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宝石山最东端的山体，一直被杭州人称为“石塔儿头”。这里有一处挂着门牌号为“石函路1号”的历史建筑，是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设立在杭州的领事馆。

这处历史建筑的原始资料至今没有发现，据1951年8月形成的档案资料记载，当时这处建筑的占地面积为10亩4分0厘7毫；有正屋两栋，附属用房多座，共计建筑面积为1816．77平方米。

另据文献资料记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杭州市政府接管了这处建筑，并将其改造成外宾招待所。1948年6月29日，陈仪来杭州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石塔儿头上的外宾招待所就又成为新任省主席的官邸。虽然，陈仪只在杭州当了八个月时间的浙江省主席，但是，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人们才真正认识了陈仪。

谋划浙江经济建设

陈仪（1883－1950），浙江绍兴人。他到浙江出任省主席后，就开始谋划全省的建设。7月10日，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厅长的贡沛诚，专程到石函路1号，请陈仪给予工作指示。

陈仪分析说，浙江西南，山脉丘陵绵亘；东面临海，港湾栉比。由于陆路交通特别落后，经济发展不平稳。所以，他要求贡沛诚加快轻便铁路的建设，把山区与平原、内地与港湾紧密地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促进生产、消费的杠杆，使经济全面发展。他还特别强调，应该先修武义至金华的50公里轻便铁路，与浙赣铁路相连接。因为武义盛产莹石（氟石），经铁路运出来后可以出口，二可以供应国内炼钢需要。这样就能够积蓄起建设资金，在全省开展轻便铁路的建设事业。

听了陈仪的一番分析，贡沛诚马上在建设厅内成立了“浙江省轻便铁路筹备处”，着手轻便铁路的建设。1948年8月21日《东南日报》刊载的《打开浙赣铁路的窗口》，就是当年贡沛诚按照陈仪的发展思路撰写的。

但是，当贡沛诚拿着陈仪的亲笔信跑到南京，要求交通部部长俞大维拨出60公里钢轨时，俞大维的回答却是：“军情紧急，拿不出钢轨。”没有钢轨自然就建不成铁路，然而，陈仪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武义有大量优质萤石矿，以后可以用它来换取钢轨。所以，在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浙江建设十年计划》中，他又提出了——争取自购钢轨，建设轻便铁路。

陈仪还非常关注浙江沿海渔民的生活。他知道，渔民出海前，需要有一个月以上的物质储备，但是，大部分渔民缺少资金。所以，渔民们出海受制于高利货，回来后又要受渔霸的盘剥。陈仪认为，这两大桎梏如不打破，渔民生活永无保障。后来，陈仪以宁波为试点，开始整顿渔业市场。虽然阻力重重，但是，在陈仪的直接关注下，这项工作一直坚持到陈仪被解职为止。

下令释放进步人士

陈仪入住石函路1号后，出台的第一件“大胆”之政，就是恢复蔡一鸣等十人的自由。

这十个人被抓还是沈鸿烈担任浙江省主席时的事。1948年5月，农工民主党杭州市委员会遭到中统特务破坏。蔡一鸣、李寿彭、施干卿、石云子、胡铠、汪祖裕等全部被捕。被捕的还有民盟的姜震中以及进步青年朱文勋等。由于陈仪的干预，这些已经被关入大狱的人终于在这年的7月中句至8月分别获得自由。

当时，杭州的陆军监狱内还关押着十多名浙江大学的学生。这些学生是军统特务毛森和中统特务俞嘉镛协同逮捕的所谓“共党嫌疑”。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要求下，陈仪以省主席的名义，命令陆军监狱的监狱长陶礽，准予保释这二十名被关押的学生。很快，这些学生也出了大狱。

陈仪还召集省市的警官们，训诫他们要尊重爱护专家学者，又训示各县县长不得乱抓青年学生。陈仪的这些做法自然触怒了国民党中的顽固人士。当时居住在圣塘路9号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强就非常恼火，他带了几个手下人赶到奉化溪口，在蒋介石面前告起了御状。

张强从溪口回来后，曾经在一次省党政联席会议上，突然询问陈仪对时局的看法和相关举措。陈仪毫不迟疑地回答说：“采取以人民利益为重、适应时局变化的方针。”后来，陈仪在接受《东南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得更为明白：“时局如斯，要有勇气认错、改过，一字以概之，日：‘变’。”显然，陈仪对时局已看得很清楚，但是，他那实话实说的性格也惹恼了蒋介石。

顺应历史的潮流

其实，陈仪在杭州还在谋划更大的事。他希望自己能成为傅作义第二。但是，他手中并不掌握部队，他把目光锁定在自己的得意学生汤恩伯身上。当时，汤恩伯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掌握着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陈仪希望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汤恩伯能举起义旗，投向光明。

当时，陈仪属下的贡沛诚曾提醒说：“汤恩伯这个人有野心，屡屡插手浙江的地方行政，曾保荐了许多专员、县长，还把浙江全省的保安部队拉了过去。凡是手伸得太长、抓得太多的人，宜慎防之。”

陈仪的熟人陈惕庐、许闻天、高宗禹等，也告诚陈仪说：“现在的汤恩伯，不同于过去，要特别注意。”

但是，这些提醒、告诫都没有引起陈仪的重视。其实，陈仪对汤恩伯的高度信任，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民国4年，陈仪在杭州担任浙江陆军小学校长，汤恩伯从武义来杭投考，但是考期已过，汤恩伯要求补考。陈仪获悉此事后，便召见了他，并给予回家的路费。汤恩伯则哭着要求在学校做旁听生，陈仪破格答应了他。1925年，陈仪又资助汤恩伯去日本土官学校学习。学成归国后，陈仪屡屡推荐汤恩伯担任要职。所以，汤恩伯曾多次说：“陈仪对我恩重如山。”

但是，当陈仪派人将走向光明的密信送交到汤恩伯手中后，汤恩伯却指派毛人凤将信送往奉化溪口蒋介石处。1949年2月17日，陈仪突然被撤去了浙江省主席的职务，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怀疑是自己的学生出卖了他。2月21日，陈仪告别石函路1号，坐汽车去了上海。

后来，大特务毛森曾撰回忆文章说：陈仪到上海见到汤恩伯后，自然真相大白。陈仪痛骂汤恩伯“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

陈仪到上海后，即被软禁。2月27日，他被押送到衢州，后来又被押送到台湾。1950年6月18日，蒋介石以“勾结共匪，阴谋叛乱”的罪名，杀害了陈仪。想不到一生带兵当政、精明练达的陈仪，最后居然是被他的高足出卖而丧命的！

当年，陈仪是提着几只旧皮箱走进杭州石塔儿头上的石函路1号的，当他离开杭州时还是这几只旧皮箱，最后又是这几只旧皮箱陪伴他去了台湾。所以，负责监视、押送陈仪的大特务毛森，也不得不承认陈仪是清廉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