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界首席大佬蔡襄又回来了！蔡襄携家眷经过北关门、武林门，抵达杭州，是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六日。他上次来杭州是14年前的事儿，虽然住了两个多月，但那时只是路过。现在却不一样了，他是来做杭州父母官的。

在汴京的官场上，蔡襄百般不顺，最后搞得自己身体也越来越差。英宗皇帝即位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搞得很糟。给皇上添堵，这京城是待不下去了，蔡襄一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拍屁股走人吧。走哪里去？回福建老家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老母都已是百岁之龄了。但又怕引起皇上的误会，你是书界、茶界的跨界达人，是不是就可以撂挑子了呢？想回家享清福？你今年才54岁，还不到退休年龄呢！不回福建又去哪儿呢？往家乡方向想，有了，蔡襄想起14年前在杭州有过两月停留，老母对杭州的印象也特好， 难怪白居易要说“最忆是杭州”。

于是，蔡襄提交了外放杭州的报告。英宗念他平时对本职工作还比较精勤，便顺了他的意，给了他一个相当于“市长”的官职：杭州知州。于是，在阔别杭州14年之后，蔡襄一家人又回来了。

在杭州上班八小时之外，蔡襄除了游游西湖看看潮，赏赏花儿写写字之外，参与最多的是茶事活动，比如春茶上来时，要评级；别处送来什么好茶，要尝试；闲来没事则搞几场斗茶，制造一些别样的气氛，也是一种享受。蔡襄可不像前文曾提到的那位冯京，他是正儿八经的茶学家、正宗“茶博士”，他创制的“小龙团”使北苑贡茶的品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更有专著《茶录》一书的正式出版，书中论茶论茶器，都是有实践有理论、有文采有科学的文章，也是天下茶人都要捧读的经典。所以如果是斗茶，他这样的顶级大师是不出手的，也不用出手，基本上也就是当个专家评委会主任的角色。没人敢和蔡襄斗茶过招，可是，偏偏有个小女子瞄上了他，时不时捧来一些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茶叶，往他前面一坐，非得要和他斗，非得要他亲自出手不可。谁啊？营妓周韶！

——在此插播一个历史“小常识”：“营妓”或叫“官妓”，在宋代是由官府集中管理的具有一定才艺的歌妓，被造册登记在官府乐籍（类似户籍）之上，随时需要听命应召，没有自主择业和成家的人身自由。也可以脱籍从良，但需要地方最高长官特批，销掉乐籍，也即注销 其在官府中的户籍，方能成为一名自由人。

起先蔡襄对周韶的挑战不屑一顾，以为小女孩玩玩而已。但后来拗不过她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约战，再加上她人俊手巧，品茶还能题诗，并非附庸风雅之辈，心里也有了些许喜欢，便逢场作戏般地应付了几回。饶是如此，两个人的斗茶每次都是周韶不堪一击。但是，这样一来二去，后来竟出了情况。原来蔡襄每次斗罢便拍拍屁股回衙，全不把斗茶争胜当回事儿。但周韶每败一次，便苦思冥想，一定要把败因弄个明明白白，结果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越战越有心得，越战越有底气。治平三年（1066）十月，蔡襄任杭州“市长”也一年多了，有一天周韶终于在一次斗茶中成功击败了蔡襄。但蔡襄仍然以为这是和周韶在闹着玩，见她对输赢很在乎，便仗势欺人就不承认自己是输了。周韶不恼也不闹，瞪大眼睛一直看着蔡襄，直看得蔡襄都不好意思了，才问他：“大人认为是周韶输了，那一定是周韶输了。您刚才说了，周韶今天用的茶品够好，摆的茶碗够雅，做的茶汤够靓，品的茶味够香，题的茶诗够新，但您以为还要怎样，周韶才算真的是赢了？”

这时蔡襄也是烦了，不想和她多纠缠，便道：“你看哪有一次‘茗战只有两个人在玩的？总得有个排场，有个仪式，有个公人（裁判），有那么一拨雅士，总之要有个讲究，否则就只是玩玩而已。”蔡襄不过是随口编排了一堆斗茶的条件，也是为自己耍赖找借口。但周韶说斗茶她是认真的，要蔡襄回答，如果她能按照上面这些要求去组织一场正式的斗茶，你蔡大人是否真的愿意直面应战？蔡襄蔡大人自然不能认怂，只好应诺。谁知周韶进一步逼问：“周韶在‘茗战’中倘若输了，愿意答应大人开出的任何事情；但如果周韶赢了，您是否愿意只答应周韶的一件事呢？”蔡襄也不知道怎么会被一个小女子“逼”到这个地步，但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退路了，不答应也得答应了。后来的事情发展蔡襄更是完全失控，眼看她寻好了场地，眼看她布好了排场，眼看她拟好了仪式，眼看她找好了公人，眼看她聚好了一大拨雅士，而且也是命中注定似的，最终是眼看着自己输掉了这场比斗。整一个过程蔡襄浑浑噩噩地，就好像梦游一般。

我们今天通过考察蔡襄的一些传世书札以及有关文献，几乎可以肯定，蔡襄在这年的秋天，身体状况很糟糕，对类似竞争比试性质的事情他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老眼昏花，反应迟钝。但蔡襄从来不看病不请假，装着啥事没有。所以，这次与周韶的斗茶在赛前就几乎是败局已 定——史载，这场斗茶“君谟屈焉！”

然而，还没等周韶向蔡襄提出一个怎样的事儿，却突然传来蔡襄母亲去世的消息。这年秋天十月，蔡襄的百岁老母卢氏溘然去世。蔡襄悲恸欲绝，不久便与亲属一起离开杭州，护丧南归。身体衰弱的蔡襄经不起这场打击，在母亲去世后不到一年时间，即治平四年（1067）八月十六日，在家中与世长辞，年仅56岁。杭州“市长”走了蔡襄，来了陈襄（字述古，也是福建人），杭州一如既往的春花秋月、潮起潮落。此时的周韶，仍然是杭州的一名普通营妓，人生一如既往地迎来送往、云卷云舒。多年以后，周韶与蔡大人的那场斗茶渐渐淡漠于世，再也没有人提及这件事，更没有人会去猜测揣摩那天周韶究竟想要提个什么事儿。

光阴流水，转眼间到了神宗皇帝熙宁六年（1073）的春天。在一个柳絮飞扬的时候，由婺州（今浙江金华）转任亳州（今属安徽）知州的苏颂（字子容）路经杭州。陈襄因为苏颂是本朝顶级的博学大家（后来英国李约瑟称其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 一”），也是他的福建老乡，便在吴山有美堂一间雅阁中设官宴款待，顺便拖上苏颂的本家通判苏轼作陪。因为是官宴，周韶、龙靓、胡楚等一班营妓照例需要出班助兴，红巾翠袖，佐酒斟茶，吹弹吟唱，柳腰旋舞，也是一场秀色可餐的盛宴。

席间，苏颂看到粉壁上有小书一绝：“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诗写得清丽，字写得更是淳淡婉美，让人叹为观止。苏颂问这诗是谁写的，苏轼说是君谟的笔迹。苏颂见蔡襄诗后又有一首和诗：“长垂玉筋残妆脸，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闲愁何日尽，一分真态更难添。”苏颂见那题字虽然不能和蔡襄的相提并论，但这首诗却做得很是雅致，耐人寻味，便问这又是谁写的。陈襄和苏轼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答不上来。正自尴尬，一旁的周韶忽然应答：“这诗是小女子写的，拙劣之极，还请各位大人多包涵。”

苏颂却道：“君谟诗好字更好，但是没有你这首诗相和作伴，也太冷清了吧！”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又问：“只是，不知这‘万斛闲愁’从何而来？那‘一分真态’又为何难添？”

苏颂问及至此，不料周韶的眼泪扑簌簌地滚了下来，一下跪在地上，泣诉道：“还请大人为小女子做主！”便把当年自己与蔡襄斗茶的故事讲了出来。原来，那天周韶胜了之后，只想蔡襄答应她一个请求，就是销了她的营妓身份，还她人身自由。

苏颂听了大为震惊，又感匪夷所思，而陈襄和苏轼也说曾听闻此事，似非虚构。苏颂暗想，周韶脱籍之事乃是陈年旧账，让陈襄或苏轼来断此案，也许多有不便；我虽做客在此，却不沾其中利害，也许他俩会看在我的面上，成了此事，也未可知。不过，得使个两全其美的法 子，不让他俩为难。他忽见阁窗与屋檐之间架着一只正在梳理翎毛的白鹦鹉，心里便有了主意。

苏颂虚扶一下周韶，让她起身，然后向陈襄和苏轼道：“两位大人，苏某有一不情之请，我看这周韶脱籍之事也不必纠缠于故事虚实，只看今朝。不知两位意下如何？”陈襄道：“可以啊，但这‘只看今朝’又怎么个看法？”苏轼一旁道：“总不至于咱们现在也来安排一场‘茗战’？”苏颂道：“不用那么大费周章。”一指窗外道：“那有一只白鹦鹉，就让周韶据此现场作诗一首，大家称绝，脱籍这事便应允了她，否则以后也不用再提此事了。至于诗好诗拙，两位大人都是行家，可以立判。如何？”陈襄和苏轼都觉得这个法子不错，便问周韶是否愿意一试。

命运的选择机会突然再次来临，是成是败？周韶向三人一一施礼道谢，拿起一边书案上的笔墨，在尺幅花笺上写了起来：“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苏颂要周韶写鹦鹉，但周韶却借此书写自己的身世，她痛感脱籍不得，犹如笼中之鸟，虽红颜渐老，却依然孤寂；回首往事，羽落翎残，遍体鳞伤，情何以堪？如得哪位善人开笼放鸟，庵堂青灯之下，便将多一位念佛之人。周韶当时正有亲属去世，所以在场营妓中唯有她一人穿戴的是白色衣裳，便自称是“雪衣女”。

然而，无人喝彩！一座之人只有替她感伤、嗟叹。官宴席散，苏颂别去。几天以后，周韶突然得到自己脱籍的消息，陈襄和苏轼君子一诺，真的注销了她的营妓身份，她终于可以自由飞翔了！

周韶当年的一杯茶虽胜犹败，错失了她人生最为宝贵的从良机会。六年之后，她却以一首诗得脱牢笼，赢得自由，让人感慨万千——这也是由斗茶引出的一段西湖佳话。周韶脱籍之后，同辈歌妓都有诗相送，其中尤以胡楚和龙靓二人写得最好。胡楚诗云：“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旧桃李，强匀颜色待东风。”龙靓诗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

第二年，陈襄和苏轼先后离开杭州，浮沉宦海，各奔东西。苏轼走到常州至润州（今江苏镇江）的途中，忽见柳絮飘舞，顿时又记起去年这个时候的那段传奇故事，便以自己著称于世的行书将此事原原本本记了下来。又在一首写给陈襄的诗中写到：“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世上功名何日是，樽前点检几人非。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苏轼这里的“记得金笼放雪衣”，对应周韶的“开笼若放雪衣女”诗句，该是对去年这件事的回忆吧。

苏轼的这件共计36行、307字的记事墨迹，其内容最早被文字记录下来的是元代虞集，他见到苏轼此帖，在其上多有题跋。虞集之前此帖曾归元代柯九思所有。到明代时，这则传奇故事的文本又收入了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苏轼墨宝则见之者寥寥无几，所以后人一旦得见，视若拱璧，妥为珍藏。又因苏轼开笔先引了蔡襄《梦中》诗的首句“天际乌云含雨重”，所以题之为《天际乌云帖》（又称《嵩阳帖》）。到清代，此帖摹本又经翁方纲收藏。只是，我们今天见到的《天际乌云帖》所记的事实，并未让人全都明了。比如，末尾苏轼对周韶终得脱籍一事的评价是“杭人多惠也”。可当时在座的一陈两苏，三个人都不是杭州人，这个“多惠”的人又是谁呢？许是这件事中另有关键人物？里面这样的不少谜团，让人觉得这个故事依然没有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