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是在 1965 年 6 月 5 日。这一天，我 20 岁生日刚过 40 天。

　　在这之前，我所在的余杭县余杭镇，已于 1964 年 9 月 27 日下 乡落户了 165 人，分别落户在胜利、前进、寡山、新伟、三营、幸福、 东风等七个大队。我属于第二批，共 100 人，分别落户到东方红、红卫、社新等三个大队。这样，这座古镇在这两年间，已有 265 人下乡插队到距镇上约 8 公里的吴山人民公社的 10 个生产大队。

　　这 265 人，文化程度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不等。当时在镇上找工作很难，于是一批又一批的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毕业生，都成了待 业青年，因此下乡插队成了唯一的就业出路。

我当时高中毕业三年了，正做临时工——代课教师。镇里发个通知，要求全部待业青年集中学习，我便从代课的和睦中心小学卷了铺盖回到镇上。记得学习是在镇上的工人俱乐部里，听报告、分组讨论。我的身体比较弱，心里也不愿下乡，便去找了当时镇上的一位姓吴的镇党委书记。吴书记是山东人，脾气直爽。我刚说了个开场白：“我要做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是……”还没等我“但是”下去，他就打断了我：“这次下乡插队有一条政策，要自愿。你愿不愿意？”我说：“我不愿意。”他说：“不愿意就不去。”我心里想，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果然，那晚在葫芦桥头的人和街居委会开会，宣布本街下乡名单，我还是名列其中。后来才知道，书记讲政策，但办事人员讲实在，下乡有指标，完不成当然要凑数。我当即表示不愿意。第二天，工作组进了我家，说不通。第三天，在粮管所工作的我爸被暂停工作，回家做说服工作。我爸是左右为难，从心里说也不愿我下乡，但压力又太重。结果，在镇里帮助工作的一位姓范的同志很会说话，铁了心的我居然被他说动了，当然也因为各方压力。而镇里街道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出发那天，100 个人的队伍在余杭镇东门头码头 , 下了一条又一条生产队来接的水泥船或木船。 　　

县里与镇里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家具与被铺，家具中有橱、马桶等。当时安排三四人一个小组，下到一个生产队，叫知青点，暂住农民空闲的屋子里。听说还是在第一批时，就发生一件趣事：来接的一般是一个生产队一条船，船一靠码头，接的人就上岸来抢马桶，抢着了马桶，就意味着是女知青点（男知青点备的是粪桶）。农民当然喜欢女知青，女的总要嫁人，如到本队，可以解决本队男青年难以娶妻的困难，多好！要是男知青，不但可能一生一世待在队里，还要娶妻生子，队里这么点土地，将来负担就更重了。 　　

我与本街的另三名男青年，分配到东方红五队，住在一位叫彭火元的老农的小房子里。小房子有三间，腾出了两间，里间搭了 4张竹榻床，外间是一个灶头一张吃饭方桌，就这样安顿下来了。 　　

当天晚饭是每户一人，陪我们知青吃一餐。我所在的东方红五队， 自然村叫彭家村，分四队、五队两个生产队。四队也有四名男青年。晚饭后，大家碰头便议论菜好菜差、菜多菜少，比较结果是五队好， 四队差些。这事后来经家长分析，认为还是四队不错，会当家，今后分红也会高些，这样一说四队知青反而面有喜色。 　　

大约两年后，县里拨下材料，队里给我们造了两间知青屋，两人一间。我们这个点有两个知青，都早早说定入赘农户家，而且已经住在岳父家了，所以这知青点就是我们剩下的两人住了。而四队的知青只能四人挤一屋。 　　

这期间发生过几件事。一是因当地是水乡，烧饭全靠稻草当柴火，公社在这年秋组织知青到当时的中桥公社九峰大队去砍柴。九峰大队与临安的宫里大队交叉，砍柴空闲时，我们还去了当地洞宵宫的两个洞，一个叫大涤洞，一个叫归云洞，洞内都有石凳石桌，可进数十人。二是听说给 1964 年下乡的知青造房子时，幸福大队四队一位生产队长提出，知青造房子也要像当地农民造房子一样，该上梁就上梁，该挂红布就挂红布，仪式一样不能少，不能亏待。此事被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一位人武部长作为例子，在杭州工人文化宫举行的市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言时介绍，产生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下乡第二年的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记得 1966 年冬一个下雪天，我们东方红大队十余名知青，为外界的“革命”消息所鼓舞，不甘落寞，打了一杆红旗到邻近的红卫大队串联，碰上了公社分管知青工作的领导，他们是闻风来劝阻的。当时知青一腔“革命”热情，哪里劝阻得住，在大队部一座大屋里开起了唇枪舌剑的辩论会。后来外面形势越来越热越乱，我们吴山公社知青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记得扯起旗号去杭州呆了一个多月，先是住在玉泉接待站，后来部分队员回家了，留下的一部分住到杭州护校接待站。

第三件事是在 1973 年，当时以区为单位组织查账，余杭县从每个公社抽一人，组成查账小组，我作为吴山公社代表参加了这个小组。查账组的具体查账活动全由知青做，适时向县里分管知青工作的同志汇报进度及有什么困难等。这次查账的背景，大约是福建莆田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后，中央觉得知青工作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需要“统筹解决”。我们在查账中发现，一些大队根本就没有建账，尤其是山区半山区，他们说盖屋的泥墙是大队里夯的，木料毛竹是山上砍的，瓦片是队里的窑烧的或附近买的，但在账面上没有得到反映。而上面拨下来的知青建房款是入在大队账里统一使用的。这一来在我们查账小组中也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我们是来查账，有账则查，无账则不查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样做不能如实反映现状，事实必须认可，应该把所用材料折价建账，差额如实反映。我是持后一种意见，结果也是按后一种意见做的，这么做也得到县里的认可。 　　

1970 后，开始在知青中招工。首批来吴山公社招工的是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当时政审等各方面要求很严格，经推荐选拔，吴山公社从 200 余名知青中推荐了八人，竟然被淘汰七人，只一人通过，结果这一人也没走成。同年，杭州市环卫所来招工，很快完成了。 到 1971 年，杭州阀门厂来招工，四人进厂，之后陆续有不少知青被招工进厂。这时“病退”、“特照”等手续也开始办理。如身体有病，不适应农村劳动与生活，按条款规定，去指定医院体检后可以回城。

“特照”是指父母身边无人照顾或其他特别困难情况等。1974 年 12月 30 日，我作为“多子女身边无人”这一条特照回城。因病退与特照回城不分配工作，直到两年后，我随镇里的待业青年工作安排， 进入镇上的余杭豆制品厂工作。

　　回顾九年下乡插队，对自己人生应当说是有得有失。说“得”有三：一是亲身体察了农村农民的艰辛，确立了任何事情都应从最基层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准则；二是与村里农民建立了深厚 友谊，至今往来密切，也学到了农民正直、勤劳、朴素的品质；三是人生历练积累了宝贵财富，也成为我之后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出版的《焕明诗文六十四章》、诗集《曾经沧桑》中主要素材都来自农村生活，在散文集《草色遥看》中反映下乡插队生活的也占有一定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