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素是在什么背景下修建的呢？杨素修筑杭州城，就是在开皇十年平江南叛乱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是在战争还在进行中，就开始修建了。

杭州城的修建时间，最多也只有一年。因为江南之乱爆发的时间，是在开皇十年十一月。可以想象，杨素集结军队、平乱作战，到杭州城收复为止，这个过程，最快也当需要一个月左右吧？那么，杭州建城的开工时间，最快也只能从开皇十年十二月开始。而杭州城建好后，杭州州治迁入杭州城的时间，也就在修建的第二年，即开皇十一年，具体月份虽然不知，但即便算是在十二月吧，那距修建开始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一年整而已。

当然，一年的时间，如果征发夫役足够多的话，也是能建起一座大城的。不过，从开皇十年十一月开始，到江南之乱的最后平定，当在开皇十二年左右了。所以，整个杭州城建城的过程，全部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在此情形之下，大规模地征发夫役是基本不可能的。如果以较少数量的夫役，在一年时间内，来修筑达三十六里之大的城池，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杨素修杭州城的目的，基本上是出于军事目的。

杨素当年创建杭州城，只有一个地理坐标，那就是“柳浦西”，就是说，杭州城在柳浦以西的地方修建起来的。毫无疑问，杭州城与柳浦渡口关系非常之密切。谭其骧也曾讨论过柳浦这个渡口的历史和在交通上的重要意义。而我认为，杨素在柳浦渡口以西建城，正是看中了此地有很高的军事价值——控扼住了跨越钱塘江的南北交通线。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说，杭州城最初就是杨素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的。首先就是因为，柳浦确实是一个有极为重要的军事价值的津渡要地。柳浦，又称柳浦埭，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边，而隔江遥望的渡口则是西陵（今西兴）。柳浦——西陵，这是六朝时期跨越钱塘江南北的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作为一个渡口，首要的功能自然是交通。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渡口的军事功能非常明显。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柳浦之名，就是和一次战争有关。刘宋泰始二年（466），宋将吴喜曾率众渡江追击叛军：“自柳浦渡，趋西陵。”正是利用了这条航线。

柳浦的军事价值的第二点体现，是此地从刘宋文帝时候，就有驻军——新城戍。新城戍的具体地点现在尚未能很确指，不过在柳浦附近，当无可疑。新城戍的设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柳浦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有一个精彩论断：“盖西陵在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有事则为战争之冲，故是时戍主与税官并设也。”顾祖禹的这个“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有事则为战争之冲”的说法，完全可以同样用来评价柳浦的军事价值。实际上，新城戍的驻军在萧梁时期，多达五千人，这是个相当大的驻军了。这从侧面反映了柳浦这个渡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杨素自己也曾亲自指挥过一次渡江战役。开皇十年，杨素开始平江南之乱，其中最困难也最关键的一役正是渡钱塘江击败会稽高智慧的军队。当时高智慧的实力很强，尤其是水军，据说有“船舰千艘”，屯据了各个要害之地。杨素最后派出奇兵数千，乘小船数百，从侧翼偷偷渡江，击破高智慧在岸上的营垒。 随后杨素再从正面发动大举冲击，这也打了整整一天，“自旦至申，苦战而破”。这次战役中，杨素水军主力在钱塘江边的屯扎所在，多半也应该是在柳浦。

经过这次苦战，让杨素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钱塘江的险要被南岸的会稽独占，如果发生叛乱，那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从军事制衡的角度来说，必须要在钱塘江北岸建立一个足以抗衡的重镇。

这种在大江南北各设重镇，互相制衡的做法，不乏例子。就以唐代为例，在长江、运河这个要冲上，在北岸是扬州，在南岸则是润州（今镇江），扬州、润州一直是唐代的军事重镇，设置都督。唐后期还分别是淮南道和浙西道的会府（一道的治所称“会府”）所在。之所以夹江设置两大重镇，首要目的就是互相制衡，保证运河南北航线的安全。

杭州城军事性的第二个体现，在于杭州城的建造特点，乃是“依山筑城”，就是倚靠着凤凰山筑城。依山筑城的军事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山本身是个很好的防御体。如南京城，被赞为“龙盘虎踞”，与这里有个钟山，关系至为密切。杭州城依山而筑，是否确实有军事的考虑呢？刚好，我们找到同样的一个例子可以对照，这就是杨素在这时所建的另外一个新城——苏州新城。根据《吴郡图经续记》说：“江左遭乱，(开皇)十一年，杨素帅师平之。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地，奏徙于古城东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杨素考虑到苏州城建在平地上，无险可守，故在苏州西南的横山脚下，建了一个苏州新城，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依山建城的军事优势。杨素新建苏州城和迁州治，和他在杭州所做的完全一样。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当时杨素建杭州城时，首先，这是他的计划，而非偶然行为；其次，他优先考虑的就是军事因素。最后，我们之所以说杨素建杭州城首先考虑军事因素，还可以通过一个侧面角度来证明。所谓的“大杭州城”，即今天杭州城南部这块土地。其饮水很成问题，一直到唐代建中年间刺史李泌导西湖水入城，才得以较好解决。“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从此杭州居民才开始逐渐多起来。这个事实反过来告诉我们：隋朝初建时的杭州，人口必定稀少，不成规 模。所以，杨素即便想造一个大杭州城，也没有必要将这块没什么居民的土地给包围起来啊？

隋杨素创建的杭州城实质是一个军事堡垒性质的子城，面积较小，周长当也不长。但究竟是多长呢？目前研究中，隋代“大州城”最大的一个推算范围，也是北不过体育场路，东不过中河。而宋代的城墙范 =围是很清楚的，其北到今武林门，东到东河。所以，宋代城垣的范围，显然是远大于所谓的隋“大州城”的。两者必定不会同为三十六里，可以无疑。

其实，在修杭州州城的同时，杨素也下令修筑了南方好多个其他城池。如前引苏州横山山麓的新城外，还有会稽子城等。苏州新城大小不可知。会稽州城的大小，则有据可查。据宋代的《嘉泰会稽志》记载说：“《旧经》云：子城，周十里……熙宁中，沈立为《越州图序》云：杨素筑子城十里。”可知，隋越州州城为“子城”，方圆“十里”。

隋代的杭州州城直接的数据目前找不到。不过可以通过曲折的方式来判断。隋代州城，到了唐代依然是州城，到吴越之后，则成为吴越国的王宫所在，也称“子城”。到北宋时，又再成为杭州州治所在。而到了南宋时，州治子城就变成了临安皇城（或称大内）。虽然其间会有修补增减，但大致应该是一直沿袭的。也就是说，南宋皇城的范围，大致应该相当于隋杨素所修的州城。而南宋皇宫城的大小，据陈随应《南渡行宫记》中提到了“皇城九里”。据此我们可以反推：大概隋代杭州州城差不多是九里左右。这个数字，是和隋时会稽城“十里”差不多。

现代的考古发掘的报告，也给出了差不多的数据。唐俊杰、杜正贤的《南宋临安城考古》详细描述了南宋皇城的四面城墙，这个范围，周长差不多也是十里左右。可与文献相印证。

我们前面提到，“三十六里九十步”前面，可加“今城”二字，也就是说，三十六里这个数字，乃是宋代州城的周长。

其实可以根据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来判断：那就是宋代的文献为什么只记载隋代州城，而不记载宋代州城的长度呢？这不太合理吧？所有宋代的记录中，关于杭州州城只有一个数值——“三十六里九十步”。

如果这个数值是隋州城的长度，那宋州城肯定要比这数值大不少。但何以宋代的文献只记录了隋代州城长度，而不记载宋代州城的长度呢？这是因为从《淳祐临安志》开始，人们不自觉地认为隋朝州城和宋朝州城是一样的，这个数据无意中既当作隋代数据，也当作了宋代数据。人们并没有去质疑这中间的矛盾。而到了今人，却更盲从文献记载，也一样忽略了这个很明显的问题。

证明宋代州城的直接证据，就这样“被消失”了。不过，我们可以大概估算一下宋代州城的周长。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明清的杭州城与宋代杭州城做一比较。《民国杭州府志》卷五说：“府城周三十五里有奇。”这个杭州府城，是明清两代的杭州府城。明清杭州城基本沿袭了元末张士诚建造的规模。这次修整的调整有变化，主要是南边缩，东边扩。将宋、元两个州城叠加起来看，虽然位置有差异，但大致可以看得出，相差不大，而宋城似乎略大一点。所以，如果明清杭州城有三十五里之数的话，那么宋代州城有三十六里之数，也就很可信了。

换句话，如果隋代杭州城也有三十六里的话，岂非和明清城差不多大了？而主流观点对隋代杭州城的四面城墙位置推测，是远不足这个数据的。这更加可以反证隋代州城三十六里不可信。

废了这么多口舌，辨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隋唐杭州城是个小小的子城，在凤凰山脚下，和钱塘县城相隔甚远，形成了双城对峙的局面。所以，我们还得介绍一下隋唐的钱塘县城的情况。

隋唐的钱塘县城在六朝时代就存在，其城墙修于何时不可考，但隋唐时期钱塘县应该是有城墙的。其范围大致如何呢？在后代方志及其他文献中都阙载。

就像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唐代李泌六井的分布位置，正可以反映出当时钱塘县居民的聚居点所在。李泌是唐代中期的杭州刺史，他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修了六井，为杭州居民提供了生活所必需的水源。就如苏东坡所指出的：杭州所在土地的地下，原来都曾是钱塘江的河道，所以地下水的水质又苦又恶。只有依山凿井，才有了泉水可以饮用，但是能供给的范围又不够广。可以想见，杭州地区的居民，只能大部分都集中于宝石山东麓和凤凰山、吴山一带，而今天西湖以东的地区，长期人口不繁，关键就是给水问题是个很大的瓶颈。

李泌所开的六井，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井，而是一种类似于自来水系统。水源就是西湖，李泌在西湖边凿开几个出水口，然后用地下涵管引到六个出水口，这六个出水口就是所谓的“六井”，其名称是：相国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说是“井”，但其形制未必都是如普通的井那么小的，比如六井之一的白龟池，据说“广袤四亩许”，其实是个小湖。

陆鉴三曾对六井的位置做了具体比对。这六井中，处于最北位置的是小方井，在“钱塘县治之南”，今庆春路附近；最南位置的，就是相国井，在今解放路；最东位置的也是相国井，是最靠近清湖河的一个。

根据六井，我们来推测唐代的居民聚集区。虽然六井最北在庆春路位置，但往北乃是钱塘县治所在，其地早就是人口集中区，所以钱塘县城的北界，当在钱塘县治以北位置，可能会到体育场路左右。而南边很可能大概就到解放路了，不会更远。

西边不用说，不会超过西湖，那么东边，是不是就到清湖河（浣纱路）一线呢？这种看法显然有误。因为六井的目的在于引西湖的淡水进入城区，其方式是用地下涵管。那么，地下涵管自然就没有办法通过清湖河。六井之所以都分布在清湖河以西，是因为其引水方式导致的结果。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河以东就没有居民聚居区了。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实际上，城墙所围出来的区域，与居民的居住区，并不总是吻合的。有时候聚居区会超出城墙之外，形成城外之“城”；有时候城墙之内也会有大量的空闲荒地。如宋代的杭州城内，东部地区面积其实挺大的，但居民稀少。苏轼的文章中就提到过，茆山河所经之地很荒凉，少人居住云云。

所以，我认为最可靠的证据，还应该是城门的位置。在南宋《临安志》中曾提到几个已经废弃不用的城门：“城中又有门曰朝天门，曰炭桥新门，曰盐桥门，今废，土人犹以门称焉。”

这些城门“今废”，是指在南宋时不再作为城门使用。这大概是因为后来吴越钱镠筑罗城，因为东边城墙往外扩展，所以，原来唐代的城墙就变成了在城内，城门也在城内。城墙大概早就倾颓了，而城门依然会被人记忆，这应该是因为当时城门所在位置必是道路所经。城墙没有意义了，但是道路肯定会一直沿用下去，而城门的名字也就因为道路的延续而被人们沿用下来了。不过有了城门位置，自然可以推断城墙的走向了。

我们看这三个门，朝天门的位置比较清楚，即后来的镇海楼。在吴山东麓。现在还重建了此楼，称鼓楼。我认为，朝天门当是吴越夹城（环绕原隋唐州城）的城门，故与钱唐县城无关。

另外这两个门：盐桥门和炭桥新门，则很可能就是唐代钱塘县城的城门了。根据其名字可知，盐桥当在盐桥附近，而炭桥新门当在炭桥附近。这两座桥在《临安志》有记载，在《京城图》也有标注。

盐桥所在的河，就是盐桥河，显然是河因桥名。盐桥河即中河。中河在小河之东，两河相去不远。则唐代钱塘县的城墙，必在两河之间的位置。很可能是靠近中河之西，则中河在当时为城墙外之护城河。

炭桥，又名芳润桥。炭桥新门的具体位置大概应在“今中河丰乐桥西、旧炭桥东”。丰乐桥在解放路稍北的位置。从我们前面对六井位置的南边方位的分析，也正是在解放路这个范围内，两者是可以吻合的。

根据盐桥门，我们推断唐代钱塘县东城墙当在中河以西，根据新炭桥门，则南城墙当在解放路以北。北城墙可能在体育场路以南，西城墙自然靠近西湖。这样的一个范围，也许就是唐代钱塘县城的大概区域。

有意思的是，在白居易的有关杭州的诗里面，出现过“北郭”和“南城”这样的字眼，这个北郭自然是钱塘县城，而南城肯定就是杭州州城了。

总之，整个隋唐时期，都是钱塘县城和杭州州城的双城时代，直到钱镠修建起罗城，囊括了双城在内，才统一了江湖，出现了我们今天脑海里的“大州城”。

不过，有趣的是，钱镠又划割了钱塘、盐官两县地各半及富春县之两个乡，新创设了一个县，叫钱江县，因县境临钱塘江而名。北宋初期，改钱江县为仁和县。此后，杭州城一直都有两个县：钱塘县、仁和县。双城记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