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 年 4 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条约条款之一是中国向日本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处通商口岸。根据所谓“最惠国待遇”，西方列强也得以享受与日本同样的特权。杭州由此开埠，成为近代浙江继宁波、温州之后对外开放的第三处通商口岸。

杭州关税务司旧址

1896 年 9 月 27 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浙江督办洋务局与驻杭日领事签订《日本商民居住塞德耳门章程》，共 13 条。《章程》首条规定：“杭州武林门外拱宸桥北，运河东岸一带，自长公桥起至拱宸桥止，作为福连塞德耳门（ForeignSettlement 的音译，意即外国人居住地）。于此地区内，议分作日本商民居住之塞德耳门。”据此《章程》，划定的区域分南北两部分，北半部为日本租界；南半部为通商场，为西方各国贸易、居住之地。

清末杭州城与拱宸桥租界图

杭州开埠及租界的设立，对杭州造成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它固然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客观上却为杭州增添了“国际化”的成分，促进了近代杭州对外的交流和开放。继日本之后，英国于1897年在拱宸桥租界通商场区域内租地设立领事馆，美国在1904至1906年间也曾在钱塘门外设过领事馆。为适应杭州与外国的通商需要，清朝有关当局在管理机构上作了调整，1896 年6月在拱宸桥新设杭州海关（关址在今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并于 10 月 1 日正式开关。之后杭州和浙江的对外贸易额明显上升。而另一方面，随着异域文化的传入，杭州人民在捍卫民族文化精华的同时，又秉承了传统的“开放、包含、融合”精神，吸收外国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如 1908 年春西方无声电影引进杭州，在拱宸桥地区上演。从此，杭州开始向现代化都市的方向转变，出现了机器工业、旅游业、娱乐业等新式产业，市政面貌也逐渐得到改善。

文章原名《杭州开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