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元年（1341）8月的一天，浙江“乡试”在杭州举行。当数千名考生全部进场就位后，考场所有的出入口都关上大门实行“锁院”了。但听得主考官一声令下，本次乡试的考题开揭。

颇有些令人觉得蹊跷和意外的是，开考时间才过去片刻，被分隔在考场各个号棚内的考生们，许多人就急出一身冷汗，锁眉抽鼻，瞠目结舌，迷惑、沮丧的神情，就像被传染似的，迅速挂在越来越多的考生脸上。

原来，这次乡试有一道大题，要求每名考生撰写《曲江潮赋》一篇。殊不知，这“曲江”是何方大河巨川，一时间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够肯定、 明确地回答出来。“曲江”何在尚且不明，纵使你有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之功，下笔千言出口成章之才，这“赋”又从哪里“赋”得出来呢？！

不过，这几千名考生中，却有一人从容不迫。你看他略加思索后，就在试卷上我自挥笔开题，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维罗刹之巨江兮，实发源于太末……”

“曲江”，就是钱塘县南的“浙江”，即后来通称的之江或钱塘江，又因江中古时有经常在大潮来袭时造成船翻人亡的“罗刹石”而别称“罗刹江”（“罗刹”语出佛经，意为“恶魔”）。这条大江到达省会杭州郡城之南时，出现平面呈“之”字形的大折大弯，复又经大折后向东，然后，奔向浩瀚无垠的大海。

“我自挥笔”大写特写的此人，就是来自杭州钱塘县的考生钱惟善。“曲江”，怎见得就是“浙江”或钱塘江呢？ 钱塘考生钱惟善胸有成竹，因为，他掌握了依据。依据，出自西汉枚乘的大赋《七发》中描述惊世奇观钱塘江秋潮的妙文。考毕，阅卷。主考官一本接一本看着卷子，心中的愤懑愠怒，不能不形于色了。这么多考生，居然都不晓得“曲江”，就是浙江，也就是钱塘江！直至读到钱惟善的卷子，考官大人方才“啪”地一声击掌转怒为喜，禁不住对这份不但挑明曲江即钱塘江，而且还用了“罗刹”典故的答卷赞不绝口。阅完卷拆封后，当即置这名来自钱塘县的考生于优等最前列。钱惟善，从此一“举”成名。

钱惟善（？—1369），字思复，自号心白道人，钱塘人，晚年又号如一翁、曲江老人。他自幼博览群书，好学敏思，年方弱冠时，就以擅长创作五言诗和七言长篇大章而知名于世。

至正元年乡试一举成名后，钱惟善任职于浙江布政司多年，官至儒学副提举（元各行省置儒学提举司，掌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等事，并考校进呈文字）。在他春风得意处境还比较顺利的时候，选中杭州城西南、钱塘江北岸五云山麓一块依山濒江的林野之地，建造了一处小小的住所，起个大名叫做“曲江草堂”，同时还为自己添了个“曲江居士”的雅号。“曲江”的堂名和雅号，当然都带有纪念和播扬他自己因为那篇名为《曲江赋》的应试之作。闲暇时，钱惟善经常与文友诗客读书、听乐、赋诗、切磋于曲江草堂，间或也有莘莘学子慕名寻访到此向他求教问业。

曲江草堂和他的主人在五云山下风雅、快活的生活与创作情状，从钱惟善自己的《山居有怀》诗和他的诗友陈旅的《用吉甫韵送钱思复之富阳》一诗中，可以得到较为真切的印象。钱惟善的《山居有怀》诗云：

窗前草带不须删，车马来稀梦亦闲。 夜雨欲添渔浦浪，夕阳偏照富春山。 岂无高士藏玄豹，会有幽人寄白鹇。见说城南春正好，相期杖履过桃关。

陈旅的《用吉甫韵送钱思复之富阳》则写道：

钱塘江上钱思复，问业真如井大春。 谁依山水筑高馆，更有笙瑟娱佳宾。 画桨飞鸥莎日暖，绿杨啼鸟岸烟新。潮回寄诗写离思，为子时烹五色鳞。

从略晚于钱、陈的另一位文人易恒的《题曲江草堂》诗中，还可以更多地认识这处之江人文古迹的风貌和韵味：

浣花寂寞钟山远，今见风流在曲江。八十仪形今有几，三千词赋总无双。

屋头秋老凌霜树，竹下春闲听雨窗。好向两村寻旧隐，月轮峰涧听飞泷。

可是，当钱惟善成名之时，蒙古贵族采用暴政高压手段统治天下的大元朝，业已进入强弩之末的年头，多灾多难的国家，又将进入改朝换代的动乱岁月。尽管曲江居士博学多才，却未能、也不可能在仕途上有更大的“长进”了。

元至正十三年（1353），江苏泰州人张士诚在群雄并起的纷乱世局中起兵反元，不几年间，就攻占了苏南、浙北的江南富庶之区，派其弟张士信镇守杭州。

张氏兄弟，是那种既缺乏远大抱负与宏才大略，又耽于骄奢淫逸追求自我享乐的一时枭雄而已。钱惟善看透张氏兄弟必不能成大业，于是辞掉官职，移居到吴江（今属江苏苏州）筒川，后又迁往松江华亭（今属上海），还起了个新的别号自称如一翁，与当时江南诗坛盟主杨维桢和华亭本地名诗人陆居仁一起，隐居避乱，诗酒唱和，并终老于此。五云山下的曲江草堂，在他离开杭州后没过多久，就因无人照管而破败日甚了。

有一年，钱惟善有重返杭州之行，他的老友杨维桢写了一篇《送如一翁归曲江草堂序》。序文中，把钱惟善和曲江草堂的遭遇，与唐朝开始由盛转衰时期的大诗人杜甫的经历加以比较。杨维桢写道：

曲江钱如一翁，自冠年工五字诗及七言大章。尝以诗经义领乡荐，而不偿于禄。仕人咸称其诗。诗似杜，其平生艰窭窘阨亦近似之。草堂在钱塘，即曲江也。如一应辟藩阃者二十余年，仰给升斗孔子庙，草堂亦荒矣。少陵避乱于鄜郡，转秦州，流落剑南。蜀难，逃梓州，再归成都。而草堂在浣花里者，屡破矣。其破也，有王录事、王司马辈为之修起。至宋，吕相镇成都，以为作草堂故址，绘先生像于中。翁数尝寇乱，今乱定获归钱塘，第未知草堂不为风雨所破，则为戎马作蹂躏，果无恙否？

可惜，钱惟善的命运，远不及杜少陵。尽管他殁后，与杨维桢、陆居仁同葬于华亭干山，并称为“三高士（墓）”，但是建在钱塘江边五云山下的曲江草堂，“不为风雨所破，则为戎马作蹂躏”，而且也没有像“王录事、王司马辈为之修起”，更不曾有北宋时候镇守成都的吕相（大防）那样贤明的后人，为“作草堂故址，绘先生像于中”。除了见诸文字记载之外，曲江草堂早就杳无踪迹可寻。即便是钱惟善的诗文作品，在明朝以前，也似乎已经失传、失闻于世，以至像钱谦益那样的大家，都不曾见到过曲江草堂主人的文集。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其集在明不甚显，故焦竑《国史经籍志》收元人诗集颇夥，而惟善所作不著录。其传于世者，惟赖良《大雅集》所录诗九首而已。”

好在钱惟善生前亲自抄录、编存并为之起名的诗文集《江月松风集》稿本真迹，为有心人珍藏保存着。此本先藏于嘉定练川（今属上海）陆子垂家，后归嘉兴著名藏书家曹溶（倦圃）之手。清康熙年间（1662— 1722），吴县（今苏州）书画家金侃在曹溶家据以抄录，又据吴江甫里 （即今苏州甪直）许氏藏另一抄本校其异同，这才使得钱惟善的诗文集在 300年后得以重出江湖。此后，又迭经翁栻、吴焯、汪沆、吴寿旸等多位江浙藏书、刻书大家收藏，不仅为中国藏书史添一佳话，更先后由这些藏家梓行问世并被晚清钱塘丁氏嘉惠堂刊入《武林往哲遗著》丛书，终于得以比较广泛地流传。

文章来源《江上自古多才俊——三江两岸历史人物》

文章原名《钱惟善：情系曲江传“十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