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为了西湖申遗，杭州市不但成立了专门的申遗小组，还多次召开座谈会。我有幸多次参加西湖申遗的座谈会，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想法。譬如我认为，西湖文化不但是儒家精英文化，而且还是士大夫精英里的淑世文化。淑世精英是参与社会改造的那些人，他们很有知识，不独善其身，不单纯注重享乐。西湖的文人骚客就是淑世文化的精英，例如西湖的代表人物白居易、苏东坡等，他们都为古时杭州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西湖的园林和苏州的园林是不一样的。苏州园林当时已经是世界遗产，它体现的内涵和意境与西湖完全不同。历史上苏州园林是部分致仕官员和盐商回到老家，投入巨资建造的园林，因此，苏州园林代表的是一种孤芳自赏的文化，是封建士人审美情趣的外在物化。杭州的淑世士大夫精英文化是一种开放、进取的文化，象征着天人合一、湖山一体。

    西湖申遗文本是2009年底交出的，2011年才申遗成功。申遗前有好几个步骤，首先要将西湖的遗产价值向世界各国的专家推荐，这方面要比认同运河文化价值艰难得多。有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西湖申遗要那么久，而运河申遗没多久就成功了，我认为两者是不一样的。运河的难点在于现状，虽然现今很多古文物都消失了，有些航路也无法开通，但是运河本身的价值没有问题，这点世界各国普遍认同。这种既体现人与自然要和谐共处，又反映人为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而做出努力的文化遗产，在西方社会具有高度的认同。世界上申遗成功的运河很多，但大多数是17世纪以后工业革命的产物。而我们的运河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邗沟时期，拥有2500多年的历史，且运河保留了大部分的自然生态，因此申遗成功要相对容易。世界所有文化遗产中以湖为名称申遗成功的只有两个，其中一个位于奥地利、匈牙利之间（新锡德尔湖／费尔特湖区文化景观），但它不是仅仅以湖的文化景观申遗的，其最重要的遗产价值在于湖区周围奇异的乡村建筑和几座18、19世纪的宫殿。我们的西湖作为湖泊申报文化遗产，是以西湖本身的湖文化去申遗。在文化景观领域里，一个湖本身承载这么多的文化遗产价值，这是非常稀有的。当时我们邀请了一批评审世界遗产的专家来到杭州。他们一开始对西湖文化不了解，不禁疑问：“西湖风景没什么看头……斯堪的纳维亚这种风景太多了，芬兰就是‘千湖之国’，瑞典、挪威的湖也很好看，你们国内的西湖景观一定比其他湖好吗？新疆的天山天池、长白山的湖（天池）也很好，难道也要申遗吗？”我们告诉他们，西湖申遗不仅在于自然景观，更重要的是湖本身的文化，西湖文化和中国文化是紧密结合的，它承载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精英文化。

    又比如，当时我们推出的林和靖墓，他们也无法理解。理由是，他们认为林和靖本应大有一番作为，但是他却不做官，过着隐居生活。这种隐逸文化和外国人倡导的骑士文化大相径庭，不少西方人认为这种人不应该被崇敬。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隐逸文化，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乘桴浮于海”就是最佳的体现。这种思想要让西方专家接受，就必须有个过程。201 1年春节，他们对于龙井茶是否应该放入西湖文化也提出了质疑。我们写了很多文章补充说明，龙井茶不仅仅是一种农作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中国人饮茶源远流长，而且和西湖、宗教密不可分，甚至和修身养性也有关联，这些是西方文化所不具备的。

    为了进一步向外国专家展示西湖文化遗产的内涵，当时我们挑选了很多代表性的诗词和对联，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再翻译成英文，这方面的工作就花费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最终翻译了一百多首诗，两百多副对联。我们还培训专业的人员来应对各国专家提出的问题。当时韩国考察团朴女士对宗教方面提出了疑问，她说：“杭州是宗教之都，有佛教，有道教，道教里有张天师（张道陵）、重阳子（王重阳）、吕纯阳（吕洞宾），为什么杭州却重点纪念葛洪，而且是一个没来过杭州的葛洪？”我之前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告诉她，因为葛洪是道教的理论家、哲学家，是道教的奠基人，和张天师的层次不一样。西湖文化的内涵层次比较高，不是一般三流的菩萨、道士我们都会去一一纪念，杭州尊重葛洪就是这个道理。而西湖文化本来就包含道教文化中的养生文化和哲理，是中华文化的精华部分，所以尊崇葛洪的传统就一直传承了下来。最终，朴女士很满意地结束了视察，将提案提交到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专业咨询机构）讨论，同意通过。2011年的巴黎大会上，仅十多分钟，（一般申遗项目都会讨论几个钟头甚至半天、一天才能有结论），100多个国家代表就表决通过了这一项目，西湖终于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文史委原副主任

文章节选自《重拾文化碎片 续写杭州历史》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