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定祥

2006年4月15日，笔者以马定祥亲友的身份应邀参加在杭州历史博物馆举行的“马定祥家属向杭州历史博物馆捐赠文物仪式暨钱币大师马定祥展览”的开幕式。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曾东元向马老夫人发了荣誉证书，并赠送了纪念品。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副局长刘颖在讲话中指出，这是民间收藏与国家博物馆的结合，意义重大。至此，这位出生于杭州马市街149号而蜚名中外的、被国际钱币界尊为当代钱币界元老的杭州名人，开始为家乡广大群众所认识。

前来市博参观马定祥陈列馆的杭州市民及外地来宾络绎不绝。很多参观者在一枚西湖出土的、由南宋大将刘光世开铸的、曾经缓解了当时南宋王朝的一次灾难性的“招纳信币”铜钱前纷纷摄影留念。有的观众深有感触地说：“马定祥的人生和钱币收藏已画上等号，堪称中国钱币收藏的完美标的。”北京《团结报》记者称，马定祥做学问的强度、力度、高度和深度，对体系庞大的中国钱币文化所作的巨大贡献、一以贯之的劳动过程和品格修养，理所当然受到世人的赞赏。

“三同”之道

马定祥先生长我四岁，我与他有“三同”之谊。第一，我们都是民革成员，又常常为《团结报》撰稿，在没有见面之前就已互有了解，他的带有学术性的杂文《鲁迅收藏的古钱币》、《猪年说币》给我留有深刻印象；第二，我俩都是祖籍绍兴的杭州人，他的祖父马子香（芷芗）是绍兴柯桥马家河人，马家河以出过明代朱元璋的皇后马金枝而闻名。我的祖父是绍兴禹陵乡大二房村人，禹陵是建立夏朝的大禹王的归葬处，柯桥与禹陵，是绍兴有名的两个风景区，两处乡民进城都要经过同一个城门——五云门；第三，他从钱币的收藏、鉴赏进入钱币史的研究，而我从孙中山研究不期而然地接触到辛亥革命货币史的研究，于是我们在辛亥革命史与钱币史的交又点上建立了共同的学术坐标。

我与马定祥先生还有一个姻戚的关系，我的次媳周俐芝是马夫人周土英的堂房侄女，有了这层关系，马老夫妇来杭探亲，必然要约我畅谈。我俩亦师亦友，往往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

钱币是国宝 叶落在归根

马老一生做人的信条有三，这是我们在交谈中他常常流露的。中青年时期，他认定：“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能枉来人间走一遭，”“取之社会，还之社会，我的收藏与知识是属于国家的。”到了晚年，他认为，中华泉学应该在世界上得到弘扬，我的知识应该有人传承，于是把“培育接班人”引为自己的追求。自1981年因病从上海博物馆退体后正式收徒授学以来，已培育了包括马传德、徐渊、朱卓鹏、屠燕治等一大批钱币研究专家。

马老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钱币学家，是我国早期钱币研究学术团体“中国泉币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声望与影响远及海外，是香港钱币研究会、国际纸币学会、美国钱币学会的资深成员。他为了实践“取之社会，还之社会”这一庄严承诺，早在1951年就向宋庆龄副主席赠送过有关孙中山的纪念章及珍贵钱币，后来还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全套《昭和泉谱》，向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南京市洪秀全文物陈列馆捐赠太平天国及天地会等农民革命钱币一批。此外，他还向《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国百钱谱》等重要典籍多次提供珍藏的钱币资料。

马定祥生前向浙江省博物馆先后捐献两次。1990年，他向浙博赠钱币等珍藏1530件，该馆在文澜阁为之举办“马定样先生捐赠钱币文物展览会”。在开幕式上，我看到他从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沙孟海手中接受了政府的奖金，就当场把用大红纸包着的一捆奖励金原封不动地交还给沙孟老，宣称作为浙江省钱币研究基金之用。事后，我曾问他奖金数目，马老笑着说：“我也不清楚。”第二次是在他1991年1月9日因病入院治疗前。他把60年来收集的钱币拓集、照片、文献、书等十万余件资料，装成74箱，在上海家中亲眼看到浙江省物馆派人运走后才入院治病。不到两个半月，即1991年3月15日，这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钱币事业的老人就停止了呼吸，走完了他传奇多彩的一生。

说起1990年第一次捐献钱币，还有一则人所罕知的情节，这年，马老来杭约我晤谈。他说，他有一批钱币要捐献给国家（此时正在筹建中国钱币博物馆），要请民革中央许宝骙协助，代为向北京的博物馆联系。他知道我与许宝骙先生常有通信联系，要我在通信中提一提。

当时，我一听就坦率地提出了我的意见，要他打消这个主意。我说，北京的博物馆的各类收藏都非常丰富，而浙江省博物馆的钱币收藏却十分单薄，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再则，您是杭州人，应留点东西给家乡，这对杭州祖地也是一个交代。当时，马老听后还有点犹，我就向马老夫人说：“马老在上海是上海博物馆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但蛰居斗室，回到杭州来还要住在你娘家，如果他在上海的名声地位换在杭州，就不至于此了。”

后来有一次，马老在杭州的弟子屠燕治陪同浙江博物馆的陈浩来拜访这位钱币界元老，马夫人还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不久，听说浙江省博物馆副馆长杨陆建也去拜访过他。此后，关于捐献的具体进程，我就不知道了。

一项没有完成的合作项目

马定祥先生写过不少钱币研究的著作。早年他就在中国泉币学社的《泉币》杂志、东洋货币协会的《货币》期刊及上海《金融时报・钱币研究》上发表文章。新中国成立后，在《文物》、《中国钱币》，台湾《泉坛》、《钱币天地》，日本《收信》，美国《世界钱币新闻》、《珍藏》等一批专业期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齐通宝辨》、《补说日本三大钱谱北宋钱》等高水平的学术专论。他生前还有出版《万拓楼丛书》的设想。现在正由他的哲嗣马传德在逐步实现中。

马老对我的文史素养与动笔能力是信任的，我对他的钱币研究也很感兴趣。因此，我们曾有过一项口头协议，两人合著《辛亥革命时期的货币》，他主要提供资料，我主要负责文字撰写。但是，一直到他逝世，我由于社会活动较多，《联谊报》的编务告一段落，就接手参加《浙江事典》的编纂，以至一搁再搁。大约至他逝世的第五年，他的哲嗣马传德从我家取回了马老当年提供给我的钱币钱钞的拓片资料及台湾出版的有关书刊。我对这件事迄今留有遗憾，有负故人之约。但庆幸的是，这本《辛亥革命时期货币》后由马传德和徐渊等编著完成，于2002年纪念孙中山逝世77周年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

应该说，马老对我能从事辛亥革命货币史的探索是寄予厚望的，也大力支持我撰写这方面的文章。现在，我能聊以告慰故人的，只有在2001年运用他的素材写过一篇《孙中山在海外发行的“中华民国金币”考》（发表于《团结报》），从此再也写不出第二篇来。最近，我在修订早年著作《孙中山纪念币一一“船洋”史话》一文中，也正在利用他提供的素材作了若干补充，准备编入我的《耕耘集》。

文章节选自《我与钱币大师马定祥先生的交往》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