑾便回：“老伯，我没有轿子坐。”堵焕辰一挥手：“来坐我的轿。”

没想到，很快，堵申甫父亲随口说说的“祸水”真的来了。光绪三十三年，徐锡麟在安庆枪杀恩铭事发，杭州新军迅速过江，紧接着秋瑾就在绍兴大通师范学堂被抓走了。

得知消息的堵申甫，第一反应就是往秋瑾家的书房跑，把她放在抽屉里的光复会成员名单收起来，并迅速回到自己家中，把名册浸到水缸里捣糊掉。正是因为他的“快人一步”，所以后来新军到秋家去抄家时，没有发现那本名册。

第二天，堵申甫去探监，秋瑾隔着铁窗向这位邻居阿弟请求：“现在唯一办法，就是请外国教堂神父或牧师来保释。”但是堵申甫一连跑了好几家教堂，得来的结果都是“拒保”。他哭丧着把这个消息告诉秋瑾时，狱中的她哭了。

秋瑾被杀的那天清晨，堵申甫赶到轩亭口时，天才蒙蒙亮，围观的人已不少。穿着黑色囚衣的秋瑾，尸首分离，一大摊血，惨不忍睹。痛哭一场后，还没来得及调整情绪的堵申甫赶紧帮助收殓秋瑾，并用电报告诉秋瑾丈夫王廷钧。没过几天，他得到消息说逮捕将大规模发起，堵申甫只好连夜离开绍兴，逃往上海。

外孙女吴家兰常常听堵申甫讲起童年玩伴秋瑾，她曾问过外公：当年外国传教士为什么不愿意帮助出面保释？“外公私下对我们透露说，外国传教士不愿意帮忙是因为秋瑾从来不理睬他们。”

他是文澜阁“癸亥补钞” 实际负责人

提到文澜阁《四库全书》，正是那次著名的“癸亥补钞”，完成了文澜阁所有库书的补抄，使之得以恢复全貌。而且所有抄书经费全部都是浙江人自己募集到的，没有用公家的一纸一笔，纯属民间行为，堪为佳话。

我们都知道，“癸亥补钞”发起人和主持者是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张宗祥。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实际负责补抄具体事务的正是这个堵申甫。

当时发行的浙江文澜阁补钞《四库全书》

堵申甫为什么会做这个事呢？一来，堵申甫喜欢藏书；二来，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现在的浙江大学）求学期间，张宗祥是堵申甫的老师，教《本国地理》。两人始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顺理成章，张宗祥当时把这个重任交给了自己信任的学生。

1923年2月，堵申甫以浙江省教育厅秘书名义，领命在杭州组织人力，前往北京督理“癸亥补钞”。当时北京正闹灾害，愿谋微利度活者多，而字体秀丽者也多，很快就招到了众多钞写者。整个补钞工作前后历时两年，到1924年12月完成。张宗祥后来在《文澜阁四库阙简纪录》里写道：“抄写之力，堵生申甫最著，不间寒暑，日夕督写生二百余人，乃能成此。”

后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大加褒奖：“张阆声和堵申甫为浙江省文化界做了一件大好事。”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特地写信给堵申甫，称赞他督钞“四库”的功劳。

“癸亥补钞”完成之后，直到1949年前，在孤山上的文澜阁陈列厅，都一直挂着张宗祥和堵申甫的画像，以供参观者瞻仰。

他曾住在吴山脚下

杭州吴山脚下，有条短短的旧藩署路，南起河坊街，北至惠民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这条闹市中的巷子曾经叫东公廨了。

东公廨2号，就是堵申甫的家。那是一座既有青砖黛瓦、又有百叶窗设计的二层楼中西式洋房。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由堵申甫的父亲堵焕辰建造。洋房有前庭后院，洋房底层除门庭外，是堵申甫的书房、卧室和餐厅，曾经浙江大学的几任校长邵裴子、蒋梦麟、竺可桢、郑晓沧等都是那儿的常客。别墅前庭有3棵巨大的紫葡萄树。

堵申甫在东公廨二号寓所主楼前

说起这葡萄树，还是王国维送给堵申甫的。原来，堵申甫喜欢文物，在北京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时，节假日有时会跑去北京琉璃厂、荣宝斋逛逛，在那里偶尔能淘到从皇宫流入民间的古玩。同样酷爱文物的王国维和堵申甫本是旧友，他特地从“南书房”前移来一枝从英国引进的紫葡萄秧送给堵申甫。于是，这枝当时在杭州颇为稀奇的葡萄秧被带回了杭州。每年夏天，葡萄枝下，果实累累。外孙女吴家兰至今还记得那个场景，摘下的葡萄送给亲友，那会儿是稀罕物，外面买不到的。

遗憾的是，如今不仅东公廨2号消失了，这座建于清末光绪年间的堵家别墅，也彻底没了踪影。

据孙辈回忆，1958年，当时政府要在附近建体育场，需要拆除大片民房，堵宅虽在规划区外，但当时已被征为管委会办公用房。于是，这套“东公廨别墅”便以273元的价格被收购了。堵祖荫用了四个字，形容那时候的爷爷，“含泪出让”。

东公廨二号寓所一楼书房一角

算起来，从1901年堵申甫到杭州求学开始（期间有加起来短暂的两年多时间他曾去余姚担任县长。1933年2月因胃疾复发，堵申甫辞去余姚县长职务回杭州），半个多世纪以来，堵申甫漫长的生涯都在杭州吴山脚下这座东公廨洋房中度过。

吴家兰回忆，“很快，东公廨别墅内物件全被处理，藏品散尽，家人撤离。爷爷以每月十元的租金租了西泠印社早期社员童大年家的房屋居住。”

吴家兰也跟着外公住进了那间屋子，“外公和母亲，我和弟弟，四个人挤在一起，里面堆满了东西。因为租的房子面积太小，大部分东西无法搬入，只能尽量送人或者丢弃，有些则劈开当柴烧了。他所喜爱的花草等均不复存在，大部分书籍等均告散失。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文史资料损失。”

之后，堵申甫始终郁郁寡欢，身体日见衰弱。1960年，他病情加重，由于租住之处狭小，生活不便，被亲家接到杭州下城区三角荡巷二十八号吴宅居住。第二年，堵申甫去世，享年77岁。

堵家后人说从来没见过《断食日志》

除了著名的《断食日志》，李叔同出家前还有一些书画、文具等赠予知己堵申甫。

“外公晚年时，已经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事。他害怕它们得不到好的归宿，开始对很多藏书和藏品进行处理，转赠或者托付给值得信赖的人。”吴家兰说，“外界有说法，当年《断食日志》外流，是因为外公生活困难，卖掉谋生，甚至还有人说是堵氏后人卖给了章劲宇（章太炎堂弟丁辅之内侄，朱德天父亲正是从章劲宇处购得，后来又捐给了杭州李叔同纪念馆）。真相肯定不是这样的。我们孙辈几个，说实话，根本没有见过《断食日志》，也从未听外公说起。我们只听说有一批李叔同的信件等在外公处，但也从来没有见过。记得在外公晚年时，到处询问是否有合适的机构，想把它们尽快捐献至有关单位妥善保存。后来有研究者推断《断食日志》，在堵申甫去世前，早在1956年就已归章劲宇所有，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而且我推测，应该是外公赠送给他的，而不是卖。那时候外公已经有严重的胃病和老年性肺气肿，他不会不想到弘一的书信等放在手上，确实有难于传承的问题，他是很着急的。如果有一个像章劲宇那样的人，对此很有兴趣收藏，我想他是很愿意赠送的。”吴家兰说无辜背了很久“后人因生活苦难，变卖《断食日志》”的说法，她正好通过这个机会为堵氏后人正个名。

（特别感谢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和杭州图书馆专题文献中心为本次采写提供的帮助）

图由堵氏后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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