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西湖边的才情，我们自然首先想到苏东坡，因为论对西湖的歌颂和赞美，那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若排第二，无人敢称第一。即便不说东坡，也还有那行走在钱塘湖边的白居易，怅惘在西泠桥边的苏小小，西湖边，历来是不缺乏才子才女的。 可才情二字，情更珍贵难得，所以，还是让我们从柳浪闻莺一处开始吧。 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的春夏之交，西湖东南一线的勾山樵舍，一户家薮渊博的人家传来弄瓦之喜。这位小姐自出生后就聪慧无比，博闻强志，一看就是才女，她叫陈端生。 
陈端生 陈端生因为父亲任职的缘故，曾在多处居住，可无论走在哪里，总会想起家乡杭州的天堂美景，想起西湖的无二韵致，想起勾山樵舍美好的孩提时代。18岁那年，陈端生住在北京，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身在笼中的金丝雀，无聊异常，偏偏此时又想起西湖的水光山色，于是静坐窗前理愁绪，为赋新词强说愁。 18岁的陈端生开始创作长篇弹词体著作《再生缘》，这一写就是16卷60万字。 23岁那年，陈端生嫁给淮南学人范秋塘，就好比早年的赵明诚与李清照一般恩爱相知。可婚后六年，祸从天降，范秋塘被卷入一场科举作弊案，最后被发配新疆伊犁。 从此与夫君人天两隔，虽有鱼雁传书，但陈端生心伤魂杳渺，肠断意犹煎，再也没有继续创作的动力，而没过多久，最亲爱的母亲也过世了，陈端生万念俱灰，几近连活下去的支撑都找不到了。 母亲汪氏是云南大理府知府汪上堉之女，而《再生缘》的女主人公孟丽君嫁给了云南总督之子皇甫少华，可见母亲对陈端生的影响之深。 如此一搁笔就是4年，而《再生缘》的结尾也迟迟没有续上，直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亲友劝说下，陈端生“重翻旧稿增新稿，再理长篇续短篇。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可笔在手中，却不知如何画上句号，若是结尾写成团团圆圆，可夫君远在伊犁，情何以堪？若以悲剧结尾，又恐一语成谶，如何了得？陈端生左右纠结，落笔迟疑，虽强打精神，也仅续到第17卷，离自己原先目标还有三卷之遥。 1796年，陈端生患上不治之症，年仅46岁即撒手人寰，《再生缘》竟成无终缘。 造化弄人的是，陈端生前脚刚走，夫君范秋塘就因为大赦获准归家，怎一个可惜、可叹了得。也许，陈端生的人生，本来就跟她创作的空前绝后的弹词《再生缘》一般，是一曲不能终局的悲歌，若要听完，只能来生了。 《再生缘》主要描写了元代昆明才女孟丽君的故事，孟丽君因为才高貌美，被云南总督皇甫家和豪族刘家争相聘娶。孟丽君大胆抗旨拒婚，女扮男装，离家避难。虽为女子，却丝毫不想在男人的世界里扮演配角，很快她进京应试，得中状元，官至宰相。在朝中，孟丽君与父亲兄长同为朝臣，未婚夫皇甫少华也成了她的门生。后来女扮男装之事暴露，皇帝本想重责，可一见孟丽君貌美，就想逼她为妃，孟丽君机智周旋，得以幸免，最终，与皇甫少华成婚。 这样的结局，如此圆满，自然不是陈端生晚年所写，而是清代另一位女作家梁德绳与丈夫一起给《再生缘》所续的最后三卷大结局。至于陈端生是不是这么想的，已经不得而知了，或许她的少年时代、新婚时代还是吧。两百多年来，女状元孟丽君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一代才女陈端生与她未完的《再生缘》在两百年后，仍然让人魂牵梦萦、幽思频发。 郭沫若1961年两次探访勾山樵舍，并感慨赋诗：“莺归余柳浪，燕过剩松风。樵舍勾山在，伊人不可逢。”黄莺鸟走了，只剩下书生柳浪，樵舍还在，可陈端生已久远。不过那段细腻的旷世才情，会永远停驻在西湖的岸边，因为那里是陈端生梦起的地方。 如果要评一个陈端生的“异代知己”，非国学大师陈寅恪莫属。1953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开始听读《再生缘》，第二年就写下《论〈再生缘〉》。当时很多人费解，一个国学大师，不去研究历史上的大事大人物，却钟情于一个不是很知名的女作家和之前没怎么听说过的一部什么弹词著作，十分费解。 陈寅恪也不怕被人讥笑，竭尽全力推崇《再生缘》的文学与史学价值，称其为“弹词中第一部书”，说其艺术成就不在杜甫的七言排律之下，甚而可以和希腊、印度著名史诗媲美。而这一点也很快获得了学界与世人认可，郭沫若甚至将《再生缘》与红楼梦并称。 如果条件允许，陈寅恪一定是想来杭州的，因为在九溪烟树下，父亲陈三立和最尊敬的大哥陈衡恪（即陈师曾）长眠于此，还因为这里就是陈端生的故乡。 除了才情充盈，西湖十景的覆盖范围内，似乎也从来不乏气节，无论是曲院风荷掩映下的岳坟，双峰插云拥抱中的于谦祠，南屏晚钟陪伴着的张苍水墓。更不必说那北山与孤山一角，似乎就是专门为气节而生的。 
秋瑾 在西湖北线缓行，行者武松之墓，革命志士陈英士策马之像，鉴湖女侠秋瑾之墓，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他们的故事自然无须我们赘述。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另外一种气节，他们的气节，不是因为如武松和秋瑾那般的“有为”，而是因为“无为”。 有时候，敢于放下，更是一种气节。北宋诗人林和靖，才高八斗，却性喜恬淡，不求高官。畅游江淮，隐居西湖，结庐孤山，大概是他这一生最好的旅程和归宿。 终日驾小舟遍游西湖湖山寺庙，足迹20余年未踏及杭州城里，绝不是一般的矫情隐士所能淡然处之的。 林和靖一生爱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写尽了梅花的风韵，古往今来写梅的诗句，无出其右者。 
林和靖 林和靖又爱鹤，所谓梅妻鹤子，说的正是他。他曾养一只仙鹤，取名“鹤皋”，每逢泛舟湖上时，就嘱咐家童，若有有品位的客人来访，就开笼放鹤，这样他在湖上望见仙鹤翱翔升空，便知有客人来访，立即归舟返程。他死后，葬在孤山北麓，传说那只仙鹤也就在墓前悲鸣而死，人们将它葬在主人的墓侧，名为“鹤冢”，不久，梅树也跟着枯萎了。元初，一个盗墓高手挖开了名人林和靖的墓，墓里面只有端砚一块，玉簪一枚，如此而已。更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个盗墓高手，居然还是个和尚。 事情往往在对比中才显出真章，本该隐修的和尚去盗墓，能去求官的才子竟隐修。我们强烈地谴责那个和尚，也真诚地尊重林和靖的选择。 到明代，于谦修复了林墓，并补种了数百株梅树，还专门建造了一个“梅亭”。当时还有一个叫陈子安的杭州人，觉得光有梅没有鹤的话，再好的戏也出不来，于是就买了一只仙鹤放在孤山，又专门建造 了一个“鹤亭”，以配梅亭。后来这两个亭子都因为年久失修而倒塌了，到了明朝嘉靖年间，钱塘县令 鹤亭旧址重新建了一个“放鹤亭”，但梅亭，却再没有重建起来。 隐逸，往往代表了一种气节，而杭州，历来是文人隐逸的首选，如果说中国古代的文人始终都难以在隐居的时候摆脱对世俗的欲望，那么在城市中隐居，在喧嚣中体会宁静，就是一种平淡的境界，是一种灵活的妥协，这大概也是古代文人为何如此钟爱杭州和西湖的原因吧。你既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感受到世俗的繁华和享受，也能在宁静的西湖湖面和朦胧的水光月色中感受心情的放松和隐逸的味道，一举两得。当然了，这样的宁静不光文人喜欢，达官贵人也 自然是极喜欢的，比如花港观鱼。 花港观鱼原来叫作卢园，是南宋大宦官卢允升的私家别墅，自元朝而后就已颓败。康熙南巡 题名后重建，但位置却从大麦岭迁居映波、锁澜二桥之间。咸丰年间又毁于太平天国的战火，同治年间重建。 “同光中兴”之际，花港附近的私家园林小万柳堂、陈庄、红栎山庄等也如雨后春笋般生出一大片。 小万柳堂，早先是无锡廉泉与其妻吴芝瑛所建，所以又名廉庄，这大概就注定了小万柳堂从一开始就会与气节有剪不断的关系。 廉泉夫妻二人生在晚清，但思想活跃，结识了苏曼殊、徐锡麟等不少革命党人，后来还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吴芝瑛更是与秋瑾一见如故，义结金兰。 秋瑾遇难后，吴芝瑛遵照秋瑾遗愿，将其安葬在西湖西泠桥畔，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女士之墓”，并在小万柳堂内建“悲秋阁”以示纪念。吴芝瑛还为秋瑾写了多副挽联，其中一副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志未酬，香已消，秋风秋雨山阴道；义结金兰，情同手足，妹荣归，姐耻在，切齿切骨万柳堂。 后来，小万柳堂转让给了富翁蒋国榜，又随主人之姓，改号蒋庄，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名字了。 蒋国榜，南京豪富，民国时期桐油业大亨，也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蒋国榜重金购得小万柳堂，将母亲接到此处养老。1950年又把恩师、国学大师马一浮也接到蒋庄，安度晚年，马一浮在此著书立说，一住就是16年。 马一浮，一个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当代朱熹”的一代儒宗，他的到来，就像春雨之于万木，点化了小万柳堂，提升了花港观鱼。点化和提升它们的，是马一浮身上的那种气节。 马一浮自清末民初就寓居杭州，身在陋巷不改其乐，潜心研究儒释道，被丰子恺誉为“当代颜渊”。 
马一浮 1912年民国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聘先生为教育部秘书长。到任十余天，马一浮就跟蔡先生提出“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回西湖”，辞去高位，再回杭州。 4年后，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邀马一浮任北大文科学长，马一浮婉拒，其中八字电文“古闻来学，未闻往教”引发些许争议，有人说马一浮矫情，有人说他清高。后来，这一职位给了陈独秀，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 1924年，东南五省联军统帅、驻扎杭州的大军阀孙传芳因仰慕国学大师前来拜访马一浮，马一浮自然不见，家人说，以人不在家为托词吧，可不能得罪这群当兵的，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何况，是大军阀主动找上门来。可马一浮却断然告知家人说：明确告诉他，我马一浮人在家，就是不见。儒家说到底就是要有这份清高，要有这份气节，可他们又不等同于全然的隐士，当抗日烽烟一起，马一浮则毅然出山，为浙大作讲座、写校歌，为蒋中正办书院，谋复兴。 而他们的清高，更是分别对象的，因为曾几何时，马一浮又与前来拜访的李叔同及其弟子丰子恺相谈甚欢，与梁漱溟、熊十力彻夜长谈，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正是这个道理。而道义和气节，正是儒家所最看重的。 今天，当我们信步花港，聊以观鱼时，如果想到五六十年前，一代儒宗马一浮曾在此常住，会不会觉得，花港的水更清澈透亮了一点，花港的鱼更灵动活跃了几分呢。
文章原名《十景中的才与气》，稍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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