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左福生(1971-)，男，福建武夷山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编辑。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 2018年第7期。

摘 要

宋代社会读书风气极盛，文人士子普遍选择寺院寄读。寺院读书意向多元，大体可分应举型、养性型、学术型三类。寺院对寄读者一般以慈善免费的形式来接纳安置，也有寺院采取租赁做法。寺院的良好环境及物质条件，对寄读者在才学涵养、心灵净化、人格塑造诸方面都有积极影响，形成的效应是寄读者中举率甚高，入仕后多刚直有为、取得高位者，可谓间接影响了有宋一代的政治生态环境。寺院的主动化育与相助，使读书者受到深刻感化，对寺院产生强烈认同感与回报心，二者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寺院读书环境的改善，进而形成良性循环。

自唐代科举兴盛，文人士子对读书之所别有讲究。山林寺院，环境清幽，受世俗干扰较少，极有利于静心修学，因此，寄读山林寺院深受文人士子的青睐。对此现象，严耕望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撰成《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一文，钩沉稽隐，史实富翔，所论十分切实。其后，李芳民、戴军、王栋梁诸学人相继从环境滋养、教学功能、福田观念等方面进行了观照和补说，[1]有唐一代文人士子寄居寺院求学的历史风貌已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示。宋代统治者实施佑文政策，社会读书风气更盛，居寺以读的模式尤受认可，其风尚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学界对宋人寺院读书习尚关注极少，遑论对之加以系统观照和论析。故在借鉴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拟从寺院读书意向、接纳性质、习业成效、士僧关系等方面综合考察，展现有宋一代文化教育之独特风景。

一、应举与研学：寺院读书意向的多元选择

宋代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理性的扶植，随社会的发展稳定，佛教逐渐呈现繁盛之势，天下寺院数量渐多。“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2](P2244)这些分布于通都大邑或幽山邃谷的寺院多为静心修读的理想之地，吸引着各地读书人栖身其间。然而与唐人习业山林寺院情形不同的是，宋人选择寺院读书有为应试和非应试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但就人数比而言，其应试型群体所占仍居多数，不少士人都经历了栖居寺院的一段寒窗历程。其中有在僧寺修学后再入太学而应举中第者，如《宋史》卷四三○载：“黄灏，字商伯，南康都昌人。幼敏悟强记，肄业荆山僧舍三年，入太学，擢进士第。”[3](P9992)卷四○五载：“刘黻，字声伯，乐清人，早有令闻，读书雁荡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佑十年试，入太学，侪辈已翕然称之。”[3](P9619)也有在寺院修读后经乡选而举进士者，如：“曾大父讳宗元，字会之。自幼颖悟绝人，读书于虎丘寺，昼夜不绝。举进士，为乡里首选。”[4](P30)更有潜身寺院，屏绝人事，习业几载后一出应试即登第者，如：“通奉大夫吴公，自幼孤立，介特不群，家之有无，一切置之不问。尚厌城市喧哗之烦，不能一意于学，即风穴山白云寺之后，凿石为庵以居。屏绝人事，沉酣六经，诸子百氏之书。以日继夕，孜孜不倦。庵室隘陋，仅能容膝，日惟反关，若逃空谷。其僧徒虽久处于寺者，或不获识公之面。既阅岁年，艺业精贯，隐然名世之大儒也。一出应试，即登上第。”[5]

寺院一般远离郡邑村落，居寺而读甚为孤寂。宋人颇解“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之理，因而重群居相切磋，常有结伴读于寺院的组合做法，如：“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王丞相随未第时，同于嵩山法王寺读书。”[6](P78)另如：“洛阳龙门有吕穆公读书龛，云文穆昔尝栖偃于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则温尚书种舒，一人忘其名，而三人誓不得状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状元，温已不意，然犹中甲科，遂释褐，其一人径拂衣归隐。”[7](P2)结伴而读不仅可以彼此照应、相互启发，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彼此砥砺，形成竞争之势，极有利于士子获取高名。

宋代寺院分布以两浙、福建为多，尤其是杭州既为繁华都会，也是佛教极盛之区，往来其中寺院读书者络绎不绝。故而士子读书寺院的形象也广泛地见于时人的篇咏。北宋隐士林逋结庐于西湖之畔的孤山，一生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与寺为邻。孤山寺院相连，往来过夏习业者常有。林逋诗中多寄寺学子的身影，如《寄吴肃秀才》诗写道：“肄业寄僧房，暑天湖上凉。竹风过枕簟，梅雨润巾箱。引步青山影，供吟白鸟行。明年重访旧，身带桂枝香。”[8](P1201)诗人笔下的这位吴秀才正是在邻寺寄读过夏的士子，此时或许学业修满，将启身赴考。诗人与这位秀才已结下了友情，临行以诗相赠，“明年重访旧，身带桂枝香”，诗中饱含了诗人对年轻学子的殷殷祝福与期盼。林逋的另一首诗《喜马先辈及第后见访》则写的是一位已及第的马姓朋友，重返旧寺顺道探访诗人的情景。诗道：“肄业十年初，萧然此饭蔬。何期桂枝客，来访竹林居。香炷看新诰，尘痕拂旧书。回轩应睠睠，将与岭云疏。”[8](P1205)这位“桂枝客”十年前也在近寺苦读过，如今已是官服在身，踌躇满志。

以上读书者寄身寺院的动机十分明确，即以应科试为目的。一旦科场及第，他们也就踏上人生的新征程，那些曾经几载寒窗的寺宇渐为远去的驿所，当他们回首这段岁月每有感念之思。如北宋诗人刘攽早年曾寄读观音精舍，其后诗中写道：“往作关东客，来携一束书。旅人观所主，野性乐玄虚。过事都如梦，精庐宛若初。空怜两蓬鬓，萧飒十年余。”(《重过观音精舍旧读书房》)[8](P7198)陈尧佐《三城侍郎寄示留题延庆寺二韵诗》诗云：“当年棣鄂三冬学，今日鸰原万里途。”[8](P1091)表达了二者对寄读寺院的难忘之情。

宋代寺院的读书者身份较异、意向多元，除了接纳应试学子外，也迎来一些特殊的读书人。如有些仕途失意者，在离开风云莫测的官场后，也常常选择寺院作为自己息心养性之所。如南宋学者洪舜俞因罢官而来到宝福寺，并长期读书于此。魏了翁在《洪氏天目山房记》中写道：“宝庆元年，吾友洪舜俞自考功郎言事罢归于潜，读书天目山下宝福寺。”[9]相比那些为中举而寄读的士子，这些经历宦海浮沉的引退之士，其读书目的则是为了慰藉心灵。他们托身于寺院这一宁静之乡，借读书以排遣愤懑，对其而言，寺院不再是进身的阶梯和驿所，而是心灵的港湾，远离争斗的精神家园。

宋代寺院还为那些流寓异乡的迁官提供了一隅静谧的书斋，使其漂泊的心灵得到暂时的安歇与平静。如苏轼贬谪黄州曾一度寓居定惠院，并在那里写下《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等传之千古的名篇。像苏轼那样长期寓居寺院的官员在宋代有不少，如“衢州超化寺，在郡城北隅，左右麦苋池数百亩，地势幽阒，士大夫多寓居”。[10](P338)宋室南迁之际，官员居寺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众，高宗悯之，昉有西北士大夫许占寺宇之命，今时赵忠简居越之能仁，赵忠定居福之报国，曾文清居越之禹跡，汪玉山居衢之超化……曾大父少师亦居湖之铁观音寺，后选天圣寺焉”。[11](P73)流宦之官虽寄身寺院，但不忘儒者本业，手不释卷者多有其人，故构成寺院读书的一类特殊群体。如：“张无垢谪横浦，寓城西宝界寺。其寝室有短窗，每日昧爽，辄执书立窗下，就明而读，如是者十四年。洎北归，窗下石上双趺之迹隐然，至今犹存。前辈为学勤苦如此。”[12](P15)张无垢寒窗苦读既不为汲汲于功名，也非如洪舜俞般愤懑填胸，需要借读书以压制不平。他虽身在宦海，但心静如止水，故可做到十四年如一日，沉酣于寺窗之下，以至于脚下所踏石板尚留深痕，足见其刻苦与淡泊之志。其读书行为实为宋世士大夫家居涵养的外化和延伸，反映了宋代儒士以学为乐、随遇而安的心境。

宋代寺院还迎来一些学术型的追求者，他们各嗜所学，忘怀世事，为宋世山林修业增添了新景。其一类为专攻儒学经术者，如欧阳公云：“《九僧诗集》已亡。元丰元年秋，余游万安山玉泉寺，于进士闵交如舍得之……交如好治经，所为奇僻，自谓得圣人微旨，先儒所不能到。贫无妻儿，不应举，常寄食僧舍，僧亦不厌苦之。”[13](P280)另一类则是以儒者身份精研佛理者，如：“县(余不县)北行数里，有山焉，曰石璧。璧之旁有寺焉，曰兹相。旧传东莱吕先生与南涧韩公读书于此，公之余来款，雪衲烟樵，听说百年事……盖吕，韩婿也，来陪翁。屦榻禅庐，儒编梵卷，浩论极研，至今寒光逸赏，犹照人也。”[14](P204)

由上可见，宋代寺院形成的读书景象别具风采，前来就学者身份各殊、意向多元，归纳来说有以下三种：应举型、养性型、学术型。这些年岁有差、际遇迥别的文化人，怀着相同或不同的志趣与追求，以寺院为依托，在青灯古卷间一坐几载，孜孜寻求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抱负。而寺院则以其远离尘嚣的安宁与静谧为他们提供一方净土，静默地护育着他们的理想和信念。

二、慈善与租赁：寺院接纳士子的不同做法

中国历史上寺院经济的发展较早，南朝佛寺已有发展商业性的产业，以此增加寺院的经济实力。到了中晚唐时期，随着朝廷对寺院供养的减少，寺院主动寻求自存自富的做法则更加常见。其一般做法是把空余房舍向外租赁，以换取收入。唐人寓居寺院常需付费，这一点学界已有论证，此不赘述。在此形势下，寄寺读书人也就不能轻易地享受免费的午餐，如：元和初，牛僧孺举进士进京，谒见韩愈、皇甫湜，“牛僧孺因谋所居，二公沈然良久，乃曰:‘可于客户税一庙院。’僧孺如所教”。[15](P1342)宋代寺院对读书人是否有经济上的索取和诉求呢？从众多史料所载信息来看，宋代寺院对求学士子多实施免费的支助，有些僧人甚至主动把那些陷入困境的学子迎入寺院，给予悉心的关照，以此成就了不少寒士的读书梦。如：

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禅师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之。文穆处其间九年乃出，从秋试，一举为廷试第一。是时会太宗初与韩王议，欲广致天下士以兴文治而志在幽燕，试《训练将士赋》。文穆辞既雄丽，唱名复见容貌伟然。帝曰：“吾得人矣。”自是七年为参知政事，十二年而相。其后诸子即合龛为祠堂，名曰肄业，富韩公为作记云。[16](P312)

上文得到寺僧扶助的吕穆公就是北宋名相吕蒙正。蒙正年少时，因父母失和，生活遭受困厄。当此艰难时刻，是寺院僧众伸出了温暖之手，使其得到及时安置和教育，才有了其后的中举和仕宦显达。若无寺院的支助，其人生定当沦落无依，谈何转机和腾达？

宋代栖身寺院读书者中多寒士，他们或孤寒，或家庭贫困，无所依傍，难以立身。如：“冯京字当世，鄂州咸宁人……家贫甚，读书于潜山僧舍。”[17](P5284-5285)《宋史》卷二九六载：“韩丕，字太简，华州郑人。父杲晋，开运中，为曲阳主簿。契丹攻城，没焉。母改适他氏，丕幼孤贫，有志操，读书于骊山嵩阳。”[3](P8001)卷三七三载：“(洪)遵，字景严……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攀号。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词业，夜枕不解衣。”[3](P9158)这些情况反映出，宋代寺院普遍发扬佛家慈悲之心，行扶危济困之善，这对那些贫寒之士有如雪中送炭，其意义不言而喻。在公益事业极不发达的宋代社会，寺院承担起了类似于义学和庇护所的慈善功能，体现了宋代佛教淑世利人、服务社会的特殊一面。

当然，宋代佛寺为扩大规模和影响，也十分重视自身经济的发展，除增加山林田产之外，有些寺院还积极发展其他经营。屋舍租赁是其中比较常见的做法，因此，有些寺院对读书人提供的不是免费接纳，而是有偿租赁。如：叶适《中大夫直敷文阁两浙运副赵公墓志铭》记：“(赵善悉)赁僧房，业举子，夜诵依佛灯。或日昃未爨，履袜穿垢。”[18]但就所见史料而言，宋代寺院于个别士子实施收费的做法较为稀少，租让僧房用于教学主要针对的是授学一方。随宋代社会科举取士的常态化演进，官私之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私人辟馆授学模式开始大兴，以授学为业的职业型教师普遍出现。梁庚尧先生总结道：“也就是到了南宋中叶，由学生家长合力聘请教师到书社教书的情形已经逐渐少见，私塾大部分变为由教师自己开馆，等待学生前来受教。”[19](P93)这些私自辟馆者有许多是从举业中退出的清寒之士，他们或贫寒或到异地执教，多无自己的讲学场所，而租赁寺院房舍则易于解决此疑难。在此形式下，租寺授学促成了寺院读书的另一模式。如：“闽中郑鉴虚中，假玉泉僧舍教授生徒。”[20](P4117)“余少时同伯氏从学于里人郑毅夫，假馆京师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岁秋赋，郑与予兄弟皆举国学进士。”[21](P34)再如：“陈茂秀才，建阳人，工为文，聚徒数十人于开福寺地藏院。”[22](P589)对学子而言，到此中学习必须付费；对寺院来说，就不是直接针对学子个人收取租费、给予供养，而是通过先生与寺院之间达成的租借模式接纳生徒，当然，其租费也就以束脩的形式间接地分摊于学子。

寺院书堂化是私学兴盛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特定模式，可满足当时社会中部分人群的求学所需。但需要澄清的是，宋代的一种特殊寺院——功德寺，虽然也承担着教学功能，但却少有租赁性质。功德寺为贵胄之家用以供奉神佛、祈福守墓的场所，又称功德坟寺或坟庵，其出现至迟不晚于唐末，但其用于教学则普遍见于宋代。宋朝廷鼓励有功的官宦之家立寺，不过其数量规模仍受官方赐额制的调控，只是其日常使用及管理归于私家。场所的私有性使其逐渐演化为兼祈福与教育的双重功能，富家子弟集于私家功德寺读书的现象日益常见。如：“绍兴戊午冬，予兄弟同奉先夫人之丧，居无锡大池坞外家坟庵……而予伯氏、仲氏乃以壬戌年中博学宏辞。盖习此科时，正在庵肄业。” [23](P270)另如：“成都双流县宇文氏，大族也。即僧寺为书堂，招广都士人魏君诲其群从子弟。”[24](P373)虽然所记之寺未明确为何等，但从其延聘先生上门授学的做法来看则很有可能就是自家功德寺。这一做法也常见于显宦人家，如：“范正平子夷，忠宣公子也。勤苦学问，操履甚于贫儒。与外氏子弟结课于觉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当国时，以败扇障目，徒步往来，人往往不知为忠宣公之子。外氏乃城东王文正家。觉林寺，盖文正公松楸功德寺也。”[25](P121)

习业于功德寺者一般仅限势家大族的亲故子弟，属私学范畴。但随着宋代民间义学的大力兴起，此类家族式学堂在接纳族人的同时也惠及乡里贫寒，体现出与公众寺院接纳士子相类同的方面，存在某些慈善的性质，只不过其资源不是来自佛门，而是世俗力量。功德寺的教育功能显然是在公众寺院广泛接纳士子读书的大环境下形成，受到主流习尚的影响与浸染。

注释

[1]李芳民.佛宫南院独游频——唐代诗人游居寺院习尚探赜[J].文学遗产，2002(3)；戴军.唐代寺院教育与文学[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论文，2003；王栋梁.唐代文人寄居寺院习尚补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2](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卷二[C]//.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9.

[4](宋)龚明之撰,孙菊圆点校.吴中纪闻·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明)令狐相如.吴公读书庵记[C]//.正德汝州志·卷八.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本.

[6](宋)邵伯温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邵氏闻见录·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傅璇琮等.全宋诗[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9](宋)魏了翁.鹤山集·卷四九.[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0](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宋)周密撰，吴企明校点.癸辛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宋)罗大经撰,王瑞来校注.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3](宋)司马光.温公诗话[C]//.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宋)谢梦生.东莱读书堂记[C]//.全宋文(第335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15](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一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6](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C]//.朱易安等.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17](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C]//.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8](宋)叶适.水心集·卷二一[C]//.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9]梁庚尧.宋代科举社会[M].东方出版中心，2017.

[20](宋)郭彖.睽车志·卷五[C]//.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1](宋)王得臣.尘史.卷中[C]//.朱易安等.全宋笔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

[22](宋)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3](宋)洪迈.夷坚志·乙志·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4](宋)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5](宋)朱弁撰,孔凡礼点校.曲洧旧闻·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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