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4位“工作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出身，也都是浙江人。

    宓熙，嘉兴海宁人（2015年夏，我曾见到从台湾来杭州的宓熙外孙女婿孙先生。他告诉我，宓熙其实是宁波宁海人），1900年出生，黄埔一期，民革成员，市政协委员。

    1922-1924年，宓熙任孙中山先生卫士，1924年入学刚刚建立的黄埔军校，1925年起开始任蒋介石的卫士。1927年赴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又回到蒋介石身边当卫士（侍卫官）数年。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一个并无军事指挥权的少将“典验官”，被“国防部”派往前线国军某部“视事”，结果连同被解放军包围的该部残军一起被俘，后来被送往济南战犯管理所。

    1975年，宓熙被释回杭。此时他的妻子早已过世，只有一个女儿一家在杭居住。他女儿、女婿是当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中共党员，早已与身为“战犯”的父亲断绝联系。当时尚在“文革”时期，其女儿一家要接纳这样一位原国民党将军父亲确有很大顾虑。为此，有关部门上门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并在他女儿住处附近（卖鱼桥一带）为他落实了一间小屋栖身，以便女儿一家就近照顾其生活。后来因其年高多病，生活上越发难以自理，组织上又专门为他女儿在和睦新村安排落实了一个大套，让他和女儿一家住在一起，妥善解决了他的生活不便问题。我曾先后多次到他这两处住所拜访探望，并征集史料。那时宓熙已耳聋眼花得很厉害，说起话来含混不清，但后来还是为我们提供过两篇珍贵的“三亲”史料。其中一篇是回忆当年他任蒋介石侍卫官时的经历，几页稿纸上字迹歪斜，且多为繁体宇，难以辨认，还有许多不连贯、不通顺的地方。多亏了刘尚时先生不厌其烦地多次找他约谈补正，经反复整理再经他本人过目确认才定的稿。这是一篇浙江省政协文史委为征编《蒋介石史料专辑》而要我们代为征集的重点史料，后来以《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为题，发表在《浙江文史资料》23辑上。当时要找到如宓熙这种早期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过的人已属不易，而能真实叙述有关蒋介石的史料更不多见。据说该史料出版之后，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约在1987年，宓熙先生辞世，终年87岁。

    吕钦璜，字壁城，金华永康人，1903年出生，黄埔四期，民革成员。

    吕钦璜说，辛亥革命先驱、永康人吕公望是他的族叔。

    吕钦璜是这4位黄埔出身的军官中唯一进过当时在南京的陆军最高学府一一陆军大学就读的人，以后还被选送美国西点军校深造。

    在全面抗战初期的1937年至1938年间，时任国军某部炮兵团长的他，随国军某集团军在山西与八路军联合抗战。其间有一件事让他记忆犹新：一天，他奉命亲自开车前往八路军115师师部接师长林彪到国军军部和他上峰会晤。他见到林彪后，因同为黄埔四期，相谈甚欢。他说，他在黄埔时与林彪虽为同期同学，但由于学科不同（他是炮兵科，林是步兵科），籍贯不同（他是浙江人，林是湖北人），因此在军校可能见过面但并不相识。1927年国共分裂，林彪等共产党员撤离军校，此后国共两党两军打了10年内战后，不想又为了共同的抗战大业走到了一起。

    此后，吕钦璜还曾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任浙北师管区少将司令。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因前方战事吃紧，将不敷用，遂下令把他这个在后方搞征兵工作的司令调任某一线部队任师长，并加授中将军衔。此刻他已预感蒋家王朝已频临覆灭，颓势不可挽回，决定仿效当时许多国军高级将领的“阵前起义”，于是派人设法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准备采取起义行动。不料解放军进展神速，他还未与中共方面来得及商定具体起义计划，所部已被解放军包围缴械，他这个师长也就成了俘虏，后被送往济南战犯管理所。

    1975年回到杭州后，与他儿子一家合住在孩儿巷白泽弄他在解放前置的一个独门小院中的部分房间。经申诉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与中共方面联系起义一事，经组织上反复调查属实，最后确定其为起义人员身份。并依据政策，以其起义前的国军职务、军衔（正师级、中将），享受国家干部行政17级工资待遇，并被补为市政协委员。

    吕钦璜于90高龄辞世。大约两年后，他原来的住处被划为“旧房改造”范围。一天拆房民工破拆他原卧室时，从天花板上掉下一件用油布包好的重物，民工打开一看，竟是一把锈迹斑斑的“勃朗宁”手枪！记得当时《杭州日报》还对此发表了一则短讯。

    方耀，金华浦江人，生于1908年，黄埔六期，民革成员，市政协委员。

    初见方耀，我觉得他是这几位老人中身体最好的一位：身板挺直、走路快速，真所谓“站如松，行如风”。他告诉我，他这副硬朗的身体体质是过去战争年代锻炼出来的。他的好身体让他活到了93岁高龄！

    方耀说，黄埔六期以前，军校内有两个组织：以国民党员学生为主体的“孙文主义学会”和以共产党员学生为主体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两个组织之间因党派不同，信仰有异，因此常常会产生摩擦。黄埔六期正好经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政策的黑暗时期，一时间，校内所有共产党员从各级领导层直到基层学生，全部被迫撤离。当时他还未参加国民党，一位浦江老乡、同为六期同学的共产党员临行前曾动员他一起离开军校，但他因对国民党蒋介石还抱有幻想，就拒绝了。之后，他曾随部队开赴江西“围剿”过红军，还参加过蒋介石在庐山举办的“军官训练团”培训。

    解放战争后期，他任国军某师上校副师长。在解放大军突破长江防线后乘胜追击，他所在部队奉命南撤时，师长身负重伤，他被“临危受命”任代理师长，率残部继续南逃。不想第二天即被解放军围歼，他这个短命的“代理师长”也随之被俘。后被送到了济南战犯管理所。

    1975年被释后，回到杭州与妻儿团聚。他和宓熙一样，虽然“被俘人员”的身份没有改变，但还是一开始就被安排为四届杭州市政协委员。后来他的一个女儿50多岁时嫁给一个60多岁的台湾画家（双方均为再婚），他因此在80多岁高龄时申请赴台探亲，得到批准。在台时还会见了一些旧时的军中同僚，向他们宣传了大陆的对台政策。

    方耀生前曾不止一次对我谈起那件往事：“1927年那位共产党员黄埔同学劝我跟他们一起走，我没同意。其实我也是个苦出身，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我为蒋介石卖命实在不值得。”方还告诉我，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当年的那位同乡同学已经是解放军的兵团级离休干部。“他打听到我的下落，曾托人带来口信，要我到某地干休所去找他住些日子叙叙旧。说实话，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但我实在没脸去见他。”

    王飞，绍兴上虞人，生于1912年，黄埔十一期，民革成员。

    王飞在这5位老先生中年纪最轻，身体也较好。在图书室，除了刘尚时，他也是每天都来上班的人，不论忙闲，上午下午，风雨无阻。他说“我家在官巷口，离机关不太远，每天来回走两趟也算是个锻炼，顺路还可以买点小菜什么的，何乐而不为呢？图书室的工作相对比较清闲，空下来，我就可以看看书，读读报，还可以用毛笔在旧报纸上练练字。”他还告诉我：“去年（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我还写了一个有关辛亥革命烈士秋瑾女侠事迹的小剧本送到市文化局，后来虽然没有使用，但他们还是给我发了200元稿费呢。”

    王飞年少时就读于由著名教育家经亨颐先生在上虞创办的“春晖”中学，学业优秀，毕业时正逢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血气方刚的他，不顾家人反对，决定“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这时已从广州迁到南京）。由于他是名校的高中毕业生，身体素质又好，一考即中。

    王飞向我谈起过黄埔学生的“学制”问题。他说，黄埔军校是军队的初级军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中专”级别），报考军校者除了需要诸如身体健康等条件外，通常还需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军校学期一般为两年，但自从1924年建校后，由于战乱不断，如开学初期三年就经历了“东征”“平叛”“北伐”，后又经历了内战时期的“围剿红军”“新老军阀混战”，抗战时期的“反侵略”和解放战争时期“反共戡乱”等。战火一开，黄埔学生往往短的几个月，长的一两年，不到毕业即被送上战场。而他这第十一期倒是读满两年毕业的。在军校时，他们常常能见到校长蒋介石。除了在军校的9师生大会上听取蒋的讲话外，只要蒋住在军校的日子里，同学中有不少人看到：每天清晨起床号吹响前，蒋就会在校园里跑步，夜里蒋还会不时到学生宿舍里查铺，给人掖盖被子。王飞还讲过这么一件趣事：一天在课间，蒋介石在和一群学生聊天时，一位同学竞对蒋开玩笑：“校长，这两天怎么不见你早起跑步了呢，是不是夫人来了呀？”语惊四座！大家惊愕地看着蒋介石和那个同学，不知下面会发生什么事。只见蒋笑着用右手指点着那个同学说：“你这个小年轻，懂什么呀！”事情就这样在众人的“哈哈”声中一笑了之。事后大家纷纷指责那个同学不知天高地厚！

    王飞说，蒋介石先后担任过总司令、国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总裁、总统等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因此后来对军校事务已少有过问，但很长时间内仍兼任校长。因此黄埔各期学生以后不论担任是何军职，在蒋面前或背后，对蒋仍然多以“校长”相称，蒋本人对此似乎并不介意，欣然受之。他听说蒋介石曾对其高级部属大发雷霆，痛骂其“无能”。但据他所见所闻，蒋对其基层官兵从未发过脾气。至于现在人们所熟知蒋介石的“娘希匹”等污言秽语，他则从未听人说起过。他还说，现在电影中常有这样的桥段：当蒋介石将要在某一场合出现时，总会有值日官大喊一声“校长到”或“委员长到”。于是众人便立马作“立正”状，以示恭敬。他认为这是电影“艺术夸张”的表现手法。据他所见所闻，凡是蒋从远处走来，正在现场的官佐仅互相轻声提醒“校长来了”或“委员长来了”，大家便立即停止聊天、抽烟（据说蒋很怕烟味），既不立正也不鼓掌，只是静静地看着蒋走近。蒋或者会招呼大家坐下，或者走近某个人身旁欲和他说话时，那个人才会立正敬礼，称呼一声“校长”或“委员长”。如蒋主动伸出右手，那人才会握手，否则决不会主动伸手。

    王飞参加过“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任国军87师某团机枪连连长的他，奉命率部扼守关键阵地，配合友邻部队予敌重大杀伤，自己连队也损失惨重。后因日军援兵在杭州湾登陆，国军防线被突破，团长派传令兵命他率部后撤。王飞说：“当时我多了一个心眼，要传令兵回去带团长的手令来我才撤。我这样做也是出于自我保护。以前听说过有人在战争中奉口令撤退，结果却承担了‘擅自撤退，弃阵逃跑’的罪名。这我可担当不起。”

    王飞后来在国民党浙西行署下属的青年营任营长，其间与同为行署下属的妇女营一位陆姓女战士相识相恋，最后结为伉俪。

    日本投降后，王飞所在部队调防南京，是警卫“首都”的“御林军”。后因北方战事吃紧，他任上校参谋长的某师随数万中央军，奉调北平郊县，作为后援部队受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将军的“节制”（指挥），“协防”据守北平、天津一线的西北军。王飞说，其实我们这些军官都明白，所谓“协防”，实际上是监视。因当时蒋介石对傅作义已很不放心，如傅部一有“异动”，他们这些中央军的作用就立即变“协防”为“牵制”了。但同时他们心中也十分明白，如局势真的有变，自己这区区几万中央军要对抗数十万西北军和围城的数十万中共东北野战军的结果是什么，因此只有消极静候事态的发展了。结果，傅作义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秘密达成协议，一声令下宣布起义，他们这些中央军也被作为起义部队“裹胁”其中。他们被短期集训后，按解放军当时“去留自由”的政策：凡愿意留下者适当分配工作，愿意离开者则发给路条路费。王飞当时唯一的想法是与分别数年的家人团聚（他的妻儿都在国统区杭州）。从北平至杭州两千多公里的路途上，国共双方防区犬牙交错，战事不断，公共交通早已停运，回家之路凶险万分。他整理了一个皮箱，把自己扮成一个商人模样。出于某种考虑，把那张发给他的路条毁弃了。解放军用卡车把他们这一批要求回家的官兵送到解放军防区最南面，在一条封锁线旁下了车，此后的回家之路，就由每个人自己解决了。王飞提着皮箱，断断续续地坐驴车、乘小船，以至徒步走路，一路艰辛行至山东地界，不料遇到解放军到处设卡盘查，他的假商人身份很快被识破，只有极力申明自己是在北平起义的军官。可在那时通信不便，无法核实，而那张能证明自己起义身份的路条也早已不存，只能被当作“漏网反动军官”看押，最后被送至济南战犯管理所，直至1975年被释回杭。后来经组织深入调查，确认其起义人员身份而落实政策，定为国家干部行政19级，并补为市政协委员，后来又成为文史委员会委员。他曾感慨地说，自己当初被当作战犯关押是值得“庆幸”的。因为事后听说，他当年在国军的一些下属——营级以下的军官，新中国成立后都被送往原籍监督劳动。

    王飞谢世时享年83岁。他原本身体很好，只因在过世前一两年，外出不慎摔了一跤，摔得口鼻出血，此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否则应该活得更长些。

    这5位老先生先后以耄耋之年辞世作古，我都分别参加了他们的遗体告别仪式，为他们的人生之旅送上最后一程。

    我之所以产生为这些曾经的“工作员”写点回忆文字的念头，还缘于自己有一本保存了30多年的记事本。现在翻开这个本子，内芯纸页已经有些泛黄破损，上面记录了我在从事文史工作期间，与历届政协委员及联系人士中年事已高、社会阅历丰富的老同志之间的谈话内容，时间跨度为1982-1997年，长达15年。本子封面上有我自己写上的“文史工作采访笔记”八个字。实际上，当时所谓的“采访”，真正定好主题、拟好提纲，有针对性地上门，面对被采访人，打开采访本，然后我问他答、他说我记的情形很少。大多都是我在办公室、会议室、图书室等处或到他们家中与老人们随意的聊天，甚至在路上偶遇，也会站着聊个十几分钟，告别后我才回到办公桌前，取出笔记本追忆下来，多则几百字、少则几十字。这样做是为了初步了解老人们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做到心中有数。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从这些聊天记录中选择一些有价值的线索，整理成一个“文史资料征集提纲”（上面分别列出被征集人的姓名、年龄、党派、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事何种职业、有过什么重要经历、曾经和重要历史人物有何接触，以及他们所知道的还有何人有可能为我们撰写哪些方面的史料等信息），送呈文史委领导并一起研究。这是为征集史料所做的前期准备工作，以便有针对性地分别上门征集，“定人、定时、定稿”。

    我和那几位“工作员”接触时间最多，聊天内容最详细（自从1986年12月，市政协机关迁至平海路以后，他们不再来上班，但我仍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记本中有关他们的记录自然也最多最详细。尽管有些地方记得断断续续、不成系统，但正如俗话所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些记录却为我今天写成上述回忆文字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我在梳理这些素材时，凡有语焉不详之处，均删去不用，做到“宁缺毋滥”。尽管如此，仍需要说明的是，我无法查证核实他们的谈话内容与他们的实际经历有何不同。但我宁愿相信他们的叙述都是真实的，因为我认为他们当时已无任何功利性目的。即使有出入，也一定是我的误听误记所致。

    这5位市政协机关曾经的“工作员”，都先后成为我们的政协委员，其中3位还被落实起义人员身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他们都感恩于党的统战政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妥善安排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党和政府的礼遇。为此在有生之年，除了力所能及地履行政协委员职能，认真做好图书室的工作以外，还为我们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方耀还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并被采用，以现身说法，向海峡对岸宣传了我党的方针政策），作出了自己的积极贡献！

    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这些有着特殊身份的“工作员”的身影，已离我们渐行渐远。我这个当年在他们眼里3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也都这样称呼过我），也已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作为一名市政协机关的老工作人员，自感有责任，也有必要为我们政协工作史上的这段经历留下点文字记载。是记录，也是纪念。

作者系杭州市政协办公厅原副巡视员

文章来源《杭州记忆》（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