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茂树（Hirata Shigeki）教授长期从事宋史研究，他在大阪市立大学举办的每月一期的“宋代史谈话会”，目前已经举办到了两百多期，每期都会邀请日本的宋史学者进行研究报告，俨然已经成为日本宋史研究的重镇。本次访谈邀请平田教授谈了他最近的研究和日本宋史研究的最新动态。

采访︱王华震

翻译︱王燕萍

         王华震

日本宋史研究会每年都会有夏合宿活动，学者们在叙旧的同时也报告自己一年来的研究。今年在伊东的夏合宿报告会，您觉得有哪些亮点呢？

平田茂树：日本的宋史研究会是从1976年开始，每年夏天举行三天的“合宿”，这已经有四十年以上的历史了。近年来筹备“合宿”时关注以下三点。第一，以设立共同课题的论坛形式进行讨论。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宋代的书信，邀请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来自大阪大学的浅见洋二和来自九州大学的东英寿两位先生，我们三人一起就宋代书信有什么特征、书信的用途、文集中的书信如何被收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二，邀请海外研究者一起进行讨论。去年邀请了三位台湾学者，今年从香港邀请了三名研究者参与。第三，邀请博士生以及博士后这些青年研究者进行报告，提高研究水平。这三项措施已经开展了几年，我切实地感觉到日本宋史研究的水平有所上升。

您过去的一年多带领着学生精读洪咨夔的文集，这样的用意在哪里呢？

平田茂树：台湾的黄宽重先生主张阅读文集。南宋史料当中，与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相类的史料非常少，因此需要解读文集。但是，读文集时不能只读文集的一部分，需要通读文集的整体内容。通过这些工作，南宋社会的全貌变得清晰起来。实际上，文集当中收录了诗词、公文书（劄子、奏、状、表、啟等）、记、序、题跋、书信、日记、墓志铭、行状、神道碑等不同的史料。一般来说，文学研究者关注诗词、记、序、题跋和书信这些史料，政治史研究者倾向于利用公文书、墓志铭、行状等材料。但是，这样的利用方法存在问题。接下来我从网络研究与史料之间的联系来说明一下。

目前关于宋代网络研究的主要方向主要有：（一）政治的网络；（二）家族、宗族的网络；（三）思想、文学的网络；（四）交游圈。这些研究成果的四种取向，与它所使用史料的性质关系密切。例如第（一）种是有关北宋的新旧党、南宋的和战派等所谓“朋党”的研究，一般以《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正史、实录类史料为主，再结合相关材料进行分析。第（二）种，尽管明清以后的研究可以利用“家谱”“族谱”的材料，但对宋史来说，仍是通过分析“墓志铭”“神道碑”“行状”等核心史料，推进婚姻圈、地方社会等问题的研究。第（三）种是思想史研究者、文学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方向。前者的目的是探明学派或思想形成的过程，以往主要利用的是《宋元学案》《宋元学案补遗》等材料，但在近年越发重视对书信的分析，特别是朱熹和他的弟子或其他思想家之间往来的书信等等。而后者同样也在推进以诗和书信为中心的分析。第（四）种则是视角更加新颖的研究。除了一系列围绕交游的各种情况展开的研究以外，2015年台湾长庚大学召开的“游于艺：十一至十四世纪士人的文化活动与人际网络”学术研讨会也颇具代表性。几位与会的研究者展示了较新的研究方向，即利用“文集”所载的序、题跋、记、日记、书信等材料，考证宋元之际士大夫多种多样的交游圈以及文化活动。

原本从（一）到（四）均非相互割裂的议题，但实际上，其研究结论总不免受到使用史料的性质的影响。例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韩明士（Robert Hymes）提出，与“中央志向型”的北宋精英不同，南宋的精英更倾向于在以自己乡里为中心的地域社会内缔结婚姻关系，并通过参与地域社会内部的各种事务获取自身的社会地位。这个“精英地方化”的学说在学界影响甚大。韩明士当时主要使用的材料是墓志铭，近似于上述第（二）种的研究方向。然而他的这一成果，撇开史料误读的问题，若进一步运用网络的研究方法，把（一）、（三）、（四）纳入视野，则必将看到不同于（二）的情形。也就是说，婚姻圈可以重叠于政治的网络、思想与文学网络或者交游圈等不同领域，那么反过来需要意识到的是，将多种不同类型的网络整合、联结起来并试图进行解释，即是多种网络空间模型的构筑。

因此，在研究生的课程中，以彻底解读洪咨夔文集为目的，让研究生们各自负责一部分内容的翻译和注释，再对内容进行讨论。借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洪咨夔生平的活动、社交网络以及思想等方面信息。

记得您之前是在精读魏了翁的文集。在这些人的文集背后，您是否有一个更大的学术计划呢？

平田茂树：都市社会研究认为都市内存在官府、学校、商业街、宗教设施等中心的“都市核”，对以“都市核”为中心的都市空间构造、秩序、网络等方面进行研究。宋代社会网络的研究当中也同样借鉴此观点。因此，我目前的研究计划是这样的：挑选出魏了翁、吴泳、洪咨夔、崔与之等几个人物，假定他们是南宋地方社会的“人物核”，在对他们的相关文集进行彻底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这些“人物核”是如何联系在一起，如何推动当时的社会，他们之间的交流方法、集合意识等问题。例如，考察理宗朝政治时，学界经常会从道学派和反道学派的对立角度来分析，对以道学派的代表之一的福建真德秀为中心的势力关注得较多。但实际上，以四川魏了翁为中心的势力与以真德秀为中心的福建势力有深刻的关联，并通过他们的人脉关系，浙江、江苏、江西等各地区的网络也联系在一起。因此我希望通过结合这几个“人物核”来分析，理清当时的社会实态。

您之前的论文认为士人的交游研究（即之前您提到的第四种视角）可以从三个方向取得突破，分别是交游的形态、交游的空间以及新史料的利用，您能说明一下最近学界在这三个方面取得的成果吗？

平田茂树：宋代交游研究当中有以下三点需要注意。第一是交游的形态。梁建国的《朝堂之外：北宋东京士人交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关注拜谒、走访、宴饮、雅集、送别等五种交游形态。之前还有学者注意到“赠”的行为。合山究的《贈答品に関する詩にあらわれた宋代文人の趣味的交遊生活》(《由赠物诗所反映之宋代文人趣味的交游生活》，《中国文学论集》二，1971年）一文中提到：“伴随着文人趣味的勃兴，士大夫之间的交游形态也一改旧貌，铺开了一幅独特崭新的画卷。这种变化有不少具体的实例可资佐证，而人们相互馈赠风雅的趣味物品作为饯别和生日礼物的习惯逐渐普及，就是其中一例。”该文探讨了宋代变得尤为兴盛的赠答品应酬网络，又举出与“赠”的行为相关的主要物品，是诗和书信。

其二是交游的空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观察视角。在前述梁建国的书中，士大夫的交游，在朝堂以外，还有衙署、寺观、酒肆、茶坊等公共空间，以及住宅、庭院等私人空间。例如北宋首都开封的宅园，作为士大夫鉴赏文学作品、古董、美术品的场所，是其中一种交游空间。城门、园林、寺观、朝廷甚至衙门等处，则经常出现“送别”的情景。而在这种情景之中，士大夫通常都会馈赠对方送别诗，或者是称为“赠序”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关于交游空间，我们不但需要注意其具体场所，还要留意在这些场所中演绎交游这一行为所需的种种物件。

其三是史料的特征与功能呈现的新面相。拙稿《南宋周辺社会における士大夫の交流と“知”の構築―魏了翁、呉泳、洪咨夔の事例を手がかりとして―》(《南宋边缘社会士大夫的交流与知识的形成——以魏了翁、吴泳、洪咨夔的事例为线索》，《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十八，2017年）探讨了书信的三种系统。即将士人间交流的书信大体区分作三种：第一种是与公文书功能相似的书信。例如魏了翁的一批书信，是在向官府递送上奏或下达命令的文书时，为了保证公文书的实效化，另外写给官员个人以表示请求或下达指示的。第二种是命名为“启”的书信。“启”是官员就赴任或晋升等事知会并表达问候的书信，从内容上看是私人层面的交往，但实际对公层面的官僚世界的交际发挥了润滑油的作用。第三种是真正属于“私的圈域”的书信。在这类书信中，士大夫围绕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政治、学术、文学等方面甚至更加私人的问题进行交流。这种类型，在魏了翁、吴泳、洪咨夔的文集中，大致相当于被称为“书”的书信。

由书信所见南宋中后期的士人交游网络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呢？

平田茂树：从南宋中期的交游情况来看，需要注意以下一点。即南宋首都杭州为代表的所谓“政治中心”的交游与周边、边缘社会的交游之间是不同类型的。这是我之前对吴泳书信进行整理分析时意识到的。以吴泳为例，体现了他在首都时交游情况的书信较多地被留存下来。吴泳当时身边有非常多的友人，他生活在能够通过直接拜访的形式进行交游的环境当中。这个时期，吴泳与友人一起阅读书信、以及书信所附的上奏文的副本、文学作品、哲学作品，并交换意见。这与一对一的书信阅读方式不一样，反而与现在流行的SNS（社交网络服务）的氛围有类似的地方。书信是秘密性、个人性比较高的东西，但是在友人、熟人集团内是公开性、公共性较高的东西。另一个例子，可以看魏了翁、洪咨夔的书信。他们留下来的大多数书信是受处罚、免官之后闲居生活中所写的。这时候，他们远离“中心”，处于周边、边缘社会，因此直接交游的形式较少，通过书信进行交流的形式变得频繁。这些书信也经常附带文学作品、哲学作品，也会交换意见。宋代思想史研究中，朱熹和弟子之间的书信是非常有名的例子。更有学者认为书信具有书院等讲学的场所同样的功能。此外，作为信息收集的重要手段，书信被当做周边、边缘社会的信息传递的道具，同时构成了以书信为媒介的广域网络。

书信交游研究还需要注意“速度”和“距离”。魏了翁、吴泳的书信当中有利用“递铺”的语句。官员的话，利用“递铺”能使书信的往来比较快地进行。另一方面，把书信托付给友人、熟人传递的例子也经常看到。特别是在周边、边缘地区居住时，“速度”“距离”以及书信传递的中介“媒介人”值得注意。

书信与士人的知识构建有深刻关联。需要对书信中出现的“藏书楼”“书院”这类空间进行探讨。特别是居住在周边、边缘社会的士人来说，书信是知识构建的重要手段，结合书信以外的“藏书楼”“书院”等加以考虑来探讨他们知识构建的问题。

士人交游网络这样的研究取向，在您这里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否和您早年的宋代政治空间研究有关？

平田茂树：以前研究宋代朋党问题时意识到学界对朋党内的网络、政策、政治意识等的分析比较多，但对朋党是如何形成这一问题并没有充分的讨论。于是，就此问题从两点进行了考察分析，第一点是朋党内的人员的日常网络是怎样的，第二点是这一网络是如何转换成政治网络的。对前者的研究时发现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各种网络不容忽视，另外史料中存在同姓、同乡、同学、同舍、同年、同官等所谓以“同”为纽带的多样性关系，他们是在这些多样关系当中取舍和选择来形成政治性网络的。后者的研究当中，宋代“荐举”体制非常重要。宋代官员的升迁时“资格”和“荐举”两项要素并行，官僚在升迁时必须拥有一定的官职经历（资格）以及上司、高官的推荐（荐举）。因此，日常网络会在荐举时被利用。也就是说，在朋党研究当中，朋党的政治意识和政策当然是重要的议题，而关注他们背后存在的“体系”“空间”“网络”等要素也是必要的。

以这些思考为前提，士人如何进行交游这一问题变得非常重要。因此，目前所进行的交游研究可以说是朋党研究的后续课题。

从斯波义信、梅原郁这样的老先生，到您这一辈的学者，日本宋史研究的学术关注点，经历了哪些转移？有哪些关键性的转折？

平田茂树：日本宋史学界有几个世代的研究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加藤繁、周藤吉之、仁井田陞、曾我部静雄等的世代提出了“唐宋变革”“君主独裁制”“都市革命”“商业革命”“地主佃户制”等新概念并进行了研究。毫不过分地说，现在日本宋史研究的基础是由他们奠定的。他们的弟子斯波义信、梅原郁、柳田节子、佐竹靖彦、草野靖、荒木敏一、衣川强等研究者组成了下一世代，如斯波义信在“宋代商业史”“江南经济史”“中国都市史”等领域，梅原郁在“宋代官僚制”“宋代司法制度”，荒木敏一在“宋代科举制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果。他们在各自特定的研究领域当中取得高水平的研究业绩。接下来的世代是伊原弘、近藤一成、木田知生、大泽正昭、宫泽知之、岛居一康、熊本崇等，他们在政治史、财政史、都市史、科举社会史、农业史等领域上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我们所处的是他们之后的世代。小岛毅、川村康、远藤隆俊、青木敦、久保田和男、冈元司、须江隆、高桥弘臣等所组成的世代，深受1980年代以来欧美研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在网络、交流、空间等问题上进行共同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的成果有《宋代社会のネットワーク》（《宋代社会的网络》，汲古书院，1998年）《知識人の諸相—中国宋代を基点として》（《知识分子诸面相—以中国宋代为基点》，勉诚出版，2001年）《宋代社会の空間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宋代社会的空间与交流》，汲古书院，2006年）《中国宋代の地域像―比較史からみた専制国家と地域―》（《中国宋代的地域之像—从比较史的观点来看专制国家与地域》，岩田书店，2013年）《中国伝統社会への視角》（《看向中国传统社会的视角》，汲古书院，2015年）等论文集。

您在您所主编的《日本宋史研究的现状与课题》，回顾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日本宋史研究。如今这本书也出版将近十年了，这十年来您觉得日本宋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是什么？

平田茂树：这本书出版的前后，以小岛毅为代表的多数宋代史研究者参与了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東アジアの海域交流と日本伝統文化の形成-寧波を焦点とする-」（2005-2010）（《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这一课题。这项重点课题的成果包括出版了全六册《東アジア海域に漕ぎ出す》（《驶向东亚海域》，东京大学出版会）以及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