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钧是一位浙江省籍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名声不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他抗战胜利前后有一段时间曾经在上海生活、写作，所以引起我的注意，并在讲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文学情况的《年轮》里予以简单介绍。不无遗憾的是，我在那本书里阴差阳错地将史美钧归并于女作家行列。《年轮》出版后不久的2002年7月，在浙江杭州工作的陈光宽先生写信给我，指出这一差错，同时写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史美钧情况。陈先生在信中写道（明显的缺漏字在【】号中补加）：

书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把史美钧作为女性了。这名字看来似乎有一点女性化，实际是一个大男人。因为我见过他，他是我中学时期的一个中学校长。抗战胜利以后至一九四八年间，他是私立三在中学（取《论语》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句意）后来改名中山中学的校长，但他究竟哪年到职或离职，我现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那时我才是刚进初中的一个糊涂学生。但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他可能还在当校长（我已初中毕业离开），因为他还有一本《衍华集》（他的散文集，杭州现代社一九四八年七月出版）送给仍在校执教的我的父亲。……我记得那时他大约四十来岁或四十多岁吧，瘦高个子（在我那时看来如此），有文人气质。一方面，他为人似较宽容，我在校时我们班曾发生过一次罢考事件，其中几个主事者（我似乎也是其中之一），并没有受到严厉处置，我没有受到处置可能与我父亲在校执教有关，其他人也没有严厉处置可能则是校长为人较宽容的关系。再方面，他为人为文似乎都有点诗人的浪漫气质，现在他的小说、散文作品无法再读，但他有一首歌曲，因在校时曾教唱，而我又较喜欢，所以还记得，写下来传播一下，我想先生也许高兴见到的。

歌曲的题已不记得了，词如下：

我曾静谧深思地到来
萤火飘上黑漆的池塘。
我又缄默凄怆地离开，
轻风拂过迢递的空旷。
【也许你会印烙我影子，
像记住颗暗淡的秋星；】
而人们或已把我忘掉，
像幻灭个虚无的梦境。

这词的意境极美，唱起来仿佛身历其境。由此看来，史先生的文学水平并不低（当然比不上张爱玲那样的天才），他能诗，《晦涩集》中收录新诗七首；也写诗论，他发表的单篇作品有《朱湘论》（《青年界》第九卷第四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卞之琳论》（《中国文艺》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三九年四月。这两天重读了他的“卞论”，——选入《中国现代文艺大系·评论集》，看来水平的确不低的）；《诗人梦家论》（《中国文艺》第一卷第五期，一九四零年一月）；《徐志摩论》（《小说月报》地四十期，一九四四年）。他还写过一本通俗理论著作《怎样习作文艺》（上海中国图书编译馆一九四零年三月出版），以青少年为对象，分别论述诗歌、小说、日记的定义、取材、描写等问题。他一九三五年的小说集《晦涩集》收小说十二篇，一九四二年的散文集《纡轸集》收散文四十二篇，一九四八年的《错采集》收小说十篇，《衍华集》收散文三十篇（可能有一半分量是论文），总的来说，数量还是不少的，且大都在比较正规的出版单位出版。但一九四八杭州现代社并未见其他出版物，也可能【《错采集》、《衍华集》】是他自费出版，而冠以现代社的名义的。《年轮》提到他，这是【他的】幸运，但可惜的是没有人或相关著作提他或作深入研究；即是《年轮》也没有提他的散文和诗论作品。

《年轮：四十年代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书影，陈青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

在史美钧出版于1948年的短篇小说集《错采集》中，有一幅插页印有作者的照片，是一位面容清秀的男青年，照片下的文字注明是作者二十四岁时所摄。《错采集》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读过，当时还做过阅读笔记，由于当时数码相机还未像今天这样普及，未能将插页照片拍摄留存，以至为撰写《年轮》整合资料时，想当然地以为作者的名字中含有一个“美”字，便将其划分到女作家之列。这实在不是认真严谨的治学者应有的行为，对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我非常感谢陈光宽先生的指谬，开始留心寻找有关史美钧的更多资料，以便在适当时机公开纠正我的失误，同时也向社会较为详细地介绍这位文学前辈的情况，为此还专程到杭州拜访陈先生，也曾向研究浙江现代文学的学者求教。然而，结果实难令人满意：陈先生说，他所了解的情况都告诉我了，他的父亲已于1975年逝世，而由于年代久远，也找不到当年一起上学的同学了解更多情况；几位浙江学者也说不清楚史美钧其人其事。

在史美钧出版的散文集《衍华集》中，有一页刊有“本书著者重要著作简目”，注明史美钧自1934年至1948年先后出版著作有八部，其中除陈光宽先生提到的几部外，还有《稚意集》（童话，民国二十三年上海新中国书局）《披荆集》（小说，民国三十年丽水正中书局）《短檠集》（论评，民国二十八年上海中国杂志公司）和《鱼跃集》（论评，民国三十一年丽水正中书局）。

《披荆集》封面

在已知史美钧出版的九部著作中，我现在看到的只有五部，即《错采集》《衍华集》《晦涩集》《怎样习作文艺》和《披荆集》。

《错采集》的内容《年轮》有些简介。1935年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晦涩集》，收《降》《燥》《蚀》《零》等十一篇小说，另有以《芜》为总题的新诗七首，以及集前的《引》、集后作为跋文的《韵》各一篇。“谨将此书献给君玫追寻新婚的踪迹，并纪念我的母亲妹妹及残破的自己”，是史美钧为《晦涩集》所写的题辞。作者在《引》和《韵》里，抒发对少年时代的怀恋，感叹人生际遇的哀凉苦涩，坦承集中的作品“感伤氛太浓厚了，然而我热烈追记同类，不能不这样”。1948年由杭州现代社出版的《衍华集》含上下卷：上卷收散文二十篇，包括几篇关于个人生平的回忆；下卷收有关中国现代十位作家的创作评论十篇，即陈光宽先生在信中提到《朱湘论》《卞之琳论》《诗人梦家论》《徐志摩论》等，只是这些评论收入《衍华集》时，均将题目中的 “论”字去掉，而在论主姓名前加“记”，诸如《记朱湘》《记卞之琳》《记陈梦家》《记徐志摩》，此外还有《记王独清》《记冯乃超》《记于赓虞》《记戴望舒》《记臧克家》和《记路易士》；在《衍华集·前辞》中史美钧说：上卷中的作品作于1946年前，下卷中的作品为抗日战争爆发前“应文学杂志之约所作”。《怎样习作文艺》则如陈光宽先生信中所说“以青少年为对象，分别论述诗歌、小说、日记的定义、取材、描写等问题”。

《披荆集》我未能看到原始出版物，看到的是北京宋希於君发给我的依据原始出版版本扫描改制的电子文本。该文集封面显示由“杭州正中书局发行”（这与《衍华集》“本书著者重要著作简目”中称《披荆集》由“丽水正中书局”出版不同。我推测，正中书局原在杭州，抗战爆发后迁至丽水继续出版业务，致使史美钧在出版《衍华集》时误记。他称《鱼跃集》也由“丽水正中书局”出版的情况亦然），尾部注明文集出版时间为“1941年”。《披荆集》收“小说”十八篇及《题记》一篇。其中的作品，写作时间自1935年10月至1941年9月，内容主要描写抗战之前和抗战期间浙江杭州、温州、海宁一代的社会景象，大多篇幅短小，情节、结构简单，描写手法以平铺直叙为主，文辞清秀但时见语病，以至作者在《题记》中说它们“浅薄异常，堆砌粗率的缺点，大概著者颠沛遭遇使然。体例更倾向经济的短篇，近似素描和速写”。尽管如此，这部“小说集”中有三篇作品值得特别注意：

其一是作于1936年5月的《泡沫》，写“我”和妻子迁居杭州时与一对拐小孩夫妇为邻的见闻。它值得注意处在于，“我”的妻子名“玫”，对照《错采集》题辞中说“谨将此书献给君玫追寻新婚的踪迹”，可知此篇所记系史美钧夫妇的一段真实经历。而这一点，对读者理解《披荆集》中所有作品的艺术创作生活依据，不无提示意义。另一是《燎原》（可惜文末没有注明写作日期），作品以五封书信的形式，讲述一位当过小学教员的“正气青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在父亲病逝后，没有随母亲去孤岛上海谋生，却毅然前往时为抗日游击区的嘉兴海宁的Y镇（硖石镇）参加抗日报纸的编辑销行工作，为应对日愈恶化的形势，随报社辗转桐乡、崇德一带，不畏艰险，坚持三年，直到报纸被迫停刊的经历，其中有报纸隶属关系的变更，报纸名称的变幻，报社人员的进出，报社处境的危险和经济状况的困窘等等，结尾更特意申明，这篇作品所报告的“我们一群奋斗的记录”是“真实故事”。再有是作于1941年7月的《突围》，采用五篇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浙江一所学校的师生在抗战期间的一段经历：4月16、17、18三日所记为师生在日军进犯战况下有组织突围，转移xx山中的过程，以及学校实施“游击教育的计划”，诸如“以化整为零的原则，八人一组，每导师率领两组，分住山窝民房内，以防不测”，借茶栈木板“暂充讲解的黑板，大家席地而坐，开始临时上课；课程除原有外，復加添组织警卫队、情报队、救护队等训练”等；5月19日所记为学生家长对校方行为的赞许和几位被虏学生平安返校；6月15日所记为学校完成考试后，继续秉承“不受奴隶教育的毒化”、“迈进多难的战时教育”办校宗旨，决定再次迁移。《燎原》和《突围》用文学形式分别为抗战时期浙江新闻界、教育界保存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后人对抗战时期浙江社会情况的认知。

《错采集》

《衍华集》

至于《稚意集》《纡轸集》《短檠集》和《鱼跃集》，我目前能寻访的上海几处图书馆均未存藏，故未能阅读。

关于史美钧的生平经历和文学创作，目前只能根据他的几篇自述性文章（《衍华集》中的《自剖》《伤逝》《锢》《写作琐语》等，以下引文除另加注明外，均见之于这些文章）和其他相关资料了解到一些粗略情况：

史美钧说，他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西”，说此地位于“闽浙交界”，又说在日寇登陆永嘉时离乡赴沪。依据这几点推测，他的故乡应在永嘉即今温州地区西部或丽水地区西南部接近福建的某处，确切地点有待进一步考证。

据宋希於君告，他查到1928年2月《妇女》杂志第十四卷第二号“征求”栏中，刊有史美钧征求过期杂志的广告，希望有意转让者将该杂志寄交“硖石迪秀桥南史美钧收”。宋君还查到1928年8月31日《申报》刊登的《持志大学暨附属中学录取新生案》中，史美钧为该校第二次招考录取的大学部文科国学系试读生。我推测，1928年初在硖石的史美钧，或者就读中学，或者中学毕业不久；而被上海持志大学录取时，他的年纪当在二十岁上下。按照民国时期大多中国人结婚的年龄一般在二十岁前后推测，1936年5月所作《泡沫》中已经结婚的“我”，年记也不会超过三十岁。还有就是史美钧在1948年出版的《错采集》采用二十四岁时的照片，按照常理，也不会与作者实际年纪相差太大。综合上述情况，我推测史美钧可能出生在1910年前后。至于陈永宽先生回忆，他在1940年代后期见到的史美钧“大约四十来岁或四十多岁”，可能是由于史美钧常年多病导致的面相稍稍显老。

浙江金华的史美珩先生是《中华姓氏谱·史姓卷》编著者。据史先生赐告：史氏的祖先是西周史官，以官为姓，有文字流传的史氏宗谱尊西周史佚为始祖，西汉杜陵侯为先祖，溧阳侯史崇为一世祖；溧阳侯的后裔自唐代逐渐由江苏溧阳向四周迁延，其中一支迁至宁波，繁衍成宁波史家，因宁波古称四明，故宁波史家又称“四明史氏”；在以后年代，宁波史家又向浙江全境及赣、闽、皖、鲁、鄂、湘等地扩展；史氏自1082年由宁波史家的溧阳侯三十四世开始有辈份排行，初定二十字为排行序列，后又续定二十字，“美”字辈系溧阳侯支脉的第六十世子孙。史美珩先生出生于1930年代，史美钧在宁波史家“美”字辈后裔中是较为年长者。

史美钧从小多病，身体瘦弱，但衣食无忧，十二岁时一位尊长买过一架钢琴送给他作为礼物，由此可见家境尚可。他读过六年中学，主修商业，1928年入上海持志大学，先后研修教育和文学，或许由于潜心学习，以至被有些同学称为“书呆子”。大学毕业后，史美钧返回家乡任教。1941年5月中旬，侵华日军在温州登陆，史美钧仓促离乡，1941年下半年至上海，一度在胡山源夫妇主持的集美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返浙，不久出任杭州三在中学校长。此后情况待考。

与体弱多病有关，史美钧从小养成内向好静、喜爱读书思想的性情。广泛的阅读，丰富了他的知识，开阔了他的视野；沉思默想以及初恋遭受“摧残”，使他“心境更全为虚无占据，李商隐诗集成了日常必修课”，他说自己在青少年时期便“受中国思潮与尼采、叔本华、丘浅次郎等学说影响，空洞的梦幻支持我的思维，……特别喜吟‘柳如多病无心绿，花到将残不肯红’之类诗句，意绪消沉，步履维艰”；“未届二十岁已多颓废迟暮之叹，转而精心贯注研究写作，中学大学至从业，迄未间断”。

史美钧说，他在少年时代开始写作，十三岁写四千字文，十四岁写七千字文，十七岁作一七一行长诗及万字长文等。他的文学创作，大致始于中学时期，“最初所著童话与小说，发表于商务的《儿童世界》《少年杂志》《妇女杂志》，这时期的作品后多收入《稚意集》中。史美钧说，他的早期作品不乏“惊悸寡欢之情，流溢字里行间”；《稚意集》中即“取过‘荒郊暴尸’、‘死前独白’等题材构成诗或小说，略染恶热派气息，无意间常带类此倾向”。

史美钧说，“民国十五六年间，我最欢喜翻译英文故事，此时草稿虽众，可刊出者仅占十分之一二”。又说，“十八年春，我开始对新诗强烈爱好，举凡近十年来的新诗集收罗近二百余种，除教育门功课外，废食忘寝地研究诗歌，初期作品，颇染上西洋格律诗派的影响”。翻译英文故事和喜爱新诗，大致已是史美钧在上海读大学期间的事了。收入《晦涩集》里的七首新诗，想必也作于这时期。陈广宽先生在信中回忆的那首歌曲，题名叫《有赠》，大概作于稍后时期，由友人为其加谱乐曲，曲谱见于《错采集》作者像插页背面。《有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史美钧新诗作品的格调与风情。

《有赠》歌谱

在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之外，史美钧在因避敌离乡赴沪时，将一批文稿（包括教育专论十余篇，论文杂著两大辑，实录战时生活的日记一册）交给一名学生代为保存，然而后来全部遗失。

史美钧说：“我的写作范围，甚为广泛、糅杂，同时，应用笔名过多。”就文学而言，他的创作对童话、新诗、散文、小说、评论都有涉及；此外还写作了指导文学写作的《怎样习作文艺》和被遗失的关于教育的论文等，确实“广泛糅杂”。但他使用的“过多”笔名，未见他本人明确提示，迄今众人所知的仅有“高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