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旧屋装修，找到了以为早已遗失的47年前的毕业证书及一张去农场的喜报，喜报上写着：“亲爱的家长 ：贵子弟陈夫， 党已光荣地批准他首批参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建设，特此报喜。 杭十二中 1958.9。”其中“首批”二字特别珍贵。看着这张久未谋面的喜报，近50年前的记忆一下涌上了脑际。

我父亲是杭州“真善美”寄售商店的股东老板，1956年公私合营前，曾任市工商联副主任。因为这一原因，在1958年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成绩并不差的我，没能考上高中。

1958年9月9日，杭州四所中学的20位初高中毕业生，乘坐一辆大客车，从解放路新华书店门前出发，到一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地方——浙江省粮食厅大观山畜牧饲养试验场。这20位知青中，有青年中学的两位女生、开元中学的六位男生、杭四中的五男一女、十二中的五女一男，我就是十二中的男生。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有位 叫区文生的新加坡归国华侨，梳着当时罕见的大包头，喜欢玩飞刀 ；另一位是著名女作家陈学昭的女儿、我十二中不同班的同学陈亚男。后来才知道其中有四位当时还不足15周岁，是杭四中的朱柏龄、肖继良，十二中的俞玲玲和我。

客车一路颠簸，十点左右到了良诸，先我们到场的几位下放干部和老场员拿着扁担和绳索来接我们，替我们挑起非常简单的行李，即一床棉被、一领席子、一个脸盆和牙具，还有一包衣服。从良诸到我们的目的地场部东莲寺，要走18里崎岖的羊肠小道，我们走得气喘吁吁。更不巧的是天公突降大雨，一路上还无处可避雨，好雨马上停了，但行李全被淋湿了。

东莲寺当时是一座远近闻名、规模颇大的庙宇，此时山门早已没有了，大殿前有一株据说是宋代的大樟树，五六人才能围抱，枝繁叶茂，其它建筑都已改造，偏殿里住着已还俗的和尚孔祥兆一家，大殿和后殿被分隔成几个大间。随后，我们每人领到两只竹马和一个竹榻，就在大殿里安下了家。第一餐午餐至今记忆犹新，黑黑的陶盆上竟停着黑黑的苍蝇，坐在稍一不留神便要跌下来的竹马上， 我这么一个从来没离开过父母的15岁少年，吃过中餐，便开始了来到农场终身难忘的一天。

第二天，有四位粮食厅下放干部来负责带我们，现在还记得其中两位叫姜祖尧、来荣庆。他们先带我们过思想关，再是生活关、体力关。当时我们连一把很轻的铁刮放上肩头都感到疼痛，收工时全身像散了架，步也迈不开。晚上还要参加政治学习到11时，瞌睡难熬。

我们这批单纯、上进的青年人，仅仅过了三个月，都已能挑100斤担子走好几里地了，人也强壮了许多，慢慢爱上杭州市郊大观山、太镤山、鸽宝山脚下苕溪河畔这块美丽的地方。

1959年9月13日，我们作为老场员，高兴地迎来了第二批200多位杭州知青。在他们中间出类拔萃的更多，有曾经在省、市数学比赛中得奖的，有在体育比赛获冠军的，还有一些艺术学校的同学。慢慢地我们告别了用墨水瓶改装成煤油灯照明看书、到河港中挑水吃的时代，农场发展了，通了电、通了路，有了自来水，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

1980 年 9 月我父亲退休，当时刚有政策下来，允许私方人员的子女顶职回杭。当时我已36 岁，顶职到有500多职工的大商店业务组工作，离开了劳动、工作、生活了 22 年的农场。

22 年的农场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锻炼了我的身体，更磨炼了我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