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临安作为一国之都，众多国家遣使京城，或“间岁入一贡”，或“数岁入贡”，或“五年许一贡”，四夷朝贡，往来不绝。

宋廷设有从事外交事务的官员，还有负责接待的部门，相当于今之国宾馆，时称为班荆馆、怀远驿、都亭驿等。

宋廷对于各国来宾接待规格有若干区别。皋亭山下设立班荆馆，直说了，也就是为接待金国与后来的蒙古来使设立的宾馆。

那么，同为国宾馆，何以要区分怀远驿与班荆馆呢？

据《乾道临安志》载，班荆馆在距临安约五十里的赤岸河南（今杭州皋亭赤桥），用于接待金国来使与赐宴之处，凡有金使来临安，必先到此安顿。

赤岸河为浙西运河支流，通高塘、横塘诸河，离临安三十六里（今赤岸桥），离京城较远，既是国宾馆，为何不设在都城内，便于贵宾进宫入觐皇上，或者，就近到街市购物、湖上游览，偏要设在远离城区之地？

其实，此举宋廷是煞费苦心的，才有了班荆馆与怀远驿之分。

怀远驿，执掌外交事务，对各国朝贡使，有“怀远以德”之意，归属礼部。所在地称怀远坊，在御街东，为南宋接待外国使臣的下榻之地。

另一个国宾馆，称“都亭驿”，在皇宫附近的候潮门里泥路西，也是一个接待外使机构，称客省或四方馆。

客省在皇宫东华门北（今凤山门附近）。

据《宋史》载，都亭驿“掌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夷朝觐贡献之仪，受其币而宾礼之，掌其饔饩饮食，还则颁诏书，授以赐予”等。设了个官位，叫“四方馆使”。《咸淳临安志》载“客省四方馆使皆掌收诸朔旦正至表及大礼贺表。”

不难发现，无论是怀远驿，还是客省、四方馆，为接待友邦使节。

但是，金国与后来蒙古派来的使臣，虽也是外使，但他们对宋国虎视眈眈，宋廷不敢得罪，也必须以礼相待，只好下榻在离京城较远的赤岸桥了。

处理与金国或蒙古的部门，叫做“国信所（注）

金国对南宋构成军事威胁，由此，宋廷特别重视国信所。

绍兴十三年（1143），金国使节前来贺皇帝正旦，国信所差遣使臣三员沿路赐御筵，“一员于平江府排办，一员于镇江府排办，一员于盱眙军排办。”

绍兴二十九年（1159）：“每遇大金使人到驿，告觅物色。大金使人在驿打造银器”等均由国信所操办。所需之费皆由国库支付“。每北使至馆，即出内库钱万缗，付都亭驿。遇使人市物，随即取偿，自是以为例。”（《系年要录》）

对金使招待稍有不周，国信所主事者就会受到惩处。

绍兴二十年（1150）朝廷下令，所有接待金使官员务必“躬亲行事视，并要排设丰洁，不得减克料例，仍令国信所主管官依条抽阅点检。”稍有怠慢，“应干主办官吏等重惩于法。”（《宋会要》）

绍熙二年（1191），金使贺重明节（光宗帝生日），馆伴使（倪思）详尽记录了金使自九月一日抵达赤岸后，直至十五日在赤岸辞行，前后十五天的活动，包括双方首日在赤岸班荆馆的会面：

次日，入临安城都亭驿的安顿，并以酒食招待；

第三天，前往垂拱殿朝见宋主；

第四天，给宋帝上寿（祝寿）；

第五天，陪同到天竺寺进香，宋主在冷泉亭赐宴；

第六天，在玉津园躬射；

第七天，到浙江亭观潮等活动。

金使在京城行程

金使觐见宋帝后，在临安逗留数日，由馆伴使陪同，游览西湖或到钱塘江观看大潮，宋廷则不断赐以酒果、沉香等礼品。

在金使迎送礼仪上，《宋史》均有记载：北使（金国使臣）来京，必先在距临安府城五十里赤岸河班馆暂息，由朝廷派伴使在班荆馆设宴款待。

次日，坐舟至北廊税亭（今武林门）稍息，茶酒招待后，骑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赐褥被、钞锣（即洗器），等候召见。

宋帝赐沉香、乳粮、斋筵、酒果后，由兵部侍郎邓千里陪同游西湖，至孤山林和靖祠时。金使忽问：“林公（林和靖）当过临安知府吗？”邓笑而不答。

晚上还要招待看戏。

金使若要到临安街市购方物（土产），统一由都亭驿支付。

为此，凡金使到临安前，朝廷内库先拨一万缗给都亭驿。

对于金使迎送礼仪（《宋史》“金国聘使见辞仪”载：北使（金国使节）来京师，必先在距临安府城五十里赤岸河班馆暂息，由朝廷派伴使在班荆馆设宴款待。

次日，坐舟至北廊税亭（今武林门外）稍息，茶酒招待后，骑马入余杭门，至都亭驿下榻，赐褥被、钞锣（即洗器），等候召见。

如遇正月朔旦，朝贺礼毕，皇上派官员在都亭驿赐御筵。

宋使奉旨劝酒，酒过九巡。

三日，客省（相当于外务部）签赐酒食，赐酒果。

四日，赴玉津园宴时，命诸校善射者伴之，皇上赐弓矢，酒行乐作，伴射官并射弓箭，副使射弩。酒九行，退。

五日，大宴集英殿，尚书郎以上官皆参加。

六日，朝辞退，赐袭衣、金带、大银器。

临安府送赆仪（赠路费礼物），复遣执政官就驿赐宴。

金使告辞时，再赐宴相送，并密送金银等珍贵礼物，然后，才由接送伴使礼送使节出国。

临行前一天，皇上在集英殿设宴饯行，然后，遣使送至班荆馆，金使北归。

接待金使所费甚巨，“自到阙朝见，宴时、朝辞、赠金，正使金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衣各三袭，金带各三条，都管以上使节赐银四十两，中下节各三十两，衣一袭，涂金带一条。”

如遇正月朔旦（大年初一），朝贺礼毕，皇上派官员在都亭驿赐“御筵”，官皆参加。晚赴解换夜筵，伴使、北使皆亲劝酬。

次日，加赐龙凤茶、金镀银盒。乘马出北阙登舟，宿赤岸。

又次日，复遣近臣押赐御筵。这样，从进京到离京，约十天左右。

金使告辞时，再赐宴相送，并密送金银等珍贵礼物，然后，才由接送伴使礼送使节出国。

宋廷对于金使沿途的行程，诸如，舟船、人员、设施、食宿等均有周到安排。

《云麓漫钞》记载：“金国每年贺正旦使、生辰使，所过州县，日有顿，盱眙、镇江、平江、赤岸有宴。”

不难窥探到，宋国对于金使招待惟恐不周，耗费巨大，非同小可。

金国使臣回国，宋廷遣使送行，称之“送伴使副”，多为原接伴使副充任。

绍兴十五年（1145），金使要求更换接伴使，朝廷允之。

《系年要录》载：“朝廷任命吏部侍郎宋之才、宣州观察使知閤门事康益充送伴使副。旧例接伴使别就充送伴，至是以金使有词，故易之。”

送伴使副要将金使一直送出境，至过界处，并与使臣依礼惜别。

绍兴和议后，宋、金二国以淮水为界，送伴使与金国使臣一同登舟下水，在船中，接伴使置酒相送，酒过三巡，才依次送别（“舟中与伴使置酒，三行而别”）。

当然，宋国对金使礼仪，也昭示了双方的军事实力，例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金军完颜亮侵宋大败，宋国人心为之一振，有望改变过往屈辱地位。

宋廷准备修改旧仪，包括接待规格、朝见宋帝、交接国书仪式等。

三月，金国报登位使副高忠建等人到达临安。

宋廷命馆伴使徐吉、副使孟思恭与金使磋商，“臣等先与北使副（金国副使）议上殿礼数，及将进书客省接书仪范，凡三次说谕北使，张景仁（金使）云都理会得，已将所议节次奏闻。”

未料，金使上殿后，突然变卦，坚持要按旧仪，引起混乱。

幸好宰相灵机一动，说道：“馆伴在馆所议何事？”

馆伴徐吉径直上殿，接过国书以进，化解了僵持局面（《宋会要》）。

注：国信所,宋景德四年(1007)置,全称为“管勾往来国信所”。掌接待契丹使臣及遣使契丹之事。设管勾官二人,以内侍都知押班充任。南宋避高宗赵构名讳,改称“主管往来国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