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之女。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国家级教学名师。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1985年留校任教，多年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
主要学术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曾在哈佛大学等海外多所高校讲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其开设的“中国古代史（下）”“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宋代政治制度史专题”等课程深受广大师生的好评。2016年9月担任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问：您研究历史、从事历史教学已经三十多年了，您觉得什么是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所最需重视的？
邓小南：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诱导我们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是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也正是历史学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材料（史料）”与“议题（问题）”，是历史学者终日涵泳于其间、终生面对且尽心竭力处理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水平的高下，正是取决于论著者对于“材料”与“议题”的把握方式。在各学科体系重组、知识结构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希望求得实质性的学术突破，而不是满足于用语、词汇的改变，必须从议题的厘清与选择、从材料的搜讨与解读开始。
有不少学者指出，好的问题，是成功研究的开始。所谓“问题”，可能从个别疑惑、点滴体悟中产生，却不是零碎想法的堆积。真正有意义的议题，要经过沙汰梳理，在材料的基础上，体现出逻辑的指向。所有宋史学者，在研读过程中，大概都不可避免地遇到赵宋王朝所谓的“祖宗之法”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论题，宋代史料中有“迸发”式的涌现，近千年来有不同程度的关注与评说。1986年，先父《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一文发表。其后，我在历史系开设《宋辽金史专题》课程，曾经准备讲授有关“祖宗家法”的内容。备课中我才发现，相关问题像纷繁叠套的纽结，牵涉广泛，凭自己的学力尚无法解开。从那时起，这一问题便总是盘桓在我的心头。直到2006年，《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一书才在三联书店出版。书中，我试图将学界讨论多年的“祖宗之法”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既观察当时的“说法”也观察其“做法”，进而从整体上观察宋代的政治生态环境。
学术前沿，一类是新的材料，还有一类就是新的学术研究，包括学界的论文和专著。这些内容其实都很多，如果让学生自己去看的话，不啻于“知识爆炸”，想把握住很难。我们要向学生介绍哪些是应该优先阅读的学术精华。我介绍的可能是数十年以前的经典，也可能是这些年的新成就。对于学界的新观点，我经常会提醒学生思考：新研究为什么会得出新的认识，是因为有新材料，还是因为有新的思考角度呢？
问：在处理材料和议题的锻炼中，学生的能力会得到哪些方面的提高？
邓小南：一年级的时候我们会让学生对一些学术经典进行缩写，如果原著是三十万字，要用三千字把它写出来。这就要有一个把握的功夫，必须真正理解了那三十万字，才能写出这三千字来。专题课上，我可能会让学生写综述，若干著述都讲这个问题，他们分别是怎么研究的，各自的长短是什么，如果你研究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办？这样就又往前走了一步。到三年级的时候，学生就要写学年论文，用五千至八千字写一篇小论文，这就是综合能力训练了。四年级会有毕业论文，学术上的要求更高一些，也是对四年的知识与能力的一种总结。
历史系大概有一半学生继续读研究生，另一半就投入到各行各业之中了。历史学训练的处理材料的能力不光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工作能力的体现。你去当秘书，要找材料、处理材料；你当领导，也得大量审阅、处理材料。很多工作实质上都是处理材料，而且从历史中也能学到经验和思维方法，所以我觉得历史系的学生干实际工作还是很有优势的。我自己的学生，不仅有当教师的，也有搞新闻出版的、做公务员的、开公司的、办实业的，干什么的都有，各行各业都有非常出色的。
问：您作为一位历史教师，认为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最需要避开哪些误区？有什么教学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邓小南：首先不能把历史弄成死记硬背的东西，历史是一个需要感悟的学科。过去我曾经在一个中学代课，但教的是政治。我发现那里的历史老师竟然能教的学生不喜欢历史，觉得很奇怪，就有跟她换换，让她教政治我去教历史的冲动。我觉得历史天然就很能吸引人。小孩儿都是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不就是历史吗？没有不喜欢听故事的孩子。为什么当这些故事连到一起，就变成一个枯燥的学科呢？我特别不能理解。
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脉络，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脉络感。我们虽然是一段一段的讲历史，但最终目标却不是把历史切成一块一块的豆腐块，然后让学生抱着一堆“积木”回去。所以，讲完一章或者一个段落之后，我都会让大家回过头去想一想。历史上有很多重大的变革，从延续的角度，我们要知道哪些因素对历史的演进和变迁发生了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前期的制度调整或再创了，是来自于什么推动力，对后期有什么影响。
问：近些年“国学复兴”的口号非常响亮，越来越多人对历史学产生兴趣。您会鼓励那些学生从事一些大众史学方面的工作吗？
邓小南：我觉得受过历史学学术训练的人要积极介入大众历史、大众史学，而不能自以为是地清高、不掺和，不掺和就是把阵地让给别人了。以前可能会觉得做大众史学是在自贬身价，我觉得应该改变这样一种观念。在台湾有些人就专门做这种大众史学，做史学的普及教育，并且都是一流的学者。但是大陆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成型的圈子。
我觉得，教历史就是要发挥它本来就能吸引人的那一面，还有它厚重的一面。学生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有的人可能对生活感兴趣，从而很关心古人穿什么衣服，怎么走路；有的人对皇帝、对政治感兴趣，喜欢研究怎么治理天下国家。不管哪方面的兴趣，都可以从历史里面找到相应的材料，或者说，历史都会对你的兴趣有所回应。另外，不管你的兴趣点是什么，历史都是一个厚重的东西，因为丰富的积淀而无比厚重。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灵魂，有它自己的根。这种灵魂或根，就是从这些厚重的东西里面呈现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本身浑然天成的特质。
2016年于文研院“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国家秩序”座谈会
邓小南：历史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提法凸显出来的内容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到武则天，我们会说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现在的女性研究者也很为之自豪。但是，女皇帝是否就意味着女性政治？武则天有没有可能突破当时整体的秩序框架？我觉得，如果武则天当年有办法的话，她一定会把她的性别改掉。一个事实上并不愿意接受自己女性身份的女皇帝，如何能实现真正的女性政治？我的目的就是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些常见的历史问题。
历史学就是要用史料来说明问题，但光有史料也不行，要有逻辑的贯穿，要有问题意识的统领。这些年发现了很多新的史料，比如新出土的帛书或竹简，这些材料如何解读，进一步还原历史，都有内在的逻辑性。我们也应该把新的考古发现及时介绍给学生，让他们知道学术前沿的情况，也培养历史思维的能力。
对于同一个问题，这位先生这样认识，那位先生那样认识，在课上我会启发学生思考其中的异同。讨论课上，把学生按照他们不同的观点分成组，让他们充分准备之后，各抒己见。学生讨论往往是此起彼伏，非常踊跃。有一些东西也会阐发的很深，正常上课不可能讲到的细致内容都提出来了。可以看出，他们在课下看了很多东西，真正动了脑筋。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有一些比较简单，我就会提醒他们到什么地方去找工具书、查资料，自己去寻找答案；有的问题我会肯定，说提得不错，但还要进一步让大家讨论应该如何解释。我想，所谓的创新能力首先是提问题的能力，通过不断的追问，就能把比较表层的问题通过逻辑的延伸进行深化，这其实就是创新的前提。
邓小南：从根本上说，历史学是一门注重反思、注重辨析与评判的学问，其意义不能止步于鉴赏与弘扬。学人对于史实的不懈追索，对于既往的殷切关注，重心不仅仅在于纷纭斑驳的“说法”；其“核心关怀”凝聚在对于趋势、道路的探求，对于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的洞察。真理自实践而来，靠实践检验。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正是这实践的过程；世间的创新，也是在不断“试错”的实践中完成。学习历史，不是寻求回应现实的百宝箱，而是经过实践的萃取提炼、认知的累积升华，得以启人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