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方案经市政府批准以后，我们实行干部能上能下，待遇有高有低。当时，干部都是终身制的。后来我改成干部两年聘一次，不称职的话不聘，下去当工人。实际上全国国有企业这样做是我们首先突破，再传到北方的，1990年以后又回到杭州，叫“破三铁”。
劳动合同制改了以后，1985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杭州中药二厂改成劳动合同制后获得成功，相信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能改。这篇文章总结了我们厂半年多来的实践经验。可是你知道全员合同制关系到多少人，当时政府部门里很多领导的儿女、姐妹、三姑六姨都在我这里。我的改革方案实施之后不知有多少电话打来骂我，他们说他们革命了几十年就是为了得到一顿安逸的“大锅饭”，说这才是社会主义，合同制学的是资本主义，是倒退。我想也不至于得罪那么多人啊！后来我在电话里说，这个我没办法的，都是市里批准的，全部改为合同制。
当时，我说我不想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单位，只是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不要像过去那样大错不犯，小错每天犯，工厂要发展，工人还是要招的，要重奖重罚。过去旷工迟到的很多，后来我们就规定全部电脑考勤，包括我，这个在中国也是第一家。1984年7月，我们花了很大代价购买电脑，制订考勤制度，迟到一秒钟罚款十元，那时候工资才五六十元。我说我不是要你的罚款，重罚的目的就是让你罚不起，罚不起才能按时出勤。当时我在大会上讲，厂长迟到也同样要罚，我不希望有人迟到，希望大家艰苦一到两年，我用两三年时间买五到六辆大客车，到时用大巴车来接送你们。
我们就是要这样通过改革来创造财富，来改善职工的生活。几个月以后，职工也习惯了，他们也觉得严格好，重奖重罚才能教育人，才能分出好坏。好的和差的奖金那时拉开两倍，突出的话还有特殊奖励。
我们有个女职工，早上骑自行车上班，在少年宫附近摔倒了，裙子都摔破了。后面一个本厂的员工看到她受伤了，就把她扶到医院去看病。这样一来两个人都迟到了，两个人都被罚款，电脑是无情的。这事情就在厂里闹开了，做好事也要罚款，这样还有谁做好事呢？我说按照规章制度罚款照罚，但是做好事这人要重奖，而且这个罚不计入电脑。这样对职工很有说服力，职工都服了。
重奖重罚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我们受到劳动部门的表扬，那时候来参观的人不计其数，北方的人来学习以后拿回去后称“破三铁”—“破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就是这样带出来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枪打出头鸟”，像我这样的“出头鸟”，早就遍体鳞伤了，但我不走回头路，一回头肯定给干掉了，而且我始终保护好心脏，我的心脏就是无私。
当时市场经济还没开始，工厂的产品都是通过医药站收购再卖给医院的，医药站跟你关系好的就进你的产品，关系不好的就不进你这个厂的产品，就算产品疗效再好都只能堆在仓库里。你改革，你去改好了，医药站可以不来收购你的产品，这个就叫计划经济。当时我们就想自己销售，开订货会，但这个是不允许的，在全国都是没有的。我们工厂直销后，省医药公司知道了，就全省通报，说中药二厂违反政策自己在卖产品。说来这些都是过去的怪事，省医药公司是企业，我们工厂也是企业，他们有什么资格通报批评我们？通报以后，我们在外的影响也就差了。后来我们就决定，不要去理他们，我们自己继续卖。市里也支持我们。从那时候起就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人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他们原料不供应给我们了（原来都是他们供应的），我们就自己组织采购，所以我们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培养了一支销售和采购队伍，全面进入市场经济。
当时杭州市发生过一件大事。那是1984年6月29日，经过市委市政府批准，我们厂7月1日要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改革开放实施方案。29日那天，我到医药局，向他们汇报这个决定，说后天我们中药二厂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改革开放实施方案，请局党委书记去给我们做一些指示。当时的党委书记冷笑一下说：“你今天来找我啦？我告诉你，我们党委已经有决议了，对你们中药二厂的改革不参与、不表态、不支持，你们后天的会议我们到时一个人都不参加。”这就是改革的阻力啊！我再三要求，局党委书记就是不肯来。我只有走了，当时也不敢骂，但我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来医药局了。当时全厂职工大会照样开，市领导宣布了中药二厂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
半年多过去后，改革的效果出来了，效益百分之几十地提升，职工的队伍管好了，产量质量也在稳步地提高。到了1985年的上半年，我接到医药局党委一个简报，其中一段话触目惊心，说中药二厂以改革之名，实为偷鸡，结果没有偷到鸡，反而蚀了一把米。这并不是针对企业，是针对我来的，他是想弄点舆论出来，好免掉我。我也不是这么好免的，我不跟他当面讲，也没有向厉书记汇报，更没有拿到市委市政府去。
收到简报以后大概两个月，杭州市政府召开了一个改革开放情况汇报会，300多人参加，两家改革试点企业汇报，还有两家企业做准备改革的汇报。那天在市政府老会议室开会，我第一个汇报。我坐在厉书记旁边，我问书记：“你要让我汇报说真话还是假话？”厉书记说：“汇报还有假的吗？当然是让你讲真话。”当时我就实话实说了，改革半年多来我们改革成效已经体现出来了，我们也在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改进工作。但是我到现在也想不通，我们杭州市堂堂的医药局简报上，说我们的改革是在偷鸡，结果是没有偷到鸡反而蚀了一把米。我实在是不理解，如果对我这个厂长有意见、不满意，你们随时可以把我免掉，我毫无怨言，但何必要挖苦我的改革是在偷鸡呢？这个改革不是我要改的，是市委抓的试点，这矛头是不是指向市委市政府？我认为不仅是指向市委市政府，实际上是指向小平同志，因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小平同志，你的矛头是直指小平同志，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都说成是偷鸡。
这个事情一讲以后，事情就闹大了。
厉书记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讲话？你讲这个话是要负责任的！”我说：“刚才是你要我讲真话的。”我把早已经准备好的那份简报指给厉书记看。厉书记看完后，一言不发。下面300多人，一下子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下来都能听见。最后厉书记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医药局撤掉！改革的时候制造阻力，撤掉！”这个会就开不下去了。厉书记说了“散会”，脸色很难看。他站起来，我才敢站起来，知道自己闯祸了。
我想走的时候，当时的常务副市长拉住我说：“你今天闯祸了！医药局撤掉是应该的，但以后谁管你水、电、煤？计划送哪里去，报表送哪里去？”他让我去找厉书记讲。后来我没办法，只好找厉书记道歉：“对不起，今天让你生气了。”我又说：“医药局撤掉是应该的，但是以后水、电、煤谁来管，好不好给我们成立一个行政公司负责统计报表？”厉书记一声不响。几天后，医药局就不存在了，改为医药公司负责统计及平衡水、电、煤的分配，原医药局的人、财、物管理职能划给市政府。
这件事在杭州轰动了。以后杭州市所有的局长都跑到各个厂里去，问那些厂长改革有什么困难，有困难跟他们讲。这样就在杭州带出了一个好风气，推动了杭州市的改革。这个就是杭州的魄力，撤掉就撤掉。杭州市医药局直到1990年才恢复。
改革拿数据来说话。1984年我们厂的销售额是2400万元，税收是300万元，员工700多人。到了1988年，员工为1000人，销售额猛增到1.7亿元，税收是2700万元。那时全中国制药企业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就只有我们杭州中药二厂，税收增加了7—8倍。本来这是世纪末的目标，可是1988年就完成了，4年时间，改革的效果就出来了。
但是好景不长，1990年提出全面治理整顿国有大企业，当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还不多。治了3年，也整顿了国有企业3年。到了1990年，厂里销售额不到1亿元，利润从2700万元跌到500万元，下降了80%，销售额跌了40%，所以1990年下半年我们坐下来“总结过去，面对现实，思考将来”。这就是国有企业当时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