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达人著：《农民中国论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12月

ISBN：978-7-308-18812-8

定价：168.00元

孙达人：《农民中国论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

史学的断层：孙达人老师《农民中国论集》杂感

吳錚強

一

昨天（2019年1月29日）晚间，孙达人老师与夫人突然出现在家（小区）门口，实在是始料未及。中午时，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宋旭华老师告知我，孙老师的《农民中国论集》终于付梓，已将样书送到孙老师手上。我本想趁此机会，第二天便去拜访孙老师，没想到孙老师亲临赐书。孙老师一贯的真诚热切，让我不禁回想起很多事情。

大概三四年前，因为常去孙老师家中做客闲聊，觉得孙老师一生颇有传奇，早年媒体报道多有猎奇、误导之嫌，便萌发了给孙老师做口述史的想法。在与同事杜老师一起完成了几十小时的访谈口述，最终形成约8万字文稿后，又对孙老师的早年作品产生兴趣，便在同事的提议下，系统收集了孙老师发表过的论著。当时孙老师略感意外，又乘兴补充了我们遗漏的多篇文稿。本来是讨论口述史是否需要出版，顺带有了将论文结集出版的考虑。结果出版社的反馈，口述史出版需要各种删改调整，文集出版倒只是经费的问题。我们也跟孙老师讨论过如不愿删改调整，可以通过博客等网络渠道原文发表。孙老师本来就觉得出版之事可有可无，所谓口述不过是跟我们闲聊，若为出版删改调整，或者费时费力在网上发布，便成了不甘寂寞的滑稽之举。不少人很期待的口述史发表之事就此作罢，倒是文集，经梁敬明老师的联系，由浙江大学出版社纳入“百年求是学术精品丛书”，耗费了相当长的周期后终于面世了。

二

上大学的时候，孙老师给本科生开课，课程名称我也忘了，反正是讲农民问题。孙老师的课不但激情四射，而且有现实关怀，而且有理论意识，而且推荐我们读布洛克的《历史学家的技艺》，而且崇尚汉唐盛世，这些无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稍后来才知道孙老师原来是陕西省副省长，早年有关“让步政策”的论文曾被毛泽东点名表扬这些传奇故事。记得当时在方格稿纸上写过篇幅不小的文字给孙老师，内容涉及对孙老师新著《中国农民变迁论》的读后感，包括对“农民”概念的困惑，或许也谈了一些别的什么。大概此后不久，便有了在孙老师家里讨教的机会。记得孙老师虽然大有鼓励之意，但对我的表达能力还是有些嫌弃，不过又以自己曾经不好学习的学渣经历来慰勉。那时候还不太了解孙老师完整的人生经历，印象中孙老师说他大学阶段（山东大学历史学系）对当时流行之物虽然也抱有热情，但年纪尚小，有些不知所以然，竟显得有些不合群，便很认真地读了几年书，没想到便走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

当时孙老师给我的主要影响，当然是他的新著《中国农民变迁论》的观点。孙老师认为，农民的形态决定着中国社会的面貌，汉唐所以强盛，因为农民多为“五口百亩”之家，宋代以来乃至明清的农民“小、少、散”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的衰落。不过孙老师绝非中国前途悲观论者，他又认为中国近世的衰落又孕育着复兴的机会。我觉得这个观点相当费解，便反复讨教与琢磨，又进一步了解到孙老师其实抱有盛衰相为因果的观念。这些对我历史观的重塑形成了三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打破线性发展的观念，二是盛衰无常，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孙老师强调的农民）的因素的重要性。孙老师相关观念的背后，无疑既有马克思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又有自己中国史研究的独到心得，还有他长期在关中工作生活经历的情感因素。

三

大学时代听闻孙老师的传奇，主要是评“让步政策”与副省长辞官教书，对于孙老师在北京以及在文革中的经历则不甚了了。后来闲聊多了，才知道故事很多，孙老师觉得媒体上几次猎奇式的报道有些无聊，我了解愈多愈觉得重要，便有了后来的口述访谈。现在如果让我总结，除了“让步”与辞官，孙老师一生的传奇还有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到陕师大那段经历，文革期间在上海、北京、西安等地的各种经历，以及80年代奉命从事行政工作的经历。不过访谈过程中，除了感佩孙老师丰富的人生经历之外，刺激更深的是让我重新理解建国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

大学时代，我以为孙老师最重要的论著当然是《中国农民变迁论》，《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只是一个传奇，在学术上早已过时，我也从来没有找原文来读。在访谈时问起孙老师早年的研究，才知道孙老师不但参与了“五朵金花”中封建土地所有制等问题的讨论，而且还写过《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这样的论文。因为印象中“五朵金花”的讨论多是史论式的，很少有微观研究，我和杜老师当时又在做地方历史文书相关的研究，因此对这篇具体讨论契约文书的论文特别感兴趣。在我们的追问下，孙老师承认这篇论文是因为接触到具体的契约文书产生兴趣而撰写的，当时确实也没有办法跟重大的史学议题充分结合起来，只是隐隐觉得历史研究也应该从这种具体的史料入手。

另一点让我觉得意外的是，孙老师当时也是魏晋封建说的主张者，基本同意唐长孺的观点，早年的论文主要围绕这个议题展开，同时解答了我长期以来的困惑。因为我总觉得秦朝以来编户齐民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无法理解秦汉奴隶社会从何谈起，便问孙老师如何理解编户齐民的问题。孙老师回答说，编户齐民当然是常识，但被排除在社会形态的讨论之外，这在当时是有理论依据的，因为经典作家在讨论古罗马奴隶制的时候，也以是否存在奴隶制度为依据，并不讨论奴隶制度是否构成主要社会秩序的问题。

在土地所有制相关的系列论文之后，孙老师发表了著名的《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1965），从此农民战争与农民问题就成为孙老师历史研究一以贯之的主题。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又经历了几个阶段，文革结束后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对农民史的研究，90年代复出学术界之后则开始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注重族谱在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呼吁摒弃“精英”史观，强调史学的宗旨是把历史变成国民的精神财富。在脱离了学界九年之后，可以说孙老师的很多史学观念仍然是领时代之先，比如他最早推荐我们读《蒙塔尤》，最早关注兰溪鱼鳞图册，最早计划用数据库技术研究族谱与鱼鳞图册，实在令人佩服。可惜，相关研究计划涉及到的新的技术条件、经费与项目制度，这给孙老师造成种种不适应，乃至一度陷入严重的焦虑状态。

四

孙老师的学术生涯有两次严重的中断，一次是文革，一次是在陕西省从事行政工作。在访谈的过程中，通过孙老师的经历，我更深刻体会到当代中国史学经历的多次断裂，如果不能充分理解这种断裂，当前的中国史学就有可能陷于无意识的处境。

我和孙老师专门聊过陈寅恪，孙老师主要谈了两点。第一，陈寅恪当然是赫赫有名的，是他老师们的老师辈，但在他的大学时代，陈寅恪政治上的保守立场（思想在同、光之间），当然是被他那个时代所摒弃的。第二，对于9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立场的重新流行，孙老师总会觉得无语以对。但在他的印象中，重新流行的陈寅恪，最初并不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或者社会史大家出现，主要还是为他们当年批判的繁琐考据翻案。孙老师对陈寅恪没有任何的不敬或敌意，应该说陈寅恪对孙老师而言是一个相当遥远、甚至古老的存在。我想强调的是，在这段访谈中，我如此强烈地感受到1950年代与1990年代中国史学的两次断裂。

当然，另一种断层感来自孙老师那篇《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它让我困惑，现在史界热议的眼光朝下、写本研究，与那“十七年”形成的史学传统，应该构成一种什么关系？我绝无抬高“十七年”或贬低当今史界成就的意思，但如果真的打破线索发展的思维，许多现象会显得更有意味。

前两天在微信上跟常驻浙大高研院的吕大年老师聊起，现在出现了一种趋势，用英文世界通行的学术语言，把有关中国的常识重新表述，成了无往不利的学术创新与发表神器，有时还美其名曰跨学科。我们觉得这种现象虽然滑稽，却有充分的现实必然性，是全球化的症候之一，也是中国（人文社科）学术的最新（可能是最严重）的一次断裂。现实的必然性并不等于学术的合理性，不能充分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多次断裂的内在复杂性，今天以创新之名制作的各种知识终究是浮泛之物，恐怕行之不远。当然，也或许断裂与浮泛才是知识产生与扩张的铁律，何况今天还面临着大数据之类前所未有的新技术，让知识与学术面临着更加不可知的未来。

但无论如何，如果人始终需要寻求理解，孙达人老师作为建国后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史学家，他横跨两个时代（1960与1990年代）的农民史的研究，无疑提供了理解当代史学史的宝贵案例。（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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