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浙江名中医裘吉生先生（1873－1947），浙江绍兴人，后迁居杭州，名庆元，字吉生，以字行。早岁从事辛亥革命前，别署激声。盖表示其对当时清廷腐败之愤慨也。

他在壮岁时患肺结核已濒危殆，诸医束手，谢绝治疗。先生闻而发奋闭户自习医学以自疗，首检诸医处方之有效者，对证《本草》以了解其疗效之所在，然后择善拟方，渐起沉疴。从此锐志钻研医学，博览医籍，竟成一代名医，为自学成功树立了一个典范。

先生生于一钱业店伙的家庭，因弟妹众多，家景不裕，未能习举子业。开始学铜器手工业于余姚，后回绍兴从其父习钱业。然心存大志，壮岁曾向上海洋行借资，在杭州创办电灯公司，已发电、街灯已树。而清末人民知识壅闭，非但不愿接灯，且惧“天火”焚烧，竟以失败告终，且因偿债而陷于缧绁。后厂为俞丹平接办，即杭城旧电厂“大有利电厂”是也。

及后从蔡元培、徐锡麟等绍兴名流相交游，密谋革命，经蔡元康（蔡元培先生之弟）介绍入同盟会，同时加入者有王子馀、俞英崖、王叔枚、徐伯孙（即徐锡麟）等。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秋瑾等在绍兴设立学务公所，以促进绍属八县之教育事业，蔡元培先生被催促返，出任事务公所总理，蔡邀裘吉生、杜海生等相助。

当时在绍兴有老同盟会员28人。曾忆先生言：在徐锡麟去安徽前夕，曾集28人于禹陵，先是赋有七绝一首（惜诗句已遗忘），遂以此28字制为镌字指戒28枚，人各一枚，集则成诗，以为表记。徐并各赠手枪一支，慷慨而别，不啻易水之歌。但当时不知内情者，反以徐氏竟任清廷官员相讥笑。及刺恩抚事发，徐慷慨就义，众乃恍然。及大通事件相继发生、秋瑾遇害，时绍兴府衙缉捕革命党人甚紧。先生与俞英崖同受组织安排去东北伪装从事洋务，设“清和公司”与日本合作，俞任总理，日人原口文一任副理，先生自任襄理。当时在奉天铁岭都兴办了电灯公司以竟初志，于此具见先生坚韧之意志。及后东北与全国先后光复，先生实主其事。

迨张作霖在关外称兵作乱，追捕革命党人。俄人将此信密报先生，并给一骏马。先生连夜抱长子裘诗新单骑入关，始免于难，其眷属亦得日领事馆之助，于枪林弹雨中避难日领事馆，后自海道至关内。在北京时，袁世凯并属熊希龄以汉阳新关监督之任相笼络，先生拂然不受。并睹官场腐朽现象，表示革命誓不做官，愤归故乡绍兴。从此以悬壶自隐，直至76岁逝世。

然先生悬壶数十年，虽身在市尘，而革命之志不泯。因此在绍时与何廉臣、曹炳章等创办《绍兴医药学报》，及后在杭创办《三三医报》，流通医学书籍，收集印刷古医书，积极参加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废止中医的活动。在此足以表现先生为祖国医学的发扬光大而奋斗终生的革命意志。

初先生在绍兴开业时，诊务繁忙，晓以继昏，曾无宁晷，但于百忙中仍编印《绍兴医学报》，及后迁居杭州刊行《三三医报》共3集计9种，所编皆秘本善本。盖先生毕生以收集医籍为乐，所收中医典籍达三千余种，计二万余册，其间有自日本皇汉医学中所收得者。先生从不自秘，在绍兴时常有浙江中医学校学生如陈存仁、汤士彦等多人至绍借阅、借抄医籍，先生慨然开“有用书楼”之藏书，以满足他们的要求，并留住宿。印书亦于书后加印“版权所无，欢迎翻印”字样。

抗日战争前，还与世界书店磋商，把该书局代印的孤本善本医书数十种，集成名曰《珍本医书集成》，另编有《寿世医书》13种，《读有用书楼选刊》3种。其于广传医学，毫不自私，具见一斑。此外还广收门生，以传医术。因此桃李遍江南，至今犹代有传人。

民初孙中山先生曾至绍兴，途经先生门首，见先生悬壶在绍，时胡汉民适患痢疾危重，特派人延先生至行所，为胡疗病，并与盘桓直至离绍，临别知先生已不愿从政，乃书“救民疾苦”匾额相赠勉。原迹现不知何存？但解放后曾刊见于《浙江日报》。

先生早岁从事革命事迹知者甚少，然1979年2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集载许钦文《鲁迅和陶元庆》文中，鲁迅先生有两次述及先生。鲁当时说：“裘吉生我知道，他是在绍兴光复会时好像也做了一点什么。做医生是他后来的事……听说他还在办什么医药报。”云云。

于此可见老一辈从事辛亥革命者还能忆及先生早岁事迹。至其后致力于医学工作，则知者当夥。

1929年国民党的卫生署长刘瑞恒与反动学术“权威”余云岫等，在洋奴思想的支配下，提出限制中医登记至民国18年止，以便逐步消灭中医的恶毒主张。是年3月17日，上海中医药团体召开全国中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先生那时正患病初愈，闻讯仍扶杖出席，在会上被推为医界总代表，与药界张梅庵总代表等，同至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抗议。

经先生向当时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故旧力争，并为谭病诊疗立效，遂得撤销那个不法规定，并作出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也设立分馆的决定。惜中央国医馆竟被一立法委员所窃踞，致使这一学术研究机构成为官僚衙门，迄至全国解放，一无建树。数千年祖国宝贵的中医学术，得以在解放前不绝如缕者，厥赖众多老中医的私人奋斗。殊足感叹！

先生民族气节甚重，杭州沦陷前，因编审《珍本医学集成》，耗资殆尽，然仍不顾一切，数然弃家业于不顾（当时无法搬运藏书，后均为汉奸以搜查军火为名，运走一空。解放后虽经浙江省卫生厅查究未见片纸，殊足惋惜），携老弱眷属，既不留杭为“顺民”，也不去申请做寓公，宁愿辗转于浙东龙游、寿昌一带，仍以医糊口，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始返杭州。在浙东时因原虫痢未根治，1947年6月突发肝脓疡，病逝杭州。

文章来源《湖上拾遗》

文章原名《故浙江名中医裘吉生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