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自从学术期刊（尤指大学学报）告别“编研一体”的传统而与学术共同体相分离，学术期刊编辑就转变成为职业编辑人（朱剑语）。尽管在这一体制之下，职业编辑仍能处处发挥其手中所掌握的学术权力，例如无论是对于期刊栏目的组织、重点议题的选择，在海量的来稿中选择哪些中意的文章进入审稿程序，还是审稿专家的选择等许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编辑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趣味。不过至少在相当程度上，职业编辑的作用也就从“学术裁判者”更多地走向了“学者裁判者”，或曰“审读意见的评判者”，也就是评判“专家”所提供的审读意见，成为他们的一项主要工作。据此说来，“专家”审读意见的水平高低，就成为了影响学术期刊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专家”们可靠吗？有一些要素具有明显的共性，也多为学人们所关注，例如学术期刊应该尽量地找“对口”的专家来审读稿件，以虚心包容的态度来对待不同的学术意见，等等。不过，言易行难，尤其对于像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这样一个涵盖面相当宽泛的学术领域，更是如此。因此，在一些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上，深究下去，可能仍存在着一些可以稍作讨论的余地。以下思考，以极有限的个人经历为基础，主要在“技术”层面提出一些建议。

一、术业有专攻。相比近现代史，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找到一个“对口”“内行”的专家，可能更为困难。这是因为从上古到晚清，这一学术领域所涵盖的面太宽，无论在知识背景、资料类型，甚至语言条件等许多方面，都在挑战我们的学术能力。同时，在既定的领域内，从业的研究者也常常比近现代史领域为少，这无疑会增加学术期刊挑选审读专家的难度。尽管“会通”古今为所有学人追求的目标，实际情况则是绝大多数仍然局限于断代史研究的范围。甚至在某一断代范围之内，往往也只能侧重于某一领域。此所谓“术业有专攻”。比较麻烦的是，并非每一位“专家”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学术能力的局限性，过于自信，跨界说话，以至判断失误的现象并非罕见。这样一来，当然就对期刊编辑熟悉学者群体的“社交能力”，以及判断审读意见合适与否的学术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里可能还需要对于学术期刊的不同类型，有所区分。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大体上可以分为专业期刊与学报期刊两大类。前者一般有基本的专业范围，涵盖面相对明确；后者则熔冶所有人文社科领域为一炉，颇有点“天杠通吃”的味道。实际上，即便对于专业期刊来说，例如《中国史研究》那样的杂志，其编辑团队成员基本是具有相当研究水平的学者，但估计也难以做到在每一个断代领域都配置齐全，而必然留下某些空缺，以致力有所不逮；而一般的学报类刊物，其编辑团队估计是连每一个学科门类都不可能配置齐全的，在具体的编辑工作中之左支右绌，更可以想见。

总之，无论是对于专业期刊还是学报期刊的编辑团队来说，无论其所挑选的专家是否“对口”，都会或多或少地碰到一些不合格的审读意见；在评判能力上，两者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即便是专业期刊的编辑团队，恐怕也是不能保证完全胜任的。

在制度环境不变的前提下，如何应对？这是学术共同体成员都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对于审稿专家来说，必须十分清楚自己学术能力的边界，只在自己有所“专攻”的范围之内发表意见，碰到力所不能及的审读任务，与其勉强应对，不如逊谢告免；对于职业编辑人而言，即使仅仅作为“审读意见的评判者”，他们的工作仍然要求其具有相当的学术鉴赏能力，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文字都是如此。因此，至少在这一层面上，以依靠自我研修为主的“编研一体”仍须坚持。与此同时，或者可以建议学术期刊尽可能发挥目前大多数仅作为“门面点缀”的编辑委员会专家们的作用。无论在学术能力上，还是在制度上，编辑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介入审读意见的甄别工作，都将会成为提高期刊学术品味的有力支撑。

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本人一直感到困惑的是：学术期刊论文的审读意见，是否可以有某种“标准”？这当然不可能形成某种八股文式的范本，但是，例如，我们应该在哪一层面上判断某篇学术论文具备正式刊出的价值？哪种程度的创新意见可以算是“有价值”的？逻辑上的自圆其说是否足够？等等。同样的，在哪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断定某篇论文应该被否定，不值得刊出？没有创新？逻辑不能自洽？核心概念混乱，还是核心资料存在缺陷？

有一点估计能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如果某篇学术论文无论在论点创新、逻辑自洽，还是新资料应用等多方面，都值得称道，仅仅因其学术主张与审稿专家的意见不合，那当然是仍有其学术价值，不应该被简单否定的。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审稿专家对待不同学术意见的包容度有限（不涉及公正与否），学术期刊将如何应对？是不是应该“挽救”一篇可能因审读失误而被否定的文章？随意否定专家审读意见当然并不可取，但若全无甄别机制，也非上策。毫无疑问，在这一问题上，编辑的学术判断能力将发挥主要的影响力。同时，对他们可能形成相当的学术压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呼吁审稿专家们应该最大程度地表现他们的学术包容度的同时，构建必要的二次甄选机制，是必要的。

本人不清楚目前各主要的学术期刊如何处理此类问题，是否有制度化的处理程序，例如责编建议，主编裁决等，但是，通过某种机制给作者提供合理的申辩机会，无疑是必要的。这势必要求学术期刊能够做到，至少是对于那些进入了外审流程的来稿，向作者清楚说明未能刊用的具体理由，而不是笼统一句“来稿不符合本刊学术要求”应付了事；并且在作者提出合理的申辩意见后，进入二次审稿的程序。所谓有容乃大，并非仅仅针对审稿专家而言，学术期刊编辑也不应例外。这样的建议，对疲于应对海量来稿，对于它们的绝大多数吝于给一个简单回复的编辑们来说，可能近似苛求，不过它无疑是合理的。当然，这也只是针对那些即便在数量化考核大行其道、学术期刊占尽先机的大环境下，仍对期刊的学术质量割舍不下，力争取法乎上的编辑团队来说，才算有的放矢。

三、才高须自惕。在学术大跃进的社会背景之下，学术期刊借以助力的审稿专家们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尤其是那些居于学术研究一线的成熟学者们，他们大多稿债之台高筑，且又俗务缠身，个个日子过得都比生意人还要忙；另一方面，海量的“学术”出版物令人目不暇接，想要跟上它们的步伐，几乎不可能。仅凭有限的专业知识储备，在一个相对熟悉的研究领域，试图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就已经十分不易，更何况学术期刊所交给的审稿任务，又常常超出其知识范围，专家们的困窘之态，是可以想见的。以本人的切身体会而言，无论是审读期刊来稿，还是评判硕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常常心有惕惕焉，就是因为对于那些议题相关的学术新进展，常有落伍之惧；对于自己的判断，不免犹豫踌躇。

常见有朋友回忆学界前辈，以其校改他人文稿之认真负责，自叹不如，不免想起先师邓恭三先生批改学生文章，逐条核对其所征引的文献资料，疏误无一漏网，不禁感慨系之。实际上，学风不过是时代的产物，数量化考核大潮来势汹涌，至少在目前情形之下，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各个不同学术单位，“制度”建设虽然有一定必要性，例如适当提高审稿酬金，以资正面鼓励；又如有学者所建议的，以某种形式公布专家们的审稿意见，以作为特定的制约措施，等等，其效果仍不可能一劳永逸。说到底，专家们的学术自觉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平庸者多为世风所裹挟而不自知，常为自己的“学术产量”沾沾自喜，审读期刊文稿多应付了事，可以想见；卓然不群者明乎此理而自有因应之道，无它，唯兢兢业业而已。

本人以为，尤其是已到一定年岁的成熟学者，对于自己的工作计划不宜无限扩张，当作减法，以免陷入无法应付的窘境。就审读期刊文稿而言，所谓学术自觉，尤其应该明确的是，其一，替学术期刊审读文稿，并非学者工作的额外负担，它本来就是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天然责职；其二，才高须自惕，审读他人文稿，须保证足够的时间与精力的投入。对于自己生疏的议题，自不必说，即便看起来相对熟悉的内容，也容不得大意，仔细核对其关键的文献，查阅与之相关的新近出版物，都是必要的“工序”。只有这样，才能大致保证自己的判断基本正确。

总之，对于学者来说，想要成为一个“可靠”的审稿专家，学术立场的公正与学术能力的更新，两者缺一不可；对于学术期刊而言，编务工作千头万绪，如何与专家群体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促使他们能够秉持更为公正的学术立场，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来支持学术期刊的发展，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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