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转折年，也是我父亲吴益逊一生中最跌宕起伏的一年…… 调往市府 1948年国民党实行新宪，决定撤销浙江省监察使署，时任监察使署秘书的父亲于8月，在浙江省监察使署停止办公后，即应市府秘书长徐雄飞之邀，调往杭州市府担任秘书工作。市长周象贤虽与父亲素昧平生，但却决然留用，并聘为顾问，派为市财政委员会委员，担任财政税务方面的文稿审核，成为市府要员。 徐雄飞，江苏江阴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省训团教官，后任松阳县县长。抗日战争时期，父亲在方岩省财政厅任科长时，与其相识相知。1948年9月，中共地下党员余森文潜入国民党政府内，徐雄飞被中共物色为国民党市府的内联人员，让其联络国民党官员，相机起义，做好解放杭州的准备。 1949年1月，周象贤卸任了，继任市长任显群是国民党省党主席陈仪的人，此人思想比较开明。徐雄飞和父亲等都被选中留任，父亲被提升为主任秘书，并被聘为省府参议。同时还接收一批浙江大学学生到市府工作。在此期间，徐雄飞向父亲介绍了许多解放区的情况，给父亲看了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大概内容是：国民党的大小官员们，只要保护好财物、档案，听从接管，可以量才录用。在这个政策的感召下，酷爱家乡的父亲，选择了留下。 有一天，徐雄飞与父亲试探着问任显群市长：“局势发展，市长作何打算？”任显群表示：“国民党这样下去是要垮的，但我又不好因此背叛党国……”对父亲与徐雄飞的发问并没怪罪，谈话中看出他愿意与杭州解放。这对日后中共地下党工作的顺利进展是有利的。 1949年3月，国民党省党主席陈仪因亲共被国民党当局撤职，并以“勾结共匪，阴谋叛乱”的罪名秘密逮捕。任显群也因与陈仪的关系，辞职离去，情况发生了不利的变化。继任市长俞济民与祖父认识，在父亲面前以长辈自居。他虽当过警察局局长、县长，但对于当市长却毫无经验，一到任，就留用徐雄飞与父亲等前任人员，同时提升父亲为财政局局长。当时，国民党临近垮台，物价飞涨，财政不能平衡，在这个节骨眼上，接任局长是有很大的压力的。于是，父亲婉言拒绝，称自己水平有限，无能接此重任，且祖母不希望他当头儿、脑儿。俞济民却坚持说：“我会去说服她的……”同时，徐雄飞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暗示父亲接任局长职务，以利于日后财政交接工作。就这样，父亲成为国民政府杭州市的最后一任财政局局长。父亲和徐雄飞等的留任，使得中共地下党的工作未曾中断。 决意留下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北平、天津、济南等大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南京中央各机关职员和家属也开始纷纷向南溃逃，每天，经过杭州的络绎不绝。这期间市政府内，市长也动员高级职员，将家眷送往宁波，择日乘船去台湾。见父亲与徐雄飞秘书长没有动静，一天，市长俞济民在办公室里劝父亲和徐赶紧将家眷送宁波，并说他家房子宽大，可以住。父亲婉言道：“家属人多，不敢因此连累您，我单身行动便利，家属执意要回原籍去……”俞济民听后又劝道：“将家属送宁波，是上面的命令！看在大家都是老同事的面上，我又不好强做……”父亲与徐雄飞佯装领情，其实他们早已决定留下，迎接杭州的解放。
发放银元 国民党面临垮台，物价飞涨，税收不起，财政局库存空虚。这一时期，市府财政是处在入不敷出的状态。市属员工的薪水两个月未发，纷纷请求秘书长解决。徐雄飞暗示他们，向俞济民市长请愿。俞慌了手脚，急找父亲与徐雄飞商量。俞济民问父亲：“凭省党主席的批准，可否向中央银行提取到现金（银元）？”父亲回答：“只要市长出马，省党主席批准，是可以拿得到的。银元是实货，是解决问题的。”父亲即拟稿，以库空不济、薪况无名、应变需费为由，提请市长俞济民签报，省党主席批准。父亲拿着领据，备车，带了卫兵去中央银行，随车的还有市府的职员代表。只允许父亲进入金库点款，提到银元五万枚。提回来后，放在圣塘路市府内。由市长指定，父亲和会计主任杨某某，凭市长批准名册，发给员工每人银元14枚。自来水厂员工本来是没有的，经再三要求后，每人发给8枚。为使银元尽可能都发放到员工手里，父亲每天去市府料理此事，余款每天晚上由专人看管，每天上、下午，收付存报表，由父亲、杨某某签字，一式两份，最后余1万枚，被俞济民带走。发放的报表，于解放后上交军管会财经部。这次请愿发放银元后，市府中、下层员工，成立了“员工联谊会”，这个组织中有中共内联人员参加。联谊会表面上只是办理一些员工生活上的事，实际上起着稳住人心，共同保护公有财物，迎接解放的作用。 
▲1948年，物价飞涨，成袋的法币被抬下汽车 设法留下征册 4月30日晚，市长俞济民邀集局长、处长及区长，在市府湖亭召开应变会。俞济民宣布：“局势紧张，准备撤退！”会上决定：（1）印信要带走（按规定遗失印信是要办罪的）；（2）凭市长手令，提市金库库存；（3）人事部门名册要带走；（4）会计账册要带走；（5）军事科的枪械、弹药要带走；（6）地籍图、征册等重要册籍要带走；（7）将重要的档案带走。会前，徐秘书长就将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告诉父亲：财政局的征册要设法留下。于是，在会上，父亲就以地价税征册太多，携带不便，征册可以重造，地价税、营业税征册每年重编为由，主张不带，俞济民同意了。就这样，父亲机警地留下了财政局的征册，为日后交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会后，父亲回到财政局，将整理保管档案、征册的任务交给秘书黄某某和总务科科长刘某某，再由他们布置到各科室，并告诉他们，下一步行动等局长通知。 5月2日，父亲接俞济民电话，说他要走了，再一次催促父亲和徐秘书长：“你们可以赶紧走了，否则来不及了！”并且告诉父亲：“财政局有汽车，你到时候坐这辆车走好了。”命令他们必须在2日晚上之前撤退到钱塘江南岸，因为要炸掉钱塘江大桥。父亲和徐雄飞沉着应对，脱身隐匿下来。 徐雄飞即于当天下午邀父亲赴市府，召集各局、处负责人开会。告诉大家，恪尽职守，维持日常事务。因市府印信已被俞济民带走，用秘书处印信代替。参加此会的大多是参加上次会议的人。其中工务局局长俞某某已携带印信到宁波去了，此会由技正盛某某参加。会计主任杨国纲跟俞济民一起走了，此会由会计裘某某参加。军事科科长朱承德带着自卫队走了，此会由一个科长参加。另外还有上城、下城两个区长参加。父亲又于会后回到财政局，将情况告诉黄某和刘某，叫他们将档案保管好。笕桥等郊区的征册，放在外边不安全，全部集中到局里，以免失少。 
▲20世纪30年代杭州市街西湖全图 完整交接 5月3日中午，局内人员都回家吃饭了，父亲与谢某在局内，本想到谢家休息，但当时解放军还未进城，估计不到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父亲和谢某将大楼的门加锁，大楼后的办公室也设专人看管。出局后，遇到财政局的驾驶员，听说解放军已到白堤休息，即打电话到市府，正好徐秘书长在找他们，他在电话里说：“解放军已到，即赴圣塘路市府！”父亲和谢某赶到圣塘路，见市府门口已有解放军守卫，问之情况后，放父亲和谢某进去。徐秘书长等人正忙着和解放军接头事情，后来解放军需要车辆，就收了财政局这辆汽车，由解放军出具收条（于接管时上交）。当天傍晚，腾海清军长到达，接见了父亲等人，叫他们配合行动，等待接管。 5月3日，解放军进城后，秩序大定，不数日，军管会成立，军管会谭震林主任对徐雄飞和父亲等人的工作深表嘉许，听取民政处处长洪某汇报，并接见了市府各单位负责人，后又决定财政局的接管工作归财经部，父亲与谢某就往财经部联系，由张秘书长接见，次日，即派财经处宋德甫处长到局接管，接管办法是：让父亲接受前任吕某的移交手册，和实际档案、财产核对，没有缺少，接管册一份由父亲保管。其后军代表宣布成立军管会杭州市财政局，父亲任局长，局内人员全部留用。5月底，杭州市人民政府财政局成立，宋德甫任局长，原市府秘书处各科室则由民政局等有关单位接管。 余森文任军管会交际处资料室主任，父亲和徐雄飞、黄某、谢某等6人为资料室研究员。6月，徐雄飞、父亲等人被派接收工商报社（商办报社），徐任社长，父亲任副社长，后任主笔。11月底，报社奉准停业，父亲、徐雄飞一起被安排在民政局领导的杭州人民福利社工作，后徐调往北京。 这就是父亲的1949年，他为这座城市所做的特殊奉献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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