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海塘工程中逐渐分工细化的“专业意识”——以先迸生产方式引领海塘工程技术进步

    钱塘江北岸在历史上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之一，也即农业生产是这一地区的主要生产方式。但是，海塘工程建设迥异于农业生产，它所具有的规模大、分工细、专业性强、劳动强度大、劳力密集度高、整体协调性强、工期要求短等特点，这样的工程建设需要较为专业的、强有力的组织者、设计者、领导者、管理者，这并非个体农户即能独当一面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可与比拟。从某种程度上看，海塘工程接近于传统工业生产方式，在古代社会当是一种比传统农耕更先进的生产方式。

    单就晚清《海宁石塘图说》^[1]一书所展示的鱼鳞大石塘工程，其重要环节包括：选料、开槽、打桩、搭桩架、车水、别桩、揉桩、夯桩、填嵌桩花、錾凿条石、发灰打油灰、机器钻箫榫眼、安砌条石、筑附土、填沟槽、筑行路、筑土堰等作法制度；重要工艺包括：梅花桩、马牙桩、顺石、丁石、铁箫榫、铁锭锔等塘工技术；不同工种包括：土夫、木工、桩架夫、拾搬夫、泥工、石匠等。工程中还首次采用了整套的西方初器设备，这是近代才有的工程技术，在技术和劳力上的分工显然也是必须的。

    中国海塘建设中长期存在着专职承担海塘建设责任的专业人员，他们是一种职业化分工的“正式工”，并且也是促进海塘工程技术不断进步的主要力量。如前文所述，秦代设立的“浙江都水”官职，可谓是官方第一次为治理钱塘江而设置的专职机构，只不过有关这方面的人与事文献缺载，而且秦祚极短，客观上也不太有时间让这一专职机构留下值得一书的治水举措。

    北宋仁宗景祐( 1034-1038)中，第一个由官方设立的海塘建设和维护的专职机构正式出现。《宋史》记载：“至景祐中，以涮江石塘积久不治，人患垫溺，工部郎中张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随捐随治，众赖以安。邦人为之立祠，朝廷嘉其功，封宁江侯。”^[2]张夏所立“捍江兵士五指挥”是国家专设的海塘建设和管理机构，终南宋末年一直纳入宋朝“厢军”建制，具有准军事部队性质，是职业化海塘“工程兵”。南宋杭州成为京城后，城市居民的安危尤为重要，南宋朝廷对防御潮患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绍兴十年( 1140)，“以两浙转运副使张汇之请，招填捍江军额”^[3]，对捍江兵补足缺额，充实力量。

    南宋继承了北宋“捍江兵”制度，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捍江兵”的基础上又设立了一个新的专门机构“修江司”——这是海塘建设史上的一大进步。绍兴二十二年（1152），吏部尚书林大鼐建言：“潮为吴患，其来已久，捍御之策，见于浙江亭碑。自江流失道，潮与洲斗，怒号激烈，千霆万鼓，民以不宁。宜颛置一司，究利病而后兴工。”^[4]怎样才能更为有效地抵御钱江潮？林大鼐提出了“究利病而后兴工”这样一个先谋后动的思路，即先要对潮水有深入的研究，然后再作具体行动，以确保治潮的行之有效。而“究利病”需要专业人士，更需要能够集聚专业人士的一个专业机构，于是，“修江司”这一更高层面的海塘工程专设机构诞生了。如果“捍江兵”是职业海塘“工程兵”，那么“修江司”所属人员就是职业海塘“工程师”了——这也算是中国海塘史上第一批由国家确立的专业“工程师”。

    南宋覆灭后，修江司及其捍江兵也随之消亡，元朝废除了有关海塘的专门机构。明朝设有浙江水利佥事这样一个统筹全省水利的官署来监管海塘工程，并对海塘的管理立下了“岁修”制度，还在县一级设有专门的“海塘夫”。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二十一年( 1542)．黄光升首创按《千字文》为海塘分段编号，每字号长20丈，在海塘立石标记后，设“塘长”专管。陈善《捍江塘考》一文还曾建议当权者说：“仿宋人捍江兵士之意，每岁编置巡江夫数十名，令其往来察视江塘，少有倾颓，即加修治，庶乎修理及时，而工力可省，显患既弭，而隐忧可消，百世可久之策也。^[5]

    从明代官员的一些奏章上可以了解到，当时海塘修建中已经有非常详细的专业分工，而且比已知宋代“捍江兵”与“修江司”的分工要细致得多。从万历十七年(1589)浙江巡抚都御史滕伯轮、巡按御史傅孟春“会题”的《议筑海塘疏》中，可以清晰看到这种分工上的细化：一项石砌海塘工翟的实施，需要从“选委各官”“估用钱粮”“订立塘式”“采取石料”“择买木桩”“分管工程”“收放钱粮”“修筑土塘”“体恤官役”“稽考功绩”^[6]等十个方面去着手筹备。而在具体工程上，从傅孟春等人的《奏缴查盘钱粮疏》奏章中记录的钱粮支出情况来看，需要支付的细目有：买桩木银、各厂采石银、招买苏湖石及关外积石等工银、扛夫工食银、石匠工银、运到剥（驳）船工银、挑筑土塘和备塘夫工料银、削桩工银、各官廪给并吏书薪米纸札募夫工食银、夫匠犒赏月赏钱、夫匠医药埋葬银、搭盖厂房银、买办抬石索扛铁器等银、海盐县造册纸札祭礼等银^[7]。这里面涉及的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具备一定的该工作的专业能力，这从一个侧面让人看到了当时海塘工程中分工的高度细化。

    在海塘工程管理上，因为细化分工，也显现出实效，这从傅孟春《具报海塘工完疏》中可见一斑，如对各工种工序有专门的督察验核，可确保工程质量：“工程之稽查，委官居止塘所日夕不离，本道复发‘稽工簿’一扇，令各官每日做工各照填入，如扛夫抬石若干、钉桩若干，石匠琢洗其号石、铺砌第几层，亲诣阅视，中有工不精坚者，夫匠责惩，委官戒谕改正，绝无饰虚草略之弊。”甚至有专人负责对工匠的体恤和关怀：“盖草厂丸十六座，以安夫匠；暑月则周其茶汤，时疫则疗以药饵；间有病故，则瘗以衣棺。工作繁兴，抬石路远，则加其工食。以故各相勉励，绝无偷惰误事之弊。”^[8]管理出效益，这与细化分工后才有可能实现的专业管理是分不开的。

清代更是在制度上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塘务机构，而且明显比前朝更为完备。康熙九年(1670)杭州府设海防同知，专管塘务；五十九年(1720)，在杭州、嘉兴、绍兴三府各设海防同知一员，专管海塘修守。雍正八年(1730)，仿河营兵丁之例，设千总、把总6员和塘兵200人，分于东西两塘，常年做工看守，隶属杭嘉湖道，归海防同知管辖；十一年( 1733)，又增设海防兵备道一职，共设海防同知4员，守备、千总、把总、外委30员和马步兵1000人，分驻钱塘江北岸。乾隆十九年( 1754)，裁撤海防兵备道和海防营官兵，改设堡夫编制，两岸海塘就近划归杭嘉湖道、宁绍台道统理；二十四年( 1759)以后，又先后恢复海防营官兵编制。光绪三十四年( 1908)，改革塘制，设浙江海塘工程总局于海宁（今海宁盐官），以杭嘉湖道为督办，委派道员总理局务，局下附设工程队，额设管带等队官13员和兵丁452人，负责仁和、海宁二县范围内海塘修建、防护等工程事务。另设海塘巡警局，额设巡官、教习、巡长10员和巡警100人，权限为海塘稽查防护。又推举当地乡绅组成塘工议事会，“专事调查、指陈、审议塘工事务”。塘工局、巡警局、议事会三者各可其职，互不干预。同期，原有的盐平汛及营汛官兵改隶乍浦同知管辖。^[9]    

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强涌潮，千百年来，它对杭州以东沿江两岸地区造成了经久不息的巨大破坏。但这—地区的历史和现实长期呈现的却又是另外—面：杭嘉湖平原（包括苏州等江南地区）的富庶。这在两宋时期就早有记载，名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名闻遐迩。明清时虽然另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赞誉，但江南地区仍是国家极为依赖的稻米产区^[10]。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果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与这一地区的人们很早也很长久地受到和得到较为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和熏陶，很早也很直接地接触和接受较为先进的生产方式是否也有关联？从近现代对于企业和生产的管理意识来看，虽然从未有过对南方和北方的类比，但不少人的意识中，江浙人的管理意识相对较强。海塘建设比农业生产在管理上又要高出很多。所以，江浙人之所以管理意识强，与海塘建设这一更高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无关系。否则，钱塘江至今不绝的强大涌潮为什么不是以其破坏力，而是以其伟观、壮观名闻天下呢？

    5．“塘图”绘制从外观描画到结构解析的“传法意识”——促进海塘技术文明的积累与传承

    海塘工程建设在记载上的图文并重，为后人积累了宝贵经验，是推动技术和文明进步的一大重要举措。美国学者魏特夫有这样的观点：“治水社会的统治者是伟大的建设者，因为他们是伟大的组织者；他们是伟大的组织者，因为他们是伟大的档案保管者。”^[11]文明之所以能够进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当事人对于文明进程较为完整、真实、科学的记载，使后人得以有传承的基础。而中国古时对于大规模的重要工程，向来只局限于简要的文字记载，而相关图像描绘，或者更进一步的工程图，则十分罕见。客观上说，从绘图技艺上去考量，绘制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绘画和测算技能，方有可能完成像海塘工程这样极具规模的建筑体昀图像记载，这显然非一般私家个体所能胜任。所以，由官方主导并完成有关“塘图”的记载，当是不二的选择。

    现存最早的海塘图像，当属南宋官修方志《咸淳临安志》中的《浙江图》。海塘是临安城的立城之本，从《浙江图》来看，在南宋后期，这条石砌海塘保持着良好的完整性，它完整地“包裹”住了临安城东南方向的大片陆地，形象地诠释了杭州城市的“因塘而存”。

    然而，南宋《浙江图》上的海塘过于简略，虽然绘制者细微地刻画出海塘的石砌结构，但总体上这条海塘属于地图的“图形标示”，并非海塘的实体具象描绘。具有实际意义的“塘图”

荆公塘图

出现在明代，万历时海盐县知县谢吉卿校正、国子监博士仇俊卿编次的《全修海塘录》（10卷），其卷一即为“塘图”专辑，显示了编纂者对于“塘图”的高度重视。此书罕有所见，存世本但见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卷一“塘图”多有缺页，但现在仍可看到长卷式塘图共55幅（原本塘图至少有61幅，现存部分塘图有残缺）^[12]，绘制了海盐县以“千字文”排序的从“天字号”起头到“木字号”的鱼鳞石塘图，除了石砌塘体之外，还有塘体外的防护木桩、铁牛、铁麒麟，塘体内的备塘河、旧土塘，以及收石场、盐场、堡寨、祠庙、城墙城楼、巡检司等，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海塘防护体系。后人可以从这些图中比较直观地了解到明万历十五年( 1587)前后时期海盐一带的海塘构造情况。

    稍后于《全修海塘录》成书的海盐县知县乔拱璧编纂的《续修海塘录》（2卷），在序言之后、卷一之前，绘有“塘图”12页，也把“塘图”放在了首要位置上。其中前8页可拼合成一整幅长卷式石塘全图，后4页各成一幅石塘式样图，分别为“口口十层塘式”“今筑九层塘式”“鱼鳞塘式砌法”“荆公塘”^[13]。这里的“鱼鳞塘式砌法”采用右图左文、图文对照的编排法，扼要介绍了海盐县当时的鱼鳞石塘砌筑方法。“荆公塘”的编排法也是如此，但这篇图文记录了北宋王安石在鄞县为官时创立的“定海塘”修筑法，尽管这是一个明人的仿造式样，但作为能够保存至今唯一可见的一种宋代海塘修筑法样本，还是有其较高的文献价值。

    刊于天启四年( 1624)由海盐县知县樊维城以及胡震亨纂修的《天启海盐图经》，因为并非是有关海塘的专著，所以不像上述两种专著那样有较多的“塘图”，其中卷八《堤海篇》只绘制了两幅“塘图”。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幅图均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一幅题为“杨公竖砌坡陂塘式’，这种塘式据边上的文字记述，也仿自“荆公塘”，为成化十三年( 1477)浙江副使杨碹修筑海盐县石塘时（比万历年间海盐修塘在时间上还要早一百多年），参考王安石的定海塘塘武而以己意改为坡陀形，因名“坡陀塘”。这使得后人如果要研究北宋时的海塘式样，就有两个可资参考的“案例”。另一幅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黄光升在海盐创建的“五纵五横鱼鳞塘式”。该书卷八中除了转录黄光升《筑塘记》之外，在这幅“鱼鳞塘式”图之后，还较为详细地以文字记录了修筑所需的各种物料和人工成本。这种亦图亦文的记载形式，较为准确地传承和保存了很多海塘建设中的珍贵资料。这两幅图后来在清代均被《海塘录》一书所收录。

    清代方观承、查祥等人纂修的《两浙海塘通志》（20卷、首1卷）刊于乾隆十六年( 1751)，是我国第一部全省性的海塘专著。其卷首为雍正帝、乾隆帝的诏谕，之后的卷一“图说”，绘制了钱塘江北岸全图、南岸全图，以及杭州府、嘉兴府、绍兴府、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海塘图和江塘图等，均为概览性质的地理形势图。卷八“工程”则绘制了“明坡跛塘”“明五纵五横鱼鳞图”“皇朝鱼鳞大石塘总图”“大石塘底桩式”“大石塘第一层（直到第十八层）砌式”“条石坦水图”“土戗图”“（南岸）切沙土”“土备塘图”“长方木柜图”“长力竹络图”“尖山石坝图”“中小盎引河图”^[14] “草盘头图”“草塘图”等32幅图。《两浙海塘通忘》的“塘图”创造了一种“范式”，即总体上的海塘地理形势图，加具体塘式和局部工艺图。之后出现的多种海塘专著基本上沿用了这种点面结合的程式，而略有差别。

    清代翟均廉《海塘录》（26卷、首2卷）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也是唯一一部收入四库全书的海塘专著。该书承续了明人《全修海塘录》和《续修海塘录》的编排法，也是以“图说”作为第一卷。具体有“（北岸）海塘图”“江塘图”“引河图”“土备塘图”“柴塘图”“皇朝鱼鳞大石塘图”“大石塘底桩式”“大石塘第一层（直到第十八层）砌式”“土戗图”“条石坦水图”“草盘头图”“（南岸）切沙土”“尖山石坝图”“木柜图”“竹络图”“明坡跛塘图”“明五纵五横鱼鳞图”等，总共34幅图。通览这些“塘图”，既有从仁和到海宁整体一线的海塘形势图，也有局部一段海塘，或者一种辅助设施，甚至有像鱼鳞塘那样的从底柱逐层而上，一直到顶层第十八层的砌筑样式图，同时也摹绘了明代的两种塘式，点面结合、里外兼顾、前后呼应，较为全面地把海塘的各个方面展现了出来，而其中的重点当然是本朝的鱼鳞大石塘。

    《海塘录》之后，又有乾隆五十五年( 1790)刊出的琅轩《海塘新志》（6卷）、嘉庆十六年（1811）刊出的杨镕《海塘揽要》（12卷、首1卷）和道光十九年( 1839)刊出的佚名《续海塘新志》（4卷）等数种记录“塘图”较多的海塘专著问世。此外，乾隆朝的《南巡盛典》、道光朝的《东西两防海塘图说》等官方背景下编纂的著述中，均有大量“塘图”。而从海塘工程的施工工艺标准来考察，较为突出的是光绪朝的《海宁石塘图说》。

    《海宁石塘图说》（不分卷）是—部别出心裁的海塘专著，它参照“国家标准”（官制），又根据当时当地环境和条件，以“图说”的形式，犹如“连环画”似的对鱼鳞大石塘施工流程作了细化而形象的描述。光绪三年( 1877)，杭州府所属海宁念里亭汛大口门二限（即二期）石塘工程兴建，工程以鱼鳞大石塘的标准施工，并在修建中首次采用机械钻条石眼，以安装铁榫。到光绪七年( 1881)冬，督办海宁念汛大口门石塘的李辅耀集浙江巡抚奏修海宁念汛大口门二限、三限石塘疏4份，由袁霓笙绘制鱼鳞石塘施工图34幅，每幅均有说明，辑成《海宁念汛大口门二限三限石塘图说》（即《海宁石塘图说》）一书，由武林（杭州）任有容斋刊刻。可能也是为了让文化水平一般的石塘施工人员能一目了然，对照施工，这部鱼鳞大石塘施工流程详解图明白易懂。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却描绘工整，刊刻细腻，人物刻画生动，器物写实准确，字画刻印清晰，文字叙述简明，像“梅花桩”“箫榫眼”（横者为箫，竖者为榫）的取名还很有诗意，是一部精美难得的鱼鳞大石塘工程图解小百科，堪称稀世之作，创前志所未有。

    保存至今的有关“塘图”（以明清两代为主），其数量和质量均是古代中国其他任何工程所少见的。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些“塘图”中去明了这一庞大公共建筑的构造概貌，甚至是工艺细节，从而了解到一种技术文明的进步。从这样的角度去考察那些官方的组织者、记录者和保管者，他们当之无愧于像“伟大”这样的评价。

四 结语：“孔雀”为何东南飞？

    在一个千百年来无休无止遭遇狂澜巨涛冲激肆虐的地区，杭州脱颖而出，成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如两宋时期流传至今的那句名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为什么是杭州？历史发展的潮流为什么选择了杭州？

    个中原因诸多，著述丰厚，答案各异。而系统地从杭州“因塘而存”背后官方主导海塘建设这一积极因素上去考察这个问题，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过去不曾留意到的解答。

    历代官方在主导海塘建设中，固然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譬如，在传承前朝的良策举措上明显缺乏连续性和主动牲，很多海塘虽为官修，却弊端丛生，备受诟病。但是总体而言，为了确保“国脉”和“命脉”而生发的“国家意识”，却是历代海塘不断进步的基础和关键，并较为直接地提升了杭州以至杭嘉湖平原地区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类似的积极因素还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层面上，也即“不让寸步”的“底线意识”，“一劳永逸”的“高标准意识”，以及海塘工程中逐渐分工细化的“专业意识”，共同造就了吴越地区的一种令人尊敬的人文精神和工匠精神。在以先进生产方式引领海塘工程技术进步的同时，一种以细致的文字和系统的绘图表现出来的“传法意识”，也促进海塘技术文明的积累与传承，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作者系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

[1] [清]李鞴耀：《海宁石塘图说》（即《海宁念汛大口门二限三限石塘图说》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八年刺本”。参见《弄潮儿向涛头立——三江两岸潮文化》，杭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2]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第2396页。

[3] 《成淳临安志》卷三一“捍海塘”，“宋刻本”第16册。

[4] 《玉海》卷二三，“元至元六年刻本”第10册。又，[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栽“捍江指挥”编制名额，捍江五指挥每一指挥“额管四百人”，五指挥即2000人；“修江指挥：额管一百二十人”。“杭州掌故丛书”《南宋临安两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 - 29页。

[5] 《捍江塘考》，《海塘录》卷二一引。

[6] 《全修海塘录》卷三，第313 - 322页。

[7] 《全修海塘录》卷三，第339 - 340页。

[8] 《全修海塘录》卷三，第322 - 323页。该书卷六专立一章记载“优恤事宜”共7款，第359 - 363页。

[9] 《弄潮儿向涛头立——三江两岸潮文化》，第76 - 77页。

[10] [清]胤稹：《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一二五之一四：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上奏：“湖广全省向为东南诸省所仰赖，谚所谓‘湖广熟，天下足’者，诚以米既充裕，水又通流之故。而昨岁楚省歉收，吴省丰稳，江 南之米且转运济荆南，是湖广之熟犹未可全恃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东方专制主义》第三章《国家比社会强有力》，第44页。

[12] 《全修海塘录》卷一，第287 - 304页。

[13] 《续修海塘录》，第397 - 400页。

[14]引河，即钱塘江南一侧中壹和小壹中间所浚之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