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城(现杭州)自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始见于记载，迄今2226年，越州(现绍兴)则比杭州发展早得多。杭越易位是在唐代，钱塘江北岸地区(临安)不断开发，地位逐渐上升，超过了钱塘江南岸地区(越州)，最后发展成南宋的行都。

临安城的发展可以看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秦汉六朝八百年，“山中小县”，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对江南湿地的改造；第二个时期是隋唐时期，从“山中小县”发展为“江干大郡”；第三个时期为南宋时期，临安发展成南宋行都，进入“首都时代”，至今一直作为省会城市存在。

我们可以根据文献，旁敲侧击地观察南宋时期杭州的城市经济与功能性质。最合适的观察样本，我认为是宋代吴自牧撰写的《梦粱录》，他把临安城的生活描写得很详细。从书的第十三卷开始，他描述了“钱会”、“团行”、“铺席”等关于杭州城市经济发展的现象。在“团行”一卷中，吴自牧描写的都是商业，基本没有手工业，其中提到的作坊基本是指做饮食的作坊，没有提到其他的手工业。《梦粱录》第十八卷主要描述物产，其中描述的都是农产品，没有提及城里的丝织品等。据上，我们可以得出简单的结论，南宋时期的杭州商业发达，手工业欠缺。

临安作为南宋行都，应该是一个以行政性功能为主，同时兼具一定商业功能的近古都市，杭州在南宋时期的繁华，主要是因为政治因素。所以杭州在南宋时期的城市性质主要为政治功能。杭州城从北宋到南宋，从“东南名郡”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城市”，主要由于政治原因，经济原因为辅。

临安城作为南宋时期全国的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当然是很明显。但是其对周围地区的发展造成多大影响力？它作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有多少？怎么来体现？探讨这些问题的学者少之又少，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欠缺的，但却很有研究价值。我认为，临安作为当时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可以从政治格局、文化辐射、经济辐射三个方向来研究。

其一是政治格局。南宋时期，杭州临安城是行都，国家的政治中心，其周围地区即为近畿地区，城市地位随之提高，例如周围城市的行政升格、功能分布等影响。

其二是文化辐射。南宋时期，当时所谓文化即为科举。考证历史，不难发现，南宋时期江浙地区，尤其是浙西、浙东一带，参加科举及考中进士的人明显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辐射。

其三是经济辐射。经济辐射的影响面更广，包括物资供应及交通网络。临安城是以行政性功能为主，同时兼具一定的商业功能，这有利于提高周边城市的物资供应能力，促进了周边城市道路、航道、河道等交通网络的形成和整治，浙闽之间山路的调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