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营商贸

宁波商人民国期间在杭州经营的商贸业主要是药材、南北货、百货业。宁波商人善于经营药材业，在杭州有一席之地。

嘉庆十年（1805），慈溪人张梅在杭州新宫桥河下开设茂昌药行，后盘进沈同泰药号，迁到孩儿巷口，改名为张同泰药号。前店后场，品种齐全、质量上乘，以经销各省地道药材、自制丸散膏丹而出名。由于货真价实，取信于顾客，生意日渐兴旺。到民国初，已成为杭州六大国药店之一。自制的良药，诸如肺羊胆丸、全鹿丸、补心丸、苏合香丸、乌鸡白凤丸、大补膏等成药长期畅销杭州市场，并远销其他地区。1949年后公私合营，改名为张同泰药店。[1]

叶种德堂由慈溪人叶谱山于嘉庆十三年（1808）在杭州创办， 是杭州自制丸、散、膏、丹，开设最早、规模最大的中药店。叶种德堂前店后场，占地7亩多，到光绪年间，由叶鸿年负责店务，业务十分兴盛，位居杭州国药老店的首位。民国期间，由于资金不足，叶种德堂才逐步衰落。1933年后杭州总商会会长王乡泉发起征集新股，向叶姓受盘，新股集资20万元，由过去的叶姓独资变成合伙经营，并由王乡泉出任董事长，张谷香、汤以尧等为董事，聘请原湖墅天禄堂药店经理柴梅生为经理，在清河坊另购地基，临街建筑新址。1936年迁至清河坊。开业后，由于地处清河坊闹市，营业额不断上升。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叶种德堂被迫停业。抗战胜利后，股东陆续回到杭州，继续增添资金，业务又恢复到到抗战前的 水平。[2]

民国初，鄞县东乡蔡嵋青创设的蔡同德堂，在杭州湖滨购地5亩建造胶厂，专煎驴皮、龟板、虎骨、鹿角、鳖甲等荤胶和枇杷叶、益线草素膏，并在西湖出口处松木场购地建造专供漂皮所需的场地房屋。

由于宁波商人经营有方，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杭州六大著名国药铺的经理都是慈溪人：俞绣章为胡庆余堂经理，叶本生为叶种德堂经理，刘沛元为方回春经理，支文良为万承之经理，俞熙堂为张同泰经理，董福生为泰山堂经理。

杭州有宁波人经营的西药业。项松茂的五洲企业集团在杭州设有分号，并对杭州同春药房投资附股合作经营。黄楚九的中英、中西、中法等药房与同春药房也有业务往来。其企业所生产的人造自来血等西药在杭州清河坊中英大药房、羊霸头中西大药房、高银巷华英大药房、保佑坊中法大药房、拱宸桥的叶芳花园、协升昌号等地方出售。

不少宁波商人在杭州开办百货业。宁波商人张氏创办的百货商店，为杭州市最早的百货店。该店创办于清末，最初的店名为张允升线帽百货庄，前店后场，以生产、销售丝线和帽子而著名。商店设有制线、制帽两个工场，货源主要来自上海。为使更多的顾客来店购买，商店每年举行一两次的大减价促销。张允升百货商店是当时杭州市百货行业中人数最多、营业额最大的一家商店。丁丕山、丁方镇、丁大富等人创办的协大祥绸布店、宝大祥绸布店、信大祥绸布店，在杭州设门市部，销售绸缎、棉布、呢绒、化纤各类纺织品。孙衡甫也投资杭州绸庄。

美华利、亨达利、亨得利钟表店在杭州也有影响。美华利钟表店由宁波钟表世家孙廷源、孙梅堂父子在上海开设，1914年前后在 杭州设立分店，地点在城站旅馆（后称红楼，现已拆除）底层朝西南向转角铺面。当时的城站旅馆是城站地区最雄伟的建筑，五层洋式楼层，屋顶是“楼外楼”游艺场。1914年孙梅堂派娄仙林为杭州美华利经理，负责筹备美华利开张事宜。招牌上“美华利”写在上面，“亨达利”钟表店五字用木雕大字嵌在一侧墩子上，另一侧有木雕“上海分此”四字。亨达利出售的钟表在各大城市可以联保联修，而杭州是空白，为方便顾客，维修任务由美华利担负。1920年上海总管理处在清泰路开设惠林登钟表店，由娄仙林兼任经理。

1929年，孙梅堂在中山路羊坝头凤凰寺隔壁创办杭州亨达利钟表店，自建三层楼洋式门面，与天津、南京模式大致相同，由娄仙林为监理，费耀凤为经理。由于费耀凤管理不严，名牌老店亏损。上海总管理处即命娄仙林兼亨达利经理。娄接手后着手进行改革，订立营业员工作守则，对人事进行调整安排，制定服务条例，做到“商品货真价实，修理质量第一，处处为客着想，路远送货到家”。营业部售新钟新表预先校对，负责保用，经过修理的表，要求做到“起步灵、油丝平、摆盘稳、声音清”。经过整顿，店容店貌有所改变，得到顾客好评，使杭州亨达利钟表店扭亏为盈，营业额节节上升，成为新中国建立以后杭州市表厂、钟厂的前身。[3]

亨得利发迹于“二妙春”，创始于同治十三年（1874），由鄞县人应启霖、王光祖、庄州泉3人合股经营，设店于宁波城区东门大街。二妙春以经销钟表为主。1890年（光绪十六年），为图扩展，庆启霖等人在宁波双街开设颇具规模的亨得利钟表店。1911年，应启霖等人在杭州清河坊高银巷口开设亨得利第一家分店。这年，适逢辛亥革命，浙军攻打南京获胜凯旋，军中以表为犒赏品，杭州存表被购一空，获得许多利润，顿使分店的财力猛增。1918年正式注册，当时注册资本5万元。1927年，杭州改建马路时，分店由原高银巷迁至边福茂鞋店隔壁。该分店品种齐备，可让顾客挑选，介绍翔实，负责保用，大件送货上门，并聘请修理高手把关，保证质量，恪守信用，讲究技术，按期交货；对同业对手，敢于竞争，但又虚心学习，并依照美华利的做法，建造门楼大钟以作广告，招揽顾客。正因为如此，杭州的亨得利钟表业欣欣向荣。应启霖主持上海管理处工作后，杭州亨得利经理相继由徐诚锦、邵庭甫、王士霖担任。其中以王士霖任期最长。在1911年至1937年的近30年时间中，在杭州的亨得利分店发展很快，堪称黄金时期。[4]

镇海的方氏家族在杭州清河坊开设方裕和南北杂货号，该号创立于光绪七年（1881），创办者为镇海巨商方仰峰。1927年杭州拓宽中山路时，改造为五层楼洋房。首任经理为刘颐观，副经理陈四海，由于两人用人任人唯亲，以致业务不振，连年亏损。继任经理陆伯笙、副经理王宝联是业务行家，注重管理，用人唯才，着重开源节流，调整经营方向，服务周到。比如，杭州近郊的农民来方裕 和南北杂货店购买年货，来不及用膳，店中就备有饭菜招待；办毕年货，回去已晚，店中准备灯笼，为此，农民顾客非常喜欢到方裕和店中买南北货，从而使方裕和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逐渐兴隆。 方裕和自设来料加工场5处。该店专营门市；尤其以宁波土特产供应最为著名，诸如泥螺、开洋、咸鲞、苔菜等。蜜饯品以九制橄榄、金桔脯、桂花玉梅、广东梅、青口梅最为著名，九制橄榄年销量高达3万斤。最大的营业品种是金华火腿，年销量50000只。1913年，曾参加南洋劝业会获奖，1915年和1929年分别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和西湖博览会，都获得奖项。糕饼点心精工细作，用料扎实，有麻糕、麻枣、火炙糕、状元片，香、脆、软、糯、甜，颇具特色，深得顾客欢迎。此外，还生产蜡烛，年销售10万余斤。由于这家杂 货店的质量与良好的信誉，成为杭州南北货业的魁首。清末民初至 抗战前夕，是方裕和全盛时期，资金达30万银元，年营业在40万银元以上。每年赢得6万银元，有职工130余人。[5]

在民国期间，宁波商人还在杭州开设杂货店，经营南北货。同治三年（1864），两位宁波商人在杭州清河坊合股开设万隆腌腊商店，经营盐鲞，兼营火腿，以自制盐肉出名，取名“家乡南肉”，原料与火腿类似，都取东阳、义乌“两头乌”的肉和脚。当时“家乡南肉”和万隆火腿不仅畅销杭州及各县，而且远销开封、长沙、 南京、北京、上海，名闻省内外。并在上海、宁波等地开设分号。宁波的经销处在鼓楼前、双街。价格为：乡腿大包2元、小包1元，乡肉大包2元、小包1元。1928年12月27日，宁波《时事公报》刊登过广告：“杭州万隆老栈南肉，特设甬埠分销处。本号开设杭州清河坊，已数十年。专运金华上蒋茶腿、高庄风肉、家乡南肉以及新 增新法卫生南腿、西湖白莲藕粉。所造之货多取精良，故得名传遐迩。而家乡南肉尤以本号出品为最佳。宁波经销处：双街永丰泰、鼓楼前夏大兴。价目：乡腿大包2元、小包1元，乡肉大包2元、小包1元。”1949年后改名为杭州万隆腌腊制品商店。

杭州的饮食业和面点业也有宁波商人涉足。同治九年（1870）宁波人王尚荣在杭州盐桥边开设状元楼面店，以烧制各式汤面为主，兼营酒菜。当时下城西桥贡院是科举考场，进场前，考生都要在附近面菜馆相聚。为迎合考生求吉图名的心理，王尚荣在店内专设楼座，取名“状元楼”，受到考生的欢迎。为招徕更多的顾客，该店精选配料，细心烹调，热情接待，服务周到，赢得顾客的信任。自同治年间开设到宣统年间，前后40余年，始终兴盛不衰。

1911年，状元楼迁到望仙桥直街板儿巷口营业，新店房是平房，设有楼座，因此改名为“状元馆”。该店历经王尚荣、王凤春、王金 奎三代，成为杭州面菜行业的百年老店。

杭州的饮食名店奎元馆也与宁波商有一定关系。奎元馆创办于同治六年（1867），原是安徽人开的徽州面馆，旧址在杭州官巷口四角西南角。由于众多原因，几易其主。民国初，由宁波人李山林经营，他引进家乡风味，由徽式面改为宁（甬）式面，并以水产品做面的浇头，味道鲜美可口。奎元馆的虾爆鳝面蜚声海内外，成为杭城的百面之最。此外，还有片儿面、虾黄鱼面、蟹黄鱼面、三鲜 面、虾腰面、火腿面、雪笋面等，深受杭州人的欢迎。1926年，李山林将店盘给伙计章顺宝，因章年事渐高，又将店务交给其女婿陈秀桃经营，面店有新的发展，成为杭州著名的宁式面点。[6]

为与杭州饮食业、面点配套，一些宁波人还开设机制面店，生产机制面。20世纪30年代，镇海柴楼商人谢子祥在杭州清泰路开设协源穗面店，两楼两下，双间门面，楼上为卧室，楼下为生产经营场地。前店后场，生产机制面，雇有几个伙计。

四、参与金融业

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宁波商人在杭州设有钱庄。早在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就开设慎裕、豫和、庚和、阜生、阜源、和庆、元大、惟康、介康、寅源、崇源、仑源、坤源、同源、益源等近20家钱庄。其中慈溪的董棣林家族在杭州开设阜生、阜源等钱庄；镇海的方氏家族在杭州开设慎裕、豫和、庚和3家钱庄；叶氏家族在杭州独资开设和庆、元大2家钱庄，鄞县的赵占缓开设寅源、崇源、益源等钱庄。慈溪人宓廷芳曾任杭州惟康钱庄经理，又在杭州开设瑞康、同康等钱庄。镇海人张忍甫从小由母舅叶琢堂抚养，16岁到杭州万兴钱庄当学徒，万兴钱庄停业以后，到寅源钱庄当跑街，专门跑会馆，延揽存款，做放款生意，深得店主的信任。 积累资本以后，张忍甫在杭州开设诚昌钱庄，聘一人任经理，自任经理，掌实权。后凭其经营的经验，驾轻就熟，业务大振。他又先后集股增设亦昌、同昌钱庄，与诚昌鼎足而立，“分居杭州的上、中、下三地区，发展各区存放业务，亦各聘经理分主其事，而自任三庄的副手，大权操于己手”[7]。

正因为如此，杭州钱业公会就由宁波商人发起创建。惟康钱庄经理、慈溪人宓廷芳就担任杭州钱业公会首任会长。

在清末，杭州近代意义上的民族金融只有银行和保险业两组织形式，宁波商人对此都有参与。浙江兴业银行于1907年10月16日在 杭州成立，最初是为了解决浙路公司股款的接受、储存和周转。初创时的主要投资者就有宁波商人。比如，鄞县人苏宝森投资1万元，占总股本1%，成为创办时的10个大股东之一。次年，设立上海分行和汉口分行，镇海人樊时勋、盛竹书分别任经理。这两家分行一直是浙江兴业银行的业务中心。后改上海分行为总行，樊时勋及其同 乡盛竹书先后任总经理。[8]民国期间，不少宁波商人在浙江兴业银行任要职。

1909年，浙江银行在杭州创办，朱葆三为创办人之一。辛亥革命后，该行改为中华国民浙江银行，朱葆三一度任总经理。浙江地方银行是省办银行，也是官办银行，它的理事人选须由省议会选举。奉化人王澄莹是初期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镇海人陈廷挈任浙江地方银行第一届驻行理事。1925年，镇海人徐青甫担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1929年张忍甫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和监察人10多年。该行副总经理洪品成说：“忍甫并非挂名拿干薪而不问事的董监，于开董监会时，颇负责敢言，言多中肯，董事长和总经理多能 虚心接受。”[9]足见张忍甫在杭州金融界举足轻重的地位。1931年省政府聘任董事7人，其中2人是宁波人，并聘奉化人王澄莹为董事长。1934年10月，新一届理事会成立，有7人任理事，其中奉化人朱 孔阳和鄞县人叶琢堂任理事，推朱孔阳任董事长，同时董事会聘鄞县人严燮任浙江地方银行总经理。1947年3月1日，浙江地方银行改名为浙江省银行，有常务董事7个，徐桴、张忍甫、严燮为常董，其中徐桴为董事长，严燮为总经理。在民国期间，浙江地方银行的实 权基本为宁波人所控制。鄞县人蔡仁初、蔡松甫创办的惇伤叙银行在抗战胜利后，在杭 州开设支行。

另外，不少宁波人担任过浙江分行和杭州分行的经理。鄞县人严陵荪担任过中国农民银行浙江分行经理，其弟严夑兼任过中国实业银行杭州分行经理。镇海人张忍甫任中央银行杭州分行经理长达20年。张忍甫的同乡徐青甫任浙江地方银行杭州分行经理。四明银行于1937年7月在杭州设立分行，杭址在开元路，营业不久，因日军入侵撤退到严州，施迁上海。抗战胜利后，在杭州复业。

许多宁波实业家还经营储蓄会和保险业。镇海人徐桴任浙江物产保险公司董事长。张忍甫任上海大国储蓄会杭州代理、上海太平洋人保险部杭州代理等职。秦润卿、王伯元经营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在杭州也有分公司。孙衡甫、俞佐庭创办的总公司设在上海的四明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杭州设有分公司。

[1]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第54、183页。

[2]金普森、孙善根：《宁波帮大辞典》第54、183页。

[3]娄继心：《杭州亨达利钟表店》，《杭州文史资料》第14辑。

[4]虚怀：《鄞县人经营的钟表业》，《鄞县文史资料》第3辑。

[5]陈惠民、娄继心：《杭州方裕和南北货商店》，《杭州文史资料》第14辑。

[6]宋宪章：《杭州奎元馆面店》，《杭州文史资料》第14辑。

[7]潘益民：《张忍甫与旧杭州“中央银行”》，《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8]尚其亮：《浙江兴业银行兴衰史》，《浙江近代金融业和金融家》，第41－43页。

[9]潘益民：《张忍甫与中央银行杭州分行》，《浙江文史集粹》经济卷下册，第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