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西服的郁达夫

当然，郁达夫有时候也西服革履，很时髦。 1936年夏，张白山去拜访担任福建省省政府参议和省政府公报室主任郁达夫。“他一个人住在南台闽江畔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这时的郁达夫身上打扮与杭州迥然不同。他头戴白帆布做的硬壳圆顶的“巴拿马”帽，也就是当时在华侨中极为流行的一种帽子。身穿藕色湖绸长衫，手提黑皮包。” 

1936年11月，受重托的郁达夫来到东京，前去接站的日本友人小田岳夫回忆：“正象从照片看到的那样，他削瘦，身材很高。他的脸颊颇有一些贵公子的气度，而现在看上去却感到稍有些执拗、神经质。他那稍长的乌发，剪得有棱有角。”   小田岳夫所说的“身材很高”，当然是相对日本人的身高而言；他所说的照片则不知道是哪一张；不过，郁达夫当时的心情可能比较沉重，因为是受托之事重大以及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局势。

1938年12月底，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在南洋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大概到了属于英殖民地的新加坡，郁达夫的着装便西化了许多。深受郁达夫提携的年轻人徐君濂回忆说，“这位态度温和，平易近人的中国作家，衣着简朴而近乎不修边幅，常年一身白斜布西服，平头短发，歪歪斜斜地系一条黑色或暗红色的领带，脚上老是一双毫无光亮的皮鞋。”  徐君濂印象中的郁达夫衣着，确实和郁达夫在星马拍的照片符合。当然，崇敬郁达夫的徐君濂非常折服于郁达夫的风度。他进一步回忆说，郁达夫“不论出现在盛大的宴会上或者巴刹的小食摊上， 总是态度安详，泰然自若，有时候也说几句颇具幽默感的笑话，丝毫没有作家的架子。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是来自山芭的教书先生。”  当时的郁达夫，将近半百， 经历了人生的多少风雨，在年轻人面前自然有着平静沉郁的风格。

当时给《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晨星》投稿的青年王啸平有一次因为自己的投稿一个多月也没有登出，便上门去找负责《晨星》的郁达夫。 “<星洲日报>编辑部在二楼，我走进办公室说要找郁达夫先生，他便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招呼我。这是我这未满廿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一位从祖国来的鼎鼎大名的大作家。他穿着当地常见的很普通的白布西装，结着黑领带，中等身材，看来体质很虚弱。脸孔皮肤不是白净的，如大多数的文人那样，也不红润，象是营养不足似的，没有什么光泽。神态平静敦厚，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谦和，非常的谦和。这位名字很响亮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形象，完全出于我的想象之外。他整个身上既感不到什么‘酒’气，也感不到什么‘书卷’气，更看不出洋溢在他作品中所传说的对女人那种特殊感情的什么气吧！倒象个老实巴巴的忠厚人。他递烟给我，我谢绝了。”  

青年人眼中的郁达夫衣着打扮以及风度，和郁达夫的同事观察到的，是基本吻合的。1938年8月，因为泰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在泰国《华侨日报》工作了将近十年的的吴继岳逃离了曼谷，来到了新加坡，第一次见到了郁达夫。“当时郁先生正与胡社长及另两位同事在打牌。记得那年他已四十三岁(他比我大九岁)，我因曾在书报上看过他的照片，对他不感陌生。他那时穿一件长袖白恤衫，白斜纹布西装裤，打一条深色的领带，是普通知识分子的打扮。他笑着跟我握手，给我第一个印象是“和蔼可亲”。使我惊讶的是，他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坐在身旁看他打牌”；“王映霞当年三十刚出头，穿一件紧身旗袍，丰容盛臠，具有一种成熟美，而眉梢眼角，更流露出迷人的风情。我当时心里想，难怪郁先生为她颠倒痴迷。” 

以上都是文字上的郁达夫。文字无论书写者认为多么客观，却总是有其本身的缺陷。作者本人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和读者对作者提供的这段文字的理解，总是有偏差的；遑论作者本人的描述是否合乎郁达夫的尊容。

幸运的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有了照相机，我们便可以直观看到郁达夫本人留下的照片。这些照片， 比文字更直观，更加一目了然；当然，照片的拍摄，也必须同样考虑其场景。无论如何，还是让我们一一观看郁达夫本人留下的照片吧。

照片中的郁达夫

青年郁达夫的形象，可以从当年在日本时和郁达夫相识的日本友人的笔下得知。日本友人大致记下了郁达夫的身高，五尺四寸左右（约为1.64米）；在日本时，“他爱在制服外面加一件披风，但不穿朴齿木屐而穿鞋”；“他身高大约五尺四五寸，记得没戴眼镜。”  石田干之助回忆：“至今还记得郁君戴着一顶菱形的大学制帽，那风姿，咋看决不会想到他是中国人”；“他的日本话说得非常流利。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开朗、火大、胸无城府的坦率青年。据我所见，他并不是一个阴郁的人（如作品中所表现），而是一个胸怀开阔的人。” 

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时郁达夫之半身照 

1935年冬，郁达夫和王映霞合影于杭州灵隐寺，为一全身照，背后山地的积雪宛然可见。夫妻俩均着棉布长袍，精神抖擞，均面带微笑。郁达夫手持一顶黑色毡帽，脚上穿一双黑直贡呢的圆口鞋子，而王映霞，脖子围着一块围巾，一端Q字形地垂在右肩前，双手交叉于胸前，眉目清晰，英气逼人。 

此照片为两人半身照，故容貌神态均较为清晰可查。郁达夫大耳大鼻，高颧骨，瘦脸颊，乌黑短发，而王映霞是圆润，饱满之嘴唇，皆历历在目。

1938年，夫妻又有全身合影。王映霞眉目端正，穿一件格子旗袍，双手交错于背后，略显忧郁，双颊略微清减，和上幅照片之丰裕颇有差别；郁达夫神州深色西服，白衬衣，系深色 （也许朋友提到的暗红色）领带，胸口佩一徽章， 头部略倾向于王映霞，但两人身体并未交错。  生疏和分离似乎已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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